十年砍柴:曼德拉给人类留下什么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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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12月06日讯】2013年12月5日,曼德拉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与世长辞。

这个消息并不令世人震惊。毕竟,他已是95岁高龄的老人了。而且在今年7月份,曼德拉已进入病危状态,他的家人、南非国民乃至全世界尊重他的人,对这位伟大老人离开人世的那一天到来,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

哲人已萎。曼德拉的生前,被誉为这个世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品德与贡献得到了世人的公认。然而,他对他的祖国和整个人类所作出的贡献,他的伟大价值,要在其死后是岁月里,让时间来做更为充分的证明。

曼德拉给人类留下什么遗产?

他为了反对种族隔离被白人当局囚禁了27年半,他的不屈服鼓舞了千百万人支持和参与民主、平等、自由事业;他走出监狱后以博大的胸襟、开阔的视野、无私的品德、坚韧的意志和高超的智慧促进了南非种族和解,避免了一个国家陷入流血漂杵的境地。

这些是他的事功,不是他留给人类最珍贵的遗产。如果以政治上的事功而论,他不是20世纪最突出的。论战功,他不如“二战”时率领千军万马打败法西斯的某些统帅;论在位时间长短,他只当了5年总统,远远比不上那些当了几十年国家元首直到停止呼吸;论治理国家的版图大小和人口多少,他比不上好些亚非拉国家的领袖。

然而,那些事功看起来比他更突出的政治人物,所能赢得的尊重远不如他。,曼德拉以他的人生轨迹告诉世人:

权利是要争取的,争取权利必须付出牺牲,这些牺牲包括自由与生命;

为人民解放做出牺牲的领袖,并不具备享受政治特权的资格;

暴力和权谋之外,人类还可以和平、阳光、正正堂堂的方式进行政治活动,获得执政地位。
曼德拉在其著作《漫漫人生路》中写道:

从古到今,世上男男女女来来往往。

有人来过,只是如风吹过,身后留下的唯有虚空,其名其姓无人知晓,仿佛不曾来到这个世界。
有人来过,留下了声名,而那不过是他们在世所行的种种罪行而留存下的斑斑血迹。
如果按照中国古代“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标准,曼德拉足以不朽。
我以为,曼德拉留给人类最为珍贵的遗产,应该是:他以一个人的品德和行为,提升了整个人类文明的水准。

在曼德拉刚刚辞世之际,让我们来回顾他伟大的一生。

1918年7月18日,曼德拉出生在南非东南部东开普省特兰斯凯地区,一个叫姆卫佐的村落。他的家族属于科萨族泰姆布王室远支。父亲老曼德拉是一个在王国内很有威望的酋长,曼德拉母亲是其侧室。

7岁那年,曼德拉的父母在一位牧师的建议下,将他送入教会开办的小学就读。入学后,女教师给他起了一个伴随其终身的英式名字:纳尔逊。

两年后,曼德拉的父亲患病身亡,眼看就要失学的他遇到了生命中第一个贵人——摄政王荣欣塔巴。他被接到王宫抚养,摄政王和王妃将其视若己出。在王宫曼德拉接受了当年南非黑人少年所能接受的最好的教育。

在那个年代的特兰斯凯,除了一些政府雇员,当地人和白人打交道不多,曼德拉难以体验到种族隔离制度对一个黑人命运的影响。

直到16岁那一年。曼德拉遵照部落的风俗,和一些年龄相彷、门第相若的男孩集中在一起行割礼——这是南非部落的男人成年仪式,行割礼后的男子,将得到社会的尊重,也将担负起一个男人的责任。在庆祝仪式上,一位老酋长的一席话将曼德拉刚成为男人的兴奋劲浇灭:

“我们是我们自己国家内的奴隶,我们是我们自己土地上的佃农。我们没有力量、没有权力,不能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掌握自己的命运。你们将走向城市,在那里,你们将住简易房,喝廉价酒。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繁荣昌盛、繁衍生息的土地赠送给你们。你们将在白人们深深的矿井中把自己的肺咳嗽出来而毁掉健康,且永不见天日,而白人们却可以不平等地过着繁荣昌盛的日子……”刚刚成人的曼德拉隐隐约约知道:白人是他们的敌人。

1939年,曼德拉进入南非唯一的黑人大学——位于特兰斯凯的福特哈尔大学学习。这所大学招收的是黑人青年中的精英,南非各个部族、南非邻国的黑人上层人士的子弟都以入学为荣。
就在快要修满学分取得学位时,曼德拉因参加与校方对抗的学生运动而被勒令退学。他随后脱离了养父摄政王的“包办婚姻”,来到南非当时最繁华、黑人居民最多的大都市约翰内斯堡。

几乎每个黑人青年来到约翰内斯堡,都怀着一个美妙的人生梦,曼德拉也不例外。但现实是残酷的。在度过一段吃上顿没下顿的漂泊生涯后,他碰到了生命中第二个贵人——政治引路人沃尔特•西苏鲁。

在西苏鲁的帮助下,曼德拉来到一家犹太人开的律师事务所当助理。在那里,曼德拉一边学习法律事务,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南非大学的函授学习,修完退学时所欠的学分,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

受到西苏鲁和律所几位激进的黑人同事的影响,曼德拉对争取黑人权益的政治运动越来越感兴趣。他开始参加共产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活动。

在回忆录《漫漫自由路》中,他这样谈到自己投身政治运动的原因:

“当我知道我将在自由解放斗争中度过我的一生的时候,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刻被政治化了,在南非做一个非洲人(即南非土着黑人),意味着他从出生的那一时刻就被(种族隔离制度)打上政治的烙印,不管他知道这个事实与否。”

1944年,曼德拉加入了非国大,并很快成为骨干。

他参与创建了其内部组织化程度最严密、行动能力很强的青年联盟,和西苏鲁等少壮派力推非国大的改组,使寄希望和白人政府上层斡旋,乞求其恩赐黑人一点权利的原主席退出领导层。
非国大变得越来越有战斗力,在黑人民众中的影响也随之增强,领导和发动了一连串罢工、集会、游行等活动。曼德拉引起了白人当局的重点关注。对他们来说,精力旺盛、口才很好、组织能力强、具有领袖气质的曼德拉是一个危险的敌人。

1948年,南非举行了只有白人参加的大选。主张推行严酷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极右政治派别国民党获得执政权,非国大和曼德拉面临的环境更为艰难和凶险。

1956年12月,白人当局决定重拳出击,在全国范围内抓捕曼德拉等非国大以及南非共产党的领导人,并以高级叛国罪和阴谋使用武力推翻现政府罪对他们提起公诉。

法庭的预审和正式审判从1956年底延续到1961年3月。1961年3月29日,大法官拉姆泼福宣读了三位法官所组成的审判庭的判决意见:“根据提交给本法庭的所有证据和我们发现的事实真相,本法庭不可能得出非洲人国民大会采用了暴力政策推翻现政府也就是发动群众直接使用暴力反对政府的结论。”曼德拉等人被宣布无罪。

“白人至上”的种族隔离制度才是敌人。自投身反种族隔离政治运动后,曼德拉便清醒认识到,他的敌人不是白人,而是确保“白人至上”的种族隔离制度。

1955年6月,一次包括南非印度人大会、南非有色人组织、民主人士大会(一个反对种族隔离的白人左派团体)等政治组织在内的政治会议在曼德拉等非国大领导人的倡议下举行。此次会议出台了可称为40年后南非新宪法雏形的《自由宪章》。

宪章开宗明义:“南非是居住在南非的所有人的南非,不管是黑人或白人,除非根据人民的意愿,没有任何政府能够声称对他享有统治权。”

1962年8月,曼德拉被捕。法庭以“偷越国境罪”和“煽动罢工罪”判处曼德拉5年监禁。在曼德拉被押往罗本岛服刑时,南非军警突袭了非国大设在利沃尼亚一个农庄里的指挥中心,起获大量机密文件,包括由曼德拉任司令的武装组织“民族之矛”行动方案——此前,“民族之矛”已经策划实施了数起针对当局的爆炸案。

由于“发现新的犯罪事实”,曼德拉又被军警从罗本岛押回比勒陀利亚受审。对南非当局来说,这次可以坐实曼德拉等人“破坏罪和阴谋推翻政府罪”的罪名。

这次“利沃尼亚大审判”引起了全世界关注。美国和英国的议会议员向南非政府提出抗议,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写信给南非总理。南非当局自然希望判处曼德拉等人的死刑,永绝后患。曼德拉等人则决定,无论判决结果如何,绝不上诉,以此表达不承认南非政府及其法庭合法性的诉求。

1964年6月12日,大法官德•韦特宣布,曼德拉等8名被告被判处终身监禁。

曼德拉第二次上罗本岛后,岛上对其富有同情心的狱警被调离,看守曼德拉等政治犯的是经过洗脑、极度仇视黑人的狱警。

从上岛第一天起,曼德拉就成为监狱当局重点盯防的对象,也是从这天开始,曼德拉与监狱方斗智斗勇,采取各种手段争取自己和狱友的权利。

而与此同时,对这些狱警,曼德拉也会替对方考虑。因此,绝大多数狱警很快就为他折服而善待他。牢狱生涯中,只有一个狱警曾试图殴打他,而曼德拉立刻变成一头愤怒的雄狮,怒斥对方:“你动手试一试?我将一直告到最高法院,会让你倾家荡产!”狱警被吓住了,灰溜溜地走了。

1970年,官员巴登霍斯特成为监狱长。甫一上任,他就将降伏曼德拉这个首领作为首要目标,不仅收回多项囚犯的权利,曼德拉还常被他当众用最肮脏的话辱骂。

曼德拉决定采取行动赶走监狱长。通过秘密渠道,政治犯们和国外的非国大领导人取得了联系,将他们在罗本岛受到虐待的情况曝光于国际媒体。同时,曼德拉也让人联系到白人议会中同情非国大的自由进步党议员海伦•苏兹曼女士,让她向政府施压。

三位大法官在各方压力下,来到罗本岛了解犯人处境。

在和法官交谈时,监狱长站在一旁,但曼德拉当他不存在,告诉法官某监区某位犯人在什么时候被警察毒打,监狱长立刻插话:“曼德拉,那位犯人被毒打你亲眼看到吗?”曼德拉说:“我没有亲眼看到,但是我所了解的这件事是真实的。”监狱长大怒,凶神恶煞地向他咆哮:“曼德拉,你要当心!你在说你没有亲眼看到的事情,这是自找麻烦,我的意思你应当明白。”曼德拉立刻对几位法官说,“各位先生看到了,监狱长当着你们的面都敢这样威胁我,那么可以想像,你们不在场的时候他能干些什么?”一位法官听后颔首说:“这位囚犯说得很有道理呀。”

法官离开罗本岛不久,监狱长即被调离。

但令曼德拉没有想到的是,监狱长临走前专门找到他,向他表达善意。这让曼德拉认识到,表面上再残暴的人,人性中也隐藏着某些良善。这样的人并非天生作恶,而是残暴的体制令作恶得到激励与奖赏。

这件事更坚定了他只抗争不公平的制度,而不与单个白人为敌的信念。
到了20世纪80年代,南非白人当局推行的种族隔离制度走到穷途末路。在国内因为要对付黑人的反抗,用于维护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器运行的成本越来越高,占到财政总支出30%以上。在国际上,当局更是四面楚歌,各国对其进行经济、文化、体育交流等全方位的制裁。
总统博塔的红人、国家情报局局长巴纳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然而,他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局势后,做出一个判断:“军队和警方认为要通过武力方式彻底解决争端是一条歧途。政治协商是解决这个国家各种问题的唯一途径。”

博塔采纳了巴纳德等理性高官的意见,决定将和谈作为解决问题的一个选项。1989年7月5日,南非监狱管理局局长亲自陪同曼德拉,驱车来到博塔在开普敦的总统官邸。促使这次会面的巴纳德和司法部部长库切在办公室外等候着。

此时,博塔刚从一次中风缓过来,他的身体状况恰如外强中干的南非国民党政府。

曼德拉在回忆录里描绘了他们见面的情景:

“博塔从他气派的办公室对面朝我走过来。显然,他事先已经对自己的步幅作过演练,因为我们正好到达房中间的时候走到了一起,他笑容满面地伸出了手,事实上,从这一时刻开始,他完全使我放松了下来。他客气、恭敬而友好,显得有点儿令人难以置信。”

博塔并没有收获到和谈的果实,与曼德拉会面后不久,他因再次中风不能理事,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德克勒克。

德克勒克正式接任总统后,立刻推进大刀阔斧的改革。1990年2月初,他在议会上宣布解除党禁,承认非国大等政治组织的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2月11日,曼德拉走出监狱。获得自由的他立刻以非国大和黑人的领袖身份与政府进行和谈。

和谈是艰难的,几百年里,两个种族的对立和冲突留下的伤痕太深了,要与白人集团讨价还价,寻找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

德克勒克坚持在人数占优势的黑人面前,继续保持白人的特权,以此平衡人数的落差。但曼德拉明确告诉德克勒克,非国大坚决反对,这种“团体权利”的说法是变换名词的种族隔离。他坚持,不论种族人人平等,一人一票进行选举。

与此同时,黑人内部也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以布特莱齐为首的“因卡塔自由党”为了在未来的政治权力分配中占有更大的利益,不惜挑起黑人内部的残杀,使南非种族和谈的进程几乎夭折。黑人部族之间的矛盾、城乡矛盾被白人政府和“因卡塔”高层利用。1990年和谈开始后,黑人之间的仇杀频频发生。仅3月就有230人在冲突中丧生。而在这一年,整个南非在冲突中死去的人数达3500多人,超过此前5年的总和。

最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黑人大主教图图等人合作,制止了黑人之间大规模的冲突,避免了南非陷入内战的深渊。曼德拉和曾经的敌人德克勒克也因此在1993年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4月26日,南非如期举行大选,数百年来被视为异类而被褫夺公民权的黑人拥有了和白人一样的投票权。非国大获得了62.65%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曼德拉当选为总统,德克勒克任第二副总统。

身居总统高位后的曼德拉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处理种族隔离时期内众多的严重侵犯人权案。如果严厉清算白人官吏、军警犯下的罪行,500万白人必定会强烈反弹,他们一直对黑人获得政权后自身的处境非常担忧;然而如果一笔带过,根本不对这段历史进行清理与反思,数千万黑人很难接受。

在图图大主教和白人执政时议会中反对派议员伯莱恩的努力下,南非创造了因人而异、因罪而异的大赦方式,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1995年,南非议会通过《促进全国团结与和解法案》。大赦的前提是必须弄清真相,责任人必须公开承认罪行并表示忏悔。

而曼德拉则时刻在警惕权力的腐蚀。“在历史上,不断有革命分子被贪婪打倒,他们最终被转移公共财产为己所用的贪念所压倒。他们背叛了曾经让他们名扬天下的高尚目标,他们抛弃了群众,和那些可以让他们大富大贵的压迫者们混在一起,而这些压迫者正是靠着对穷人中的穷人无情盘剥才供养着这些背叛者们。”他在未完成的自传续集草稿中如此写道。

曼德拉曾经说过:“在监狱中,我担心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会被外界塑造成圣人的形象。对于圣人,有一种世俗的定义,即圣人就是不断努力尝试改变自我的罪人。但是,即使按照这个定义,我也算不上是圣人,我从来都不是。”

文章来源: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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