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3月09日讯】与纽约市政府结缘
1971年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都市计划研究所完成学业时，适逢纽约市都市计划局交通处，因首次争取到大笔联邦交通部经费，正积极招兵买马扩充编制，为纽约市从事交通规划及改善的专案研究。在哥大教授Chester Rapkin（时任纽约市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推荐下，幸运被录用，开始了我37年的市政府公务员生涯（后来还由市政府出面为我申请永久居留）。
在纽约市府70余个单位中，共有三千个不同的职务，其中85%须经过考试才能变成正式公务员。37年前，我由基层干起，到纽约市政府技术官僚系统中规划师最高的职位。我主要都是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曾负责为纽约市完成三十余项交通运输专案研究。从1991年至1996年，因担任都市计划局交通处的副处长，还增加了行政方面的责任。
在美国这个崇尚以跳槽来改善工作环境及薪资的社会，很多人都无法理解，我竟然在第一份工作上待那么久。其实，我个人不但喜欢这个工作，并且也很珍惜这份经历。因为都市计划局本来就是个半学术机构，而我们交通处，每年又有联邦交通部拨款，做各式各样交通专案研究（包括街道、公路、公车、地下铁、停车、计程车、货运、行人及渡轮等），使我在工作中（尤其是当有些专案研究须雇用专业顾问公司时）吸取了很多宝贵的知识与经验，加上自己在交通处工作十年后，又在联邦交通部奖学金资助下，再回到学校（纽约理工大学）半工半读，继续在交通规划及工程领域深造。实务与学术的配合，使我慢慢建立了自己在都市交通方面的专精与名声，也使我有能力在工作之余，从事其他专业性的活动。在过去26年中，常有机会为海峡两岸的交通运输提供协助，1998年还曾担任一个世界性专业组织“国际华人交通运输协会”的总会长。
协助海峡两岸交通建设
我出生在云南省昆明市（父亲浙江人，母亲湖南人），在台湾长大，对海峡两岸都有感情。对台湾交通问题的接触，应始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都市计划研究所，选择以“台北市捷运系统”为论文主题时。为收集有关资料，我曾于1970年暑假返台拜访台北相关交通机构，除对台湾交通问题加深了解外，并开始与当地负责实务官员建立良好关系。但台湾交通界开始对我比较熟悉，却是因一篇中央社名记者罗绳前先生的专访。罗先生在我1979年返台省亲时，邀我畅谈台湾的都市交通问题（包括当时尚未定案的台北捷运）。第二天，各大报皆以显着篇幅刊出我的看法及建议。或许因当年我曾两次以哥大建筑学院William Kinne旅行奖学金，考察过北美及欧洲二十余城市的大众运输及捷运系统，再加上自己曾以台北捷运为论文主题，及纽约市捷运本身的相关经验，该专访中，我对台北捷运建言的部分，特别受到当时交通界重量级人物的重视，有几位并主动与我连络，变成以后常有来往的朋友，也因此我被推荐于1981年第一次返台参加“国建会”的交通组，并担任该组领队。
时任台北市长的李登辉先生提到要向纽约市政府借聘我的想法。在回纽约后不久，在征得我本人及服务单位的同意后，哥德华市长回信给李市长，同意于1982年1月及5月分两次借聘，而开始了我对台湾交通的服务。
为台北市交通服务，曾历经李登辉、邵恩新及杨金欉三位市长，邵市长还曾聘我为台北市政府的交通顾问。任务结束时，曾由市府研考会代印制一本名为《改善台北市交通问题专案研究》的研究报告，内容包括市中心区停车问题及快速道路系统等。或许因此次成绩还不错，紧接着，应台北县政府林丰正县长及高雄市政府许水德市长之邀，先后再于1983年及1984年利用我的休假，返台以类似方式为两县市的交通效劳，每次研究结束时也都提出详尽报告，台北县是以道路交通为主，高雄市则为公车营运及机车问题。
随后，在1986年至2006年间，又曾多次以不同方式协助台湾的交通建设。多年来，台湾很多城市都在积极推动轻轨运输。2001年，应交通部聘请为“轻轨策略研究”之技术顾问。很高兴知道，当时讨论过的几个轻轨专案，现在都已付诸实施。
与中国大陆的交通及城市规划界接触则晚得多，第一次是于1990年陪先母返湖南长沙探亲时。那次只是与北京市、上海市及长沙市城市规划及交通界专业人士座谈，并做专题演讲或学术报告。直到1993年我被鉴定为联合国TOKTEN （Transfer of Knowledge Through Expatiate Nationals）Program之Senior Technical Advisor后，再透过国际华人交通运输协会的运作，才有较多机会对大陆交通建设提供协助。
献身纽约华人社区点滴
在我37年公务员生涯中，令我感到难能可贵的是，能有机会直接或间接地协助服务纽约华人社区。
我的工作单位“都市计划局交通处”，主要是以都市计划整体的观点，来从事交通规划及改善的业务，每年进行各式各样专案研究，有针对全市性特定问题的，也有特别针对某一个地区的。曼哈坦区的华埠及皇后区的法拉盛，是纽约市两个主要华人聚集的社区，在我负责或参与的交通专案中，对这两个社区有直接关系的包括：华埠坚尼路地铁车站整修计划；华埠Harry Howard Square行人交通改善专案；法拉盛地区发展计划；法拉盛市中心停车问题研究；法拉盛公车改善计划等。
此外，我在1986年所负责完成的“通勤小巴服务业政策专案研究”，奠定目前纽约市交通局对小巴管理法规的基础，间接地关系到华人往返华人社区常用的小巴服务。我在2002年负责完成的“Far West Midtown Transportation Study”中，则首次提出延长7号地铁线（华人使用最多的一条路线）的建议，目前纽约市政府及大都会运输署，已在推动此项重大交通改善的付诸实施。
在纽约市，主管“规划”的都市计划局交通处，与主管“建设”的交通局一直有密切的工作关系，我个人也因多年合作经验，与交通局一些业务主管建立了良好情谊。因此，从1982年开始，当交通局在华埠推动交通改善计划时，便向我服务的单位主管情商借调支援，使我能有机会直接协助华埠的改善工作。曾参与的主要计划包括“且林士果美化及交通改善计划”及“坚尼路及巴士打街三角岛”等。
交通局于1984年开始提出的“且林士果美化及交通改善计划”，耗资800万元，应属纽约市政府几十年来在华埠推动最大的交通改善计划，主要为了改善且林士果及相关街道的交通混乱及行人安全，并趁机予以美化。受交通局之托，我一直以市政府与华人社区间桥梁的身份，义务担任协调的工作。
由坚尼路、窝克街及巴士打街形成的街口，是车辆从西边进入纽约华埠的大门，也是出地铁站后行人进入华埠的必经之地。1984年，当我负责审查松柏大厦发展计划（位于巴士打街及窝克街口）时，首次发觉到此处的严重问题。因当时街口的三角只是用白线在路面标示，无法阻止违规停车与交通混乱，进而造成行人安全问题。我于1985年向单位主管建议以专案研究的方式来探讨改善方案，1986年专案建议在此兴建一个能使人车分离的三角形安全岛。在交通局支持下，完成了此三角岛的设计，并于1987年6月完工，如今巳成为华埠一个很重要的地标。
能靠自己在市政府的工作关系，为华人社区争权益，是我最感到高兴的事。华埠日渐扩张，却只有早期十几条街上有中英文双语路牌。1984年，中华公所主席李立波透过我向交通局要求更换旧有路牌，并希望扩大双语路牌范围涵盖40多条街道。当时负责书写路牌的是名书法家，昭伦公所主席谭炳忠。在我与谭先生及交通局往返协调近一年后，中英文双语路牌于1985年底，在范围扩大后的华埠街头全面设置。
在众多为华人社区争取权益的事例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曾协助修补年久失修的华埠茂比利街。茂比利街因几十年未曾修补，路面高低不平，既难清理又危险，商户抱怨多年却未得市政府的回应。经我与当时市长特别助理谭越、美化华埠协会负责人余保贤，三人分别透过不同管道向市政府反应后，修补工作一天就完成了。
愿积极为社团提供服务
工作之余，我曾参与创建或负责过不少社团，由于长期花时间及精力于社团活动，老友笑我是“职业会长”，也有人觉得我吃力不讨好，不值得。我则认为，不论这些社团是同质性的校友会、教会组织或同乡会，或是学术性及专业性，或是为争取政治参与及华裔平权，都是很有意义的。何况，我常能透过这些社团，在异乡结识一些志趣相投的好朋友。
如果问我当公务员有什么体会的话，我会说：不将公职当作是职业，而是当作是自己的事业，全力以赴，用心经营。同时参与社团活动，投入其中，乐在其中，而且学会与人相处之道，不断充实自己。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如今，虽然我即将结束公务员生涯，但与华人社区仍有“不了情”，希望今后仍能发挥余热，不让未来的岁月留白。
◆作者郑向元是前纽约市都市计划局交通处副处长及主任都市规划师。
（责任编辑：索妮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