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十七 “你要我们的孩子变成黑五类吗？”
父母进退两难 2（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月）
（接上33）
天蒙蒙亮时，母亲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几年以后，她告诉我，那两人都是她认识的妇女——父亲部里的工作人员。她们对她说，省委命令她回去。我母亲就用党章反驳，党员有权到中央申诉。两位使者则说，还来了别的人，车子就在站外等候。暗示她如果劝说不听，就要强行抓她回去。母亲说：要是他们敢动手，她就向车站一带的红卫兵喊救命，说他们阻止她去北京见毛泽东。我问她何以确信红卫兵会帮她，而不会帮那些人来捉她，“要是这些人对红卫兵说你是逃跑的‘阶级敌人’怎么办？”母亲笑说：“我算准他们不敢冒这个险，但这个险我非冒不可。”
到了北京，她拿着我父亲写的信来到“群众上访接待站”。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独立于政权之外的法律体系，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没有专门机构让老百姓投诉上告，共产党继承了这个传统。文革期间，一度看上去共产党官员好像要失去权力了，于是成千上万曾被迫害的人涌入北京。但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宣布，“阶级敌人”不准翻案，告走资派也不行，胆敢这样做的人罪加一等。
“上访接待处”很少接待像我父亲这样的高干案子，也极少有妻子像母亲这样大胆来京替丈夫伸冤，于是母亲引起特别关注。很快，副总理陶铸接见了她，他当时管中央宣传部，又是文化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我母亲把父亲的信交给他，请求他下令让四川省委放我父亲回家。
两个星期后，陶铸又见了她，给她一封信，说我父亲没有做错事，应该放回家，指责他的那两件事应该由四川省委负责。陶铸接受了我母亲的说法，因为找替罪羊来保自己这种事在当时全中国太普遍了。陶铸表示对我父亲信中所担忧的抓替罪羊和暴力混乱的情形深有同感。我母亲看得出他也想控制这个局面，正因为如此，不久他自己也被打倒，成了刘少奇、邓小平之后的“中国第三号走资派”。
我母亲手抄下陶铸给她的信，寄给我姥姥，要她把此信交给宣传部，并告诉他们，不放父亲回家，她就不回成都。她担心回去后省上可能控制她，仍不放我父亲，权衡利弊后她决定呆在北京，以便通过继续上访向四川当局施加压力。
姥姥按母亲的话办了，但省委领导说整件事是场误会，他们只想保护我父亲。他们坚持要我母亲马上回川，停止这种“干扰四川文化大革命的行动”。干部们接奉指示，频频到我家来劝说，要我姥姥上京把我母亲接回来。一位干部这样对她说：“我是替你女儿担心，为什么她一定要和党闹误会呢？党只想保护你女婿。你女儿不听党的话，跑去北京，再不回来，就是反党。你知道反党有多严重吗？你是她的母亲，你要为她着想。党现在已经答应，只要她回来就没事了。”
姥姥一想到女儿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就坐立不安。如此几次谈话后，她产生了去北京的念头。一天，来人告诉她，我父亲的精神已经有点不正常了，只有我母亲回家才能送他进医院，于是姥姥下决心去北京。省委宣传部给了我姥姥两张火车票，一张给她，一张给小方。他两人坐了三十六小时火车到了北京。母亲一听父亲生病了，就马上发电报给宣传部，说她正搭车返回。十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她、姥姥和小方都回到成都。
母亲赴京这段时间，九月一整个月，我一直呆在家里陪伴姥姥。她日夜焦虑，整晚睡不着觉。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父亲在哪里？被逮捕了吗？还是被保护起来了？我的家倒楣了吗？这些问题我都得不到回答——也没人肯告诉我。
我之所以能逃避到学校，呆在家里这么长一段时间而平安无事，原因是红卫兵组织从来没有像共产党那样严密控制。另外，我在红卫兵里有个“保护人”，就是那个腼腆上司耿姓男孩，他没有召唤我回校。九月下旬的某一天，耿打电话要我在十月一日国庆日前一定要回去，否则，我就不可能加入红卫兵了。
没有人强迫我加入红卫兵，我自己非常想加入。尽管这几个月来在学校、家里所发生的事使我觉得厌恶和恐惧，使我从来没想到要怪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文革和红卫兵是毛主席领导的，而毛主席在我心中是个神，我是想也不敢想他会错的。
就像当时千千万万其他中国人一样，我没有理性的思维能力。我们已被恐惧和长期灌输所扭曲，以致对偏离毛所设下的轨道简直不可想像。另外，我们周围到处是虚伪、欺骗性的高调与假信息，使我们几乎不可能看清事实，作正确的判断。
回到学校后，我得知一些没能加入红卫兵的“红五类”们发了很多牢骚，埋怨他们被拒于红卫兵之外。学校红卫兵只好让大家都在国庆日前一古脑儿全加入，耿因而要我在那时赶回学校。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带给我家灾难时，我反倒成了红卫兵。
当我的手臂套上印着金黄大字“红卫兵”的红袖套时，我异常兴奋。当时最时髦的打扮是穿旧军装，就像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的装束。我也想赶时髦，等一戴上红袖套，就飞跑回家，从一只旧箱底层翻出一件已洗成灰白的列宁装，这是母亲五十年代的制服。衣服有点不合身，稍大，不过我请姥姥为我改小，再配上一条从父亲裤子上抽出的旧皮带，就打扮整齐了。走上街时，我浑身不是滋味，觉得自己看起来太咄咄逼人了。尽管如此，我照旧穿它。
—两天后，姥姥去了北京。我因刚加入红卫兵，得呆在学校。家里发生的剧变，如今令我终日胆颤心惊。当我看见“黑五类”和“麻灰类”成天低着头打扫厕所、操场时，恐惧就爬遍全身，好像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当红卫兵夜晚外出抄家时，我的两腿也不禁颤抖，好像他们是去抄我的家。一看见同学在附近交头接耳，我的心就怦怦乱跳，忍不住心想他们是在议论我，说我已变成了“黑五类”，说我父亲已被捉起来了。
不久，我发现了一个避风港——“红卫兵串联接待站”。从一九六六年九月起，毛泽东鼓动年轻人在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要人们起来“造反”。为此，交通工具、食物和住宿都免费提供。学校于是来了许多“串联者”。我们学校的接待站是以前一个演讲厅，成天晃荡的串联者来到这里喝茶、谈天。如果他们声称有重要公务，接待人员就为他们安排一个时间会见学校红卫兵头头。在这里工作的人不必去看守“黑五类”、“麻灰类”，也不必去抄家。另外，那五个女工作人员看上去一点也不狂热，和她们在一起有种温暖的感觉，使我不会老是紧张兮兮，于是我费尽心思地加入了。接待站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时还排着队。有的人成了熟面孔，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有些男孩子不过是想找女孩子闲扯，并非一心来闹革命的。我记得自己当时却认真得不得了，把他们言不由衷的公事话都当了真，一个劲儿地把那些废话做成笔记，从不回避他们的注视，也不理会他们的眉来眼去。
一个闷热的夜晚，接待站像平常一样满是人，一片吵吵嚷嚷声。两名有点粗俗的中年妇女出现了，自我介绍是学校附近一个街道居委会的正、副主任。她们压低嗓门，表情神秘，好像在报告什么重大机密。我一向很讨厌这样故弄玄虚，所以走开了。但看得出来她们一定是说出了什么爆炸性消息，因为接待站马上沸腾起来，不少人高声喊叫：“上卡车！上卡车！”“都去！都去！”我还没搞清楚出了什么事，就被卷出房间，拥上了一辆卡车。当时毛泽东下令工人要支持红卫兵，所以有的卡车司机到学校来听候我们的调遣。我和那位居委会主任被挤到一起，她又开始重复说她的故事，眼睛里尽是忙不迭地逢迎周围红卫兵的神气。她说她的辖区内有一个国民党官太太，丈夫逃到台湾去了，她在家里藏了张蒋介石的像。
这个居委会主任令我十分反感，特别是她那张谄媚的笑脸，我也恨她弄得我第一次去抄家。很快，卡车停在一条狭窄的巷口，我们大伙儿跟着那两个女人走进泥石子地的巷子。四下一片漆黑，只有连檐屋拼墙的木板之间透出灯光。我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尽量落在后面。那位被告发的女人家有两个房间，都很小，容不下我们一卡车人。我自然乐得躲在门外，但好景不长，有人在房间里高声嚷嚷，要房里的人挤出地方，让外面的人都进去“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我一挤进屋，大粪臭、尿躁昧和长久不洗澡发出的汗渍味马上扑鼻而来，房里已被翻了个底朝天。那个女人大概有四十好几，跪在屋子中间，半裸著身体。屋里吊了盏昏暗的电灯，阴影下，她跪着的人形显得奇形怪状。她头发蓬乱，有些似乎被血粘在一块儿，两眼绝望地张大，嘴里不断尖叫：“红卫兵小将，我没有藏蒋介石的像，我没有！”她又朝地上使劲地磕头，响极了！血从前额渗出来，裸露的背上布满鞭打的血痕。当她蹶起屁股磕头时，裤子上屎尿染成的污迹隐约可见，臭气一阵冲起。我吓坏了，赶快移开视线。这时我瞥见了打她的人，一个姓钱的十七岁男孩子，此刻他懒洋洋地半躺在一张椅子上，一只手拿着皮带，另一只手玩弄着皮带上的铜扣头，一边缓缓地说：“讲实话，不然，我还要打你。”钱同学的父亲是驻西藏的一名军官，因为汉人常把西藏想成是高山恶水，不适合汉人生活，绝大多数赴藏军官就把家眷留在距西藏最近的大城市、入藏的门户成都。以前，我很喜欢钱同学，特别是他那种略带倦意的味道，使我觉得他很文雅。此时，我禁不住喃喃地说，一边竭力控制不要颤抖，“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吗？是不是……”
我的细弱声音在房间里引起几个人的的共鸣。但钱同学蔑视地扫了我们一眼，狠狠地说：“你们要和阶级敌人划清界线！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怕流血就不要当红卫兵！”他的脸因狂热而变得丑恶。我们大家都沉默了，虽然我们十分厌恶他的作为，但我们没法和他争辩。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不得同情“阶级敌人”，不然，我们也会变成“阶级敌人”。
我尽量不引人注意地退出房间，来到后花园，那里已被红卫兵用铁铲乱刨过了，一些人还在弓着腰挖，想发现点什么。房间里又传来抽打声，混和着那女人的哭叫声，使我头皮发麻。别的人想必也感到不可忍耐，他们停止了挖掘，直起身来，一边走，一边说：“什么都没有，走了！走了！”挤出房门时，我看见钱同学漫不经心地站在那位妇人面前。告密的居委会主任还是那种讨好的眼神，但现在加上了害怕的神情。她半张着嘴，好像想说什么，但又没说出来。瞥了瞥她的脸我明白了；这里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蒋介石像。她是假红卫兵之手整那个可怜的女人，红卫兵被利用来算旧账、泄私愤。我爬上卡车，满心是厌恶和狂怒。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