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1991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十七 「你要我們的孩子變成黑五類嗎？」
父母進退兩難 2（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月）
（接上33）
天蒙蒙亮時，母親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車。幾年以後，她告訴我，那兩人都是她認識的婦女——父親部裡的工作人員。她們對她說，省委命令她回去。我母親就用黨章反駁，黨員有權到中央申訴。兩位使者則說，還來了別的人，車子就在站外等候。暗示她如果勸說不聽，就要強行抓她回去。母親說：要是他們敢動手，她就向車站一帶的紅衛兵喊救命，說他們阻止她去北京見毛澤東。我問她何以確信紅衛兵會幫她，而不會幫那些人來捉她，「要是這些人對紅衛兵說你是逃跑的『階級敵人』怎麼辦？」母親笑說：「我算準他們不敢冒這個險，但這個險我非冒不可。」
到了北京，她拿著我父親寫的信來到「群眾上訪接待站」。中國自古以來都沒有獨立於政權之外的法律體系，所以歷代統治者都沒有專門機構讓老百姓投訴上告，共產黨繼承了這個傳統。文革期間，一度看上去共產黨官員好像要失去權力了，於是成千上萬曾被迫害的人湧入北京。但中央文革小組很快宣布，「階級敵人」不准翻案，告走資派也不行，膽敢這樣做的人罪加一等。
「上訪接待處」很少接待像我父親這樣的高幹案子，也極少有妻子像母親這樣大胆來京替丈夫伸冤，於是母親引起特別關注。很快，副總理陶鑄接見了她，他當時管中央宣傳部，又是文化革命的領導人之一。我母親把父親的信交給他，請求他下令讓四川省委放我父親回家。
兩個星期後，陶鑄又見了她，給她一封信，說我父親沒有做錯事，應該放回家，指責他的那兩件事應該由四川省委負責。陶鑄接受了我母親的說法，因為找替罪羊來保自己這種事在當時全中國太普遍了。陶鑄表示對我父親信中所擔憂的抓替罪羊和暴力混亂的情形深有同感。我母親看得出他也想控制這個局面，正因為如此，不久他自己也被打倒，成了劉少奇、鄧小平之後的「中國第三號走資派」。
我母親手抄下陶鑄給她的信，寄給我姥姥，要她把此信交給宣傳部，並告訴他們，不放父親回家，她就不回成都。她擔心回去後省上可能控制她，仍不放我父親，權衡利弊後她決定呆在北京，以便通過繼續上訪向四川當局施加壓力。
姥姥按母親的話辦了，但省委領導說整件事是場誤會，他們只想保護我父親。他們堅持要我母親馬上回川，停止這種「干擾四川文化大革命的行動」。幹部們接奉指示，頻頻到我家來勸說，要我姥姥上京把我母親接回來。一位幹部這樣對她說：「我是替你女兒擔心，為什麼她一定要和黨鬧誤會呢？黨只想保護你女婿。你女兒不聽黨的話，跑去北京，再不回來，就是反黨。你知道反黨有多嚴重嗎？你是她的母親，你要為她著想。黨現在已經答應，只要她回來就沒事了。」
姥姥一想到女兒惹出了這麼大的麻煩，就坐立不安。如此幾次談話後，她產生了去北京的念頭。一天，來人告訴她，我父親的精神已經有點不正常了，只有我母親回家才能送他進醫院，於是姥姥下決心去北京。省委宣傳部給了我姥姥兩張火車票，一張給她，一張給小方。他兩人坐了三十六小時火車到了北京。母親一聽父親生病了，就馬上發電報給宣傳部，說她正搭車返回。十月份的第二個星期，她、姥姥和小方都回到成都。
母親赴京這段時間，九月一整個月，我一直呆在家裡陪伴姥姥。她日夜焦慮，整晚睡不著覺。我不知道出了什麼事，父親在哪裡？被逮捕了嗎？還是被保護起來了？我的家倒楣了嗎？這些問題我都得不到回答——也沒人肯告訴我。
我之所以能逃避到學校，呆在家裡這麼長一段時間而平安無事，原因是紅衛兵組織從來沒有像共產黨那樣嚴密控制。另外，我在紅衛兵裡有個「保護人」，就是那個靦腆上司耿姓男孩，他沒有召喚我回校。九月下旬的某一天，耿打電話要我在十月一日國慶日前一定要回去，否則，我就不可能加入紅衛兵了。
沒有人強迫我加入紅衛兵，我自己非常想加入。儘管這幾個月來在學校、家裡所發生的事使我覺得厭惡和恐懼，使我從來沒想到要怪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文革和紅衛兵是毛主席領導的，而毛主席在我心中是個神，我是想也不敢想他會錯的。
就像當時千千萬萬其他中國人一樣，我沒有理性的思維能力。我們已被恐懼和長期灌輸所扭曲，以致對偏離毛所設下的軌道簡直不可想像。另外，我們周圍到處是虛偽、欺騙性的高調與假信息，使我們幾乎不可能看清事實，作正確的判斷。
回到學校後，我得知一些沒能加入紅衛兵的「紅五類」們發了很多牢騷，埋怨他們被拒於紅衛兵之外。學校紅衛兵只好讓大家都在國慶日前一古腦兒全加入，耿因而要我在那時趕回學校。就這樣，在文化大革命帶給我家災難時，我反倒成了紅衛兵。
當我的手臂套上印著金黃大字「紅衛兵」的紅袖套時，我異常興奮。當時最時髦的打扮是穿舊軍裝，就像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的裝束。我也想趕時髦，等一戴上紅袖套，就飛跑回家，從一隻舊箱底層翻出一件已洗成灰白的列寧裝，這是母親五十年代的制服。衣服有點不合身，稍大，不過我請姥姥為我改小，再配上一條從父親褲子上抽出的舊皮帶，就打扮整齊了。走上街時，我渾身不是滋味，覺得自己看起來太咄咄逼人了。儘管如此，我照舊穿它。
—兩天後，姥姥去了北京。我因剛加入紅衛兵，得呆在學校。家裡發生的劇變，如今令我終日膽顫心驚。當我看見「黑五類」和「麻灰類」成天低著頭打掃廁所、操場時，恐懼就爬遍全身，好像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員。當紅衛兵夜晚外出抄家時，我的兩腿也不禁顫抖，好像他們是去抄我的家。一看見同學在附近交頭接耳，我的心就怦怦亂跳，忍不住心想他們是在議論我，說我已變成了「黑五類」，說我父親已被捉起來了。
不久，我發現了一個避風港——「紅衛兵串聯接待站」。從一九六六年九月起，毛澤東鼓動年輕人在全國各地「串聯」、煽風點火，要人們起來「造反」。為此，交通工具、食物和住宿都免費提供。學校於是來了許多「串聯者」。我們學校的接待站是以前一個演講廳，成天晃蕩的串聯者來到這裡喝茶、談天。如果他們聲稱有重要公務，接待人員就為他們安排一個時間會見學校紅衛兵頭頭。在這裡工作的人不必去看守「黑五類」、「麻灰類」，也不必去抄家。另外，那五個女工作人員看上去一點也不狂熱，和她們在一起有種溫暖的感覺，使我不會老是緊張兮兮，於是我費盡心思地加入了。接待站裡人來人往，絡繹不絕，有時還排著隊。有的人成了熟面孔，現在回想起來，才明白有些男孩子不過是想找女孩子閑扯，並非一心來鬧革命的。我記得自己當時卻認真得不得了，把他們言不由衷的公事話都當了真，一個勁兒地把那些廢話做成筆記，從不迴避他們的注視，也不理會他們的眉來眼去。
一個悶熱的夜晚，接待站像平常一樣滿是人，一片吵吵嚷嚷聲。兩名有點粗俗的中年婦女出現了，自我介紹是學校附近一個街道居委會的正、副主任。她們壓低嗓門，表情神秘，好像在報告什麼重大機密。我一向很討厭這樣故弄玄虛，所以走開了。但看得出來她們一定是說出了什麼爆炸性消息，因為接待站馬上沸騰起來，不少人高聲喊叫：「上卡車！上卡車！」「都去！都去！」我還沒搞清楚出了什麼事，就被捲出房間，擁上了一輛卡車。當時毛澤東下令工人要支持紅衛兵，所以有的卡車司機到學校來聽候我們的調遣。我和那位居委會主任被擠到一起，她又開始重複說她的故事，眼睛裡儘是忙不迭地逢迎周圍紅衛兵的神氣。她說她的轄區內有一個國民黨官太太，丈夫逃到台灣去了，她在家裡藏了張蔣介石的像。
這個居委會主任令我十分反感，特別是她那張諂媚的笑臉，我也恨她弄得我第一次去抄家。很快，卡車停在一條狹窄的巷口，我們大伙兒跟著那兩個女人走進泥石子地的巷子。四下一片漆黑，只有連檐屋拼牆的木板之間透出燈光。我高一腳低一腳地走，盡量落在後面。那位被告發的女人家有兩個房間，都很小，容不下我們一卡車人。我自然樂得躲在門外，但好景不長，有人在房間裡高聲嚷嚷，要房裡的人擠出地方，讓外面的人都進去「接受階級鬥爭教育」。
我一擠進屋，大糞臭、尿躁昧和長久不洗澡發出的汗漬味馬上撲鼻而來，房裡已被翻了個底朝天。那個女人大概有四十好幾，跪在屋子中間，半裸著身體。屋裡吊了盞昏暗的電燈，陰影下，她跪著的人形顯得奇形怪狀。她頭髮蓬亂，有些似乎被血粘在一塊兒，兩眼絕望地張大，嘴裡不斷尖叫：「紅衛兵小將，我沒有藏蔣介石的像，我沒有！」她又朝地上使勁地磕頭，響極了！血從前額滲出來，裸露的背上布滿鞭打的血痕。當她蹶起屁股磕頭時，褲子上屎尿染成的汙跡隱約可見，臭氣一陣沖起。我嚇壞了，趕快移開視線。這時我瞥見了打她的人，一個姓錢的十七歲男孩子，此刻他懶洋洋地半躺在一張椅子上，一隻手拿著皮帶，另一隻手玩弄著皮帶上的銅扣頭，一邊緩緩地說：「講實話，不然，我還要打你。」錢同學的父親是駐西藏的一名軍官，因為漢人常把西藏想成是高山惡水，不適合漢人生活，絕大多數赴藏軍官就把家眷留在距西藏最近的大城市、入藏的門戶成都。以前，我很喜歡錢同學，特別是他那種略帶倦意的味道，使我覺得他很文雅。此時，我禁不住喃喃地說，一邊竭力控制不要顫抖，「毛主席不是教導我們要文鬥不要武鬥嗎？是不是……」
我的細弱聲音在房間裡引起幾個人的的共鳴。但錢同學蔑視地掃了我們一眼，狠狠地說：「你們要和階級敵人劃清界線！毛主席教導我們，『對敵人仁慈就是對人民殘忍！』怕流血就不要當紅衛兵！」他的臉因狂熱而變得醜惡。我們大家都沉默了，雖然我們十分厭惡他的作為，但我們沒法和他爭辯。我們所受的教育，是不得同情「階級敵人」，不然，我們也會變成「階級敵人」。
我盡量不引人注意地退出房間，來到後花園，那裡已被紅衛兵用鐵鏟亂刨過了，一些人還在弓著腰挖，想發現點什麼。房間裡又傳來抽打聲，混和著那女人的哭叫聲，使我頭皮發麻。別的人想必也感到不可忍耐，他們停止了挖掘，直起身來，一邊走，一邊說：「什麼都沒有，走了！走了！」擠出房門時，我看見錢同學漫不經心地站在那位婦人面前。告密的居委會主任還是那種討好的眼神，但現在加上了害怕的神情。她半張著嘴，好像想說什麼，但又沒說出來。瞥了瞥她的臉我明白了；這裡其實根本沒有什麼蔣介石像。她是假紅衛兵之手整那個可憐的女人，紅衛兵被利用來算舊帳、泄私憤。我爬上卡車，滿心是厭惡和狂怒。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