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 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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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人都說好滿洲」–在日本人統治下（一九三八～一九四五年）
一九三八年初，我母親快七歲了。她聰明好學，新年假期一過，新學年開始，父母親就送她上了學。當時的教育由日本人嚴密控制，尤其是歷史和倫理課程。法定的「國語」是日文。小學四年級後，教學全採用日文。學校絕大多數教師都是日本人或是會講日語的中國人。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一日，我母親入學第二年，「滿洲國」皇帝溥儀攜夫人到錦州視察。我母親被選為學生代表向皇后獻花。當天一大群人站在色彩鮮豔的露天平臺上，手裡揮動著象徵「滿洲國」的黃色紙旗。我母親手捧一大束鮮花，站在銅管樂隊和達官貴人旁邊，顯得神氣十足。一個和我母親年紀相仿的男孩則局促不安地站在她身旁，手裡也抱著鮮花，這是要獻給皇帝的。當溥儀夫婦出現時，樂隊奏起「滿洲國」國歌，人人肅立致敬，我母親走上前去，動作熟練地行屈膝禮，獻上花。皇后身著白裙，戴著一雙極薄的長至肘部的白手套，我母親覺得她簡直是漂亮極了。我母親趁機瞥了一眼穿軍服的溥儀，覺得在他厚厚的近視眼鏡後面有著一雙金魚眼。
我母親之所以被挑選出來向皇后獻花。不僅是因為她的成績拔尖，還因為她在註冊填表時把自己填為滿族，這是她繼父的民族。「滿洲國」被稱為滿族人自己的國家，這裡的大多數居民是滿人，假如能讓他們有機會想想誰來統治這個問題，他們會說滿人皇帝是天經地義的，所以溥儀對日本人的確很有用。夏瑞堂認為自己是個忠誠的子民，我姥姥也這樣想。按照傳統，女人表達愛情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對所愛的人百依百順。和夏瑞堂意見不同這樣的念頭，姥姥是轉也不轉的。
在學校，我母親接受的教育是祖國是「滿洲國」，鄰國中有兩個中華民國：一個是蔣介石領導的「敵國」；一個是汪精衛領導的「友國」（日本人在中國占領區扶持的傀儡）。她被灌輸「滿洲」並非中國的一部分，要做「滿洲國」的順民。她在學校學的第一首歌是這樣的：
紅男綠女踏街頭，
人人都說好滿洲。
你快活來我快活，
吃穿無愁腸，
來、來、來，
好滿洲！
老師們常說「滿洲國」是人間天堂。然而，我母親就是小小年紀也能覺察到，如果這是天堂的話，也只是日本人的天堂。日本小孩上的專門學校，那裡設備完善，有良好的暖氣供應系統，光亮的地板和明淨的玻璃窗。而當地的中國小孩則擠在破爛的廟宇和私人捐贈的舊房子裡上課。冬天，由於沒有暖氣設備，往往不得不中止教學，同學們圍著教室跑步，或一齊跺腳。
不僅主要的教師都是日本人，教學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打學生是家常便飯。冒犯校規時，哪怕是最微小的過失，如像女孩的頭髮長過耳垂以下半寸，都會挨揍。處罰方式主要是賞一頓耳刮子，男孩子還常被木棍敲打頭部。另一種懲罰方式是在雪地上跪幾個鐘頭。
當地的孩子在街上遇到日本人時，得鞠躬讓路，即便這個日本人比他們還年幼。日本學生常常叫住當地學生，無緣無故就打他們耳光。學生們遇到老師必須恭恭敬敬鞠躬行禮。我母親常對她朋友開玩笑說：日本老師所到之處，就像旋風刮過草地。只見草兒們不斷地彎腰。
許多成年人出於怕得罪日本人，也不得不向他們點頭哈腰。不過，開始時，日本人的出現並沒有給夏家造成很大衝擊。中、下層職務仍由當地的滿人和漢人擔任，我外曾祖父繼續做他的義縣警察局副局長。到了一九四零年，在錦州的日本人約有一萬五千人。夏瑞堂的隔壁鄰居就是日本人。我姥姥和他們相處得很好。這家男主人是一位政府官員，每天早上，當他乘黃包車離家上班時，他妻子和三個孩子都站在門外，向他鞠躬道再見。此番儀式結束後，他妻子就開始做家務事。讓我姥姥和我母親大感困惑的是她戴著白手套搓煤球。第一個煤球還沒有搓成，白手套就已髒得不成樣子了。
這位日本婦女常常來姥姥家閑坐。她很孤獨，因為丈夫極少在家。來時，她愛帶上一小瓶酒，姥姥則弄些佐酒小菜。姥姥能說一點日語，那位日本婦女也能講些中文。她們還互相哼歌，激動時又相對流淚。她們經常相互幫助整理花園，這家鄰居有很齊全的花園工具，對此我姥姥十分羨慕。我母親也經常被邀請到她家花園裡玩耍。
但是，夏瑞堂一家也聽到了日本人所犯下的罪行。大片大片的「滿洲國」北部村莊被燒毀，倖存者被趕進「戰略村」集中。東北有六分之一的人口（約五百多萬人）失去了家園，成千上萬人死亡。東北的礦產資源十分豐富，礦工們在日本監工的嚴密監視下，沒日沒夜地幹活，直至累死，採掘出的礦產都被運往日本。
很長一段時期，夏瑞堂一直在為皇帝溥儀辯護，說溥儀實際上是日本人的階下囚，對發生的罪行一無所知。但當溥儀把他對日本國的稱呼從「友邦」變成「兄弟」，最後變成「親邦父國」時，夏瑞堂氣得舉拳捶桌，大罵他是「認賊作父的昏君」。儘管如此，他仍說不知道皇帝對暴行該負多大的責任。然而，隨後發生的兩件事徹底改變了他的觀點。
一九四一年末的一天，夏瑞堂診所來了一位衣衫襤樓的病人。他臉色蠟黃，身體乾瘦，弓著腰，一副疼痛不堪的樣子。他是鐵路的苦力，從早到晚搬運沉重的貨物，常覺得胃部像火燒火灼地疼痛。他不知道自己還能支撐多久，但一旦失業了，他就沒法養活妻子和剛出世的孩子了。
夏瑞堂告訴他，他的胃不能消化粗食。出於溥儀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頒示，大米只供給日本人和少部分漢奸。絕大多數當地人不得不依靠橡子麵和一些玉米、高梁過活，而這些都是難以消化的。夏瑞堂免費開藥給他，又叫姥姥送給他一小袋大米——這是姥姥偷偷從黑市上買來的。
不久，夏瑞堂聽說那人已死在苦工營了。原來他在離開診所後，吃了米飯就去幹活，結果在工地上嘔吐了。一個日本監工從嘔吐物中發現了大米飯粒，立刻以「經濟犯罪」的名義逮捕了他，送進苦工營，由於他身體太虛弱，只活了幾天。當他妻子聽到噩耗時，抱著嬰兒投河自盡了。
這次意外事件使夏醫生和我姥姥痛不自禁。他們覺得對這家人的死負有責任。夏瑞堂後來總是說：「大米能教人，也能殺人！一小袋大米，三條人命呀！」他開始罵溥儀是「暴君」了。
很快。慘劇直接降臨夏家。夏瑞堂最小的兒子在義縣當教師。和滿洲國所有學校一樣，日本校長的辦公室裡掛著一幅很大的溥儀像。每個人進房時都必須對此像行禮。有一天，夏瑞堂的兒子一時疏忽，忘了鞠躬。日本校長一個巴掌過去，他一時失去平衡，忍不住說：「難道我每天總得哈著腰，我就不能挺直身子，哪怕是站一會兒嗎？早上朝會時我剛鞠了躬……」沒等說完，他臉上又重重挨了一下。只聽日本校長喊道：「這是你們滿人的皇帝，你們滿洲人連最起碼的禮節都不懂！」夏瑞堂的兒子衝口而出：「有什麼了不起，不就是一張紙片嘛！」此時，另外兩位中國老師趕來止住了他。他冷靜下來，恢復自制後，勉強對肖像躬了躬腰。
到了晚上，一位朋友跑來通風報信，說他已被定為「思想犯」——這種罪名起碼得坐牢，還很可能被處死。夏瑞堂小兒子於是出逃了，從此再也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可能他已被抓住，死在監牢或苦工營裡了。
事情並未到此結束，由於弟弟「犯罪」，地方上的惡霸開始騷擾夏瑞堂唯一倖存的兒子德貴，聲稱他沒有盡到兄長的責任，向他勒索保護費。他付了錢，但無賴們貪得無厭，得寸進尺，以至他不得不賣掉藥鋪，離開義縣到了奉天（瀋陽）。在那裡，他重開了一家新店「泰和堂」。
夏瑞堂從此成為滿洲國和溥儀的死對頭。
夏瑞堂行醫的名聲越來越響，日本人、中國人都請他看病。有時他會在替一位日本高官或漢奸治療之後，對家人說：「我希望他死掉才好。」但這並不影響他的行醫態度。「病人是個人，」他常說：「做醫生就得給他治病，不能管他是好人、壞人。」
姥姥此時已把她的母親，即我的外曾祖母，接到錦州。姥姥與夏瑞堂結婚離家後，外曾祖母一直和丈夫在一起。但外曾祖父討厭她，兩個蒙古族姨太太也恨她。她開始疑心這兩個女人想毒死她和年幼的兒子玉林，天天吃飯就都用銀筷子，還總是先喂狗。在姥姥離家數月後的一天，那條狗突然暴斃。外曾祖母忍無可忍，生平第一次與丈夫大吵一架。在婆婆楊老太太的支援下，她和玉林搬到外面租房子住下。楊老太太對兒子的所作所為也憤慨至極，她於是跟著媳婦、孫兒搬走了，從此再未見兒子，直至臨終時，兒子才來看了她一眼。
他們搬出之後，外曾祖父按月送生活費給他們，但他極不情願，到了一九三九年初就停止接濟了。那時沒有法律來保障分居或離婚婦女的權利，她們的生活完全靠丈夫發善心。外曾祖父不發善心，姥姥和夏瑞堂只得負擔起他們的生活。當楊老太太於一九四二年去世後，外曾祖母就和玉林搬到錦州，住進了夏瑞堂家。外曾祖母心裡總是不安，覺得自己和兒子寄人籬下。為了報答他們，她幾乎用盡全部時間為全家人洗衣服和打掃房間，每天顛著小腳，小心翼冀地走來走去做家務事，生怕得罪了她女兒和夏瑞堂。她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拜佛時總懇求菩薩讓她下輩子不要再做女人，「來世就讓我變豬變狗，不要變女人！」
姥姥還把她所喜愛的妹妹玉蘭接到錦州。玉蘭已在義縣結婚，但丈夫是個同性戀。他把玉蘭送給自己的老闆——一位有錢的伯父玩弄。這位伯父擁有一家糧棧和一座榨油廠，已強姦了好幾個自己家裡的女人、包括他的小孫女。由於他是一家之主，擁有無上的權力，玉蘭不敢與他抗爭。但當她丈夫要把她再轉讓給他伯父的合夥人時，她拒絕了。姥姥不得不付錢給這個丈夫，讓他休掉玉蘭（那時女人不能要求離婚），玉蘭到錦州後，與當地一位叫佩歐的人結了婚。
佩歐是監獄看守。他們夫婦倆常來我姥姥家走動。佩歐講的故事常常令我母親毛骨悚然。監獄裡關的都是政治犯，他描述他們如何勇敢，受到嚴刑拷打，仍大罵日本人不已。酷刑是家常便飯，犯人們得不到任何治療，傷口只得任其發炎潰爛。
夏瑞堂主動提出要為這些犯人治病。他去監獄時，佩歐把他介紹給一位姓董的朋友。董是個劊子手，負責絞刑。犯人被捆在一張椅子上，一根繩子繞著脖子，另一端拴在輪子上，輪子有個把手。行刑時，劊子手搖動把手，繩子慢慢收緊，犯人就在緩慢窒息的極度痛苦中死掉。
從佩歐那裡，夏瑞堂知道董的良心很是不安，每次行刑時，都事先把自己灌得爛醉。夏瑞堂請董到家，送給他一些禮物，暗示他儘可能救些犯人，如不要把繩子收得太緊。通常行刑時，總有一名日本士兵或一個受到信任的漢奸在場監督。但有時，如果被處死的人不那麼重要，日本人就懶得露面了。還有些時候，他們在囚犯還沒有真正斷氣時就離開刑場。董表示，在這類場合，他可以在囚犯死前做手腳停止絞刑。
行刑之後，囚犯屍體被放入薄木匣內，由一個老馬夫用馬車拉到郊外南山亂屍崗。到了那裡，他打開木匣，把屍體倒進一個淺坑。為重男輕女家庭所溺殺的女嬰屍體也常被拋入這些坑內，那時候，這種事很平常。野狗常常在此出沒，以死屍為生。
夏瑞堂結識了這位老車夫，不斷送給他錢。老車夫也時時到夏的診所聊天。談來談去，話題最終會扯到墳場。「我告訴那些死鬼，」他說，「你們落到這步田地，不要怪我，是日本人害的。記住今天是你們的忌日，明年今天是你們的周年。如果你們想遠走高飛，也找個好點的地方投胎，你們頭沖的那條路就是條好路。」董和老車夫秘密地救囚犯，雖然互相從來不談論「營救工作」，夏瑞堂也不知道他們救活了多少人。日本人投降後，被救活的「死屍」們回到錦州，集資為董買了一幢房子和一些地。老車夫當時已去世了。
在他們救出的人當中，有一位是姥姥的遠親，名叫王漢臣，他是地下抗日運動的重要人物。由於錦州是長城以北鐵路幹線的樞紐，從一九三七年七月起，它就成了日本掠奪中國財富的集散地，保安措施非常嚴格。王漢臣的地下組織被日本人的特務打入，整個組織的重要成員都被逮捕。他們受盡酷刑，灌辣椒水、壓槓子、用釘子鞋打嘴巴。大部分的人都被殺害了，夏家也以為王漢臣已經死了。有一天，佩歐跑來說，王漢臣還活著，但就要被絞死了。夏瑞堂立即與董取得聯繫。
行刑的那天晚上，夏瑞堂和姥姥帶著車來到南山亂屍崗。他們把車藏在附近的樹林中，然後悄悄守候。他們可以聽到野狗扒坑時，低沉的嗥叫聲和嘶咬聲，還能嗅到從坑內散發出來的濃烈的腐臭味。不久，一輛大車出現了。黑暗中，他們隱隱看見老車夫驅車上坡，然後開始把屍體從木匣中倒出來。待老車夫駕車離去，他們趕忙跑到坑邊，挨著屍體翻看，終於找到了王漢臣，細細看去，發覺他還活著。由於受酷刑折磨，他完全不能行走，他們費了很大的勁兒才把他弄上車，運回了家。
王漢臣被安頓在夏家那間多出來的房間裡。這房間只有一道門，通我母親房間。我母親的房間又只能通往姥姥和夏瑞堂的臥室，因而很難有人能夠碰巧撞進小屋子裡去。夏家是四合院內唯一有門進入院落的一家，其他兩家人的門都面街，要進院需繞街通過大門。所以，只要有人放風，王漢臣甚至可以在院子裡鍛鍊身體。
不過，他們仍得冒著被員警和保甲長發現的危險。日本人早在占領初期就設立了對居民監控的制度「保甲連坐制」，把地方上的頭面人物都扶持成保長或甲長，負責催稅和晝夜查訪「不法分子」。這好似一種制度化的黑社會組織，勒索「保護費」和告密是通向權力之鑰。日本人也肯出大錢獎賞告密的人。與這些人相比，「滿洲國」的員警還不那麼可怕。事實上，許多員警相當反日。雖然他們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挨家挨戶查戶口，但每到此時，他們就邊走邊喊：「查戶口了！查戶口了！」先通知想躲的人。姥姥一聽見喊聲，就把王漢臣藏在柴房裡的一大堆高梁稈中。員警要等好一會見才懶懶散散走進房子，坐下來喝杯茶，接著十分抱歉地對姥姥說：「您知道，這些都是例行公事……」那時我母親十一歲，儘管父母並沒有告訴她所發生的一切，但她知道自己不能講出王漢臣藏在哪裡。她從小就學會了謹慎小心。
在姥姥的精心護理下，王漢臣逐漸康復。三個月後，他完全能走動了。告別時，他很激動。「大姐、大姐夫」，他懇切地說，「我這條命是你們給的，今生今世，我永遠都會記住。只要有機會，定將報答你們的大恩大德。」三年後，王漢臣回來了，也履行了自己的諾言。（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台
2012-12-0312:10:00
http://www.ntdtv.com/xtr/b5/2012/12/03/a800594.html.-【禁書】張戎《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七）.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