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8月18日讯】《真实的江泽民》第七章 江泽民的GDP
第七节 圈地运动
“坐地收钱”
与房地产经济直接相关的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即地方政府通过圈地然后拍卖土地使用权获得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的这种“圈地”、卖地运动则兴于江泽民执政时期。
当时，为解决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之争（当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为三比七，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为七比三，所以中央财政一直吃紧），中央强势推行国企分税制，将国企利税收缴中央；同时也推动国企私有化，使得原来国企上交地方的利税收入锐减（民营企业只纳税不交利润）。几年之内，中央财政收入从一年两三百亿元跃增为一千亿元。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地方政府从而转向卖地，从土地出让金中获得巨大收益，形成“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有诸多好处：卖地所得完全归地方政府所有，归地方政府支配；卖地对政府来讲，除去拆迁费用（但拆迁费用也可从卖地所得中出），基本是零成本，真可谓“坐地收钱”；由于卖地所引起的房地产发展，会带动相关联的一系列产业，提升地方GDP；而整个卖地的审批招标过程又为当权者提供了个人腐败的机会。这么好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有鉴于此，各地政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圈地、卖地运动。过去没有标价的土地进入了流通领域，形成了天量的货币价值，拉升着GDP，促使中国经济总量急速膨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最近几年，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相关税收占地方政府预算的40％，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在一些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中甚至达到了60%以上。
2009年，杭州名列城市卖地榜首，其卖地所得为1,200亿元。而同年，杭州的财政收入仅为550亿，其卖地收入是财政收入的218%。2011年，全国卖地收入共达3.15万亿元，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万亿元的6.7%。
暴力拆迁的真正原因
圈地是“土地财政”的第一步。由于中共实施的社会主义制度，土地在理论上被中共宣称为国有或集体所有（多在农村），所以政府圈地是没有成本的。中共官员可以任意的在地图上勾勒。
在中国，新房子的价钱是包括土地的价值的，而老房子的价值则不包括土地的价值。也就是说，当老百姓买新房子时，付给政府土地费（含在房价里）；但当老百姓把旧房子卖给政府时（拆迁费），政府不付给老百姓土地费。政府从老百姓身上净赚土地费！而这土地费占到了整个房价的30%到50%！可以说，政府通过圈地、卖地，从百姓中巧取豪夺了他们大量的财富。这是时有所闻的强制拆迁、暴力拆迁背后的真正原因。
拆迁上海徐汇区一个10平方米旧式里弄式房屋，原屋主可得拆迁费65,604元。【13】徐汇区是上海房地产的一个高价位区，2010年的平均房价为38,700元/平方米。【14】原屋主所得拆迁费还不够在原地点买回两平方米。这中间的差价主要被地方政府拿去了。
除了高房价，中共的“土地财政”还造成了几个问题。
“腐败成本”
“腐败成本”成为土地成本中的一部分。中国的房地产业是官商勾结的腐败重灾区。近年来落马的巨贪中，多和房地产业有关。如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在中国，如果没有和政府官员过硬的关系，根本拿不到地，也当不成房地产商。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受贿罪被判处死缓的原南京市委书记王武龙的落马，就是因为在一九九五年违法把一块南京市的黄金地段的开发权给了自己的弟弟房地产商王文龙。
曾经的上海首富，二零零二年在胡润富豪帮上排名第十一位的房地产商周正毅原来是搞餐饮业的。他能以零地价拿到有上海最后一块黄金地皮之称的“东八块”的开发权，离不开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弟弟陈良军的帮助。陈良军本人也利用和陈良宇的关系在土地上发了一笔横财。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三年，陈良军想在上海市宝山区拿一块土地，并多次找宝山区区委领导帮忙。后者请示陈良宇，陈同意并表示“按规定办，把好关”。在陈良宇的帮助下，陈良军获得了六百亩土地的使用权。随后他将六百亩土地的使用权以一点一八亿元倒卖给了开发商。通过卖地，陈良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亿万富翁。而这一点一八亿元卖地款最后会被开发商转嫁到买房者头上，陈良军的一夜暴富，实际上是建立在对买房者财富的掠夺上的。【15】
“农村土地城市化”
圈地运动还对中国的土地格局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圈地运动的背后是“城市化”，“城市化”的背后是房地产。西方的“城市化”过程在中共的急功近利的追求下被大大简化了，土地上长出了高楼就算“城市化”了。
继城市大规模拆迁后，农村也迎来前所未有的拆迁高峰期。“城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被默许及鼓励的土地财政就像一头饕餮巨兽，肆意扩大地盘，将更多的村庄从地图上抹去，改写中国乡村的地理版图和乡土文化。《中国农业统计资料》2005年的数据表明，本世纪初的几年里，中国每天消失着53个村落。改革开放30多年，全国耕地净减少了两亿亩左右。如果今后农业科技上没有较为重大的进步的话，中国将面临“农村土地城市化”和确保粮食这一战略性资源的安全性的重大矛盾。
始于1987年的第一次圈地运动，在上世纪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圈来的地用于房产开发，开发区也遍及全国，县级以上开发区达6000余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大于当时中国城镇总面积（1.34万平方公里）。1992年全国房地产完成开发投资732亿元，比1991年猛增117%.与之形成对照的一个数字是，1992年全国净减少耕地1000万亩。【16】
五年后，第二波圈地运动爆发，房地产再一次成为载体。此时，土地法已经修改，对耕地的占用审批权力得到限制，但各地设法批地的手段却层出不穷。
又五年后，第三波圈地运动开始了，这一次的占地面积高达3.51万平方公里，再度超过全国城镇面积和在建用地的总和。
五年是一个轮回，再五年后，金融危机爆发，随后，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经济刺激政策，基础建设成了最大的刺激对象，来自中央的4万亿和各地的若干亿投入到了建设中，保增长变成了保GDP。国企大规模进入房地产行业，房地产继续成为投资热点。
造成尖锐的官民对立
圈地运动带来的房屋拆迁造成了尖锐的官民对立。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费是由国家地方财政出钱，由拆迁办公室（拆迁办）进行分配。拆迁办是在城市改扩建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办事机构和组织，负责与拆迁有关的事务。拆迁办的一些职责包括：负责向人民法院提出强迁申请并配合组织行政强迁；受理房屋拆迁信访咨询；负责拆迁安置资金和安置房工程建设资金的监督、管理、审批、发放工作。【17】说穿了，拆迁办就是“自监自管”；当原房主不愿搬迁时，组织强行拆迁。
从政府角度来讲，由于拆迁费用是需要支付的成本，所以政府需要最大限度降低拆迁费用，从而获取最大盈利。这导致了野蛮拆迁、强制拆迁、利用黑社会或动用警力、武警来进行拆迁的非法行为。
下面仅举几例：
2008年6月24日，成都出动数百警察和公安车辆、消防汽车等，到锦江区祝国寺村沙发城进行强拆工作。由于村民们反抗，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导致多名村民受伤。【18】
2008年9月22日至27日，桂林市政府调动警察、城管、黑社会人员、防暴警察等近千人，防暴警察手持盾牌、警棍，牵着警犬，展开了从七星区穿山街道办事处穿山园村开始的暴力征地。此次征地遭到了村民的强烈抵抗，双方发生冲突，有30多位村民被打伤。【19】
广州市环市西路站西南街的省汽车运输公司职工拒绝从宿舍中拆迁，结果，小区中的花草树木在深夜被淋毒水；3栋宿舍楼下被放置了3个混杂炸药的鞭炮，凌晨3时在煤气管道旁连锁引爆，所幸没有造成伤亡；过百条活生生的毒蛇被扔到小区里。【20】
江苏省扬州市国庆路157号，六旬孤独老妇金兰英及其嫂居文珍二人，为避免拆迁，两人自锁铁笼。2008年12月3日13时20分，拆迁商雇佣黑道打手一百多人，手拿几十个“碳酸氢纳、磷酸二氢铵、硫酸钡”毒气瓶，突然冲向钢笼对着两老妇狂喷伤害。这些黑道打手还对有义愤群众大打出手，打的无辜者在地面乱滚、血迹斑斑。金兰英遭毒酸狂喷面部，烧伤中毒严重，被120救护车拖往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住院抢救，伤势严重为“一级护理、半流食”。【21】
而近几年的民怨最强烈的也莫过于强制拆迁。
唐福珍自焚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唐福珍为抵抗成都市金牛区城管和公安的强行拆除她的建筑，两次在身上浇汽油最后自焚，于2009年11月29日因伤势太重救治无效在医院死亡。【22】
2011年底的乌坎事件就是由于村领导在政府支持下，私自变卖村里土地，引起了三、四千村民和警察的对峙。【23】
而圈地运动造成的“城市化”对农民的影响则更是不可逆转。上海征地拆迁律师团队指出：“因为征地拆迁而返贫，已经成了当代中国农村触目惊心的普遍现象！那些遭遇非法征地、拆迁的村民不外乎两个结局：一是沦为灾民，从此一蹶不振；二是沦为访民，从此迷失在循环往复的信访迷局里不能自拔。要而言之，靠农民式的盲目而自发的维权是无济于事的。”【24】处于城市近郊的农民原来是有土地的，可以靠耕种土地为生。一旦被强制拆迁之后，这些农民失去了赖以谋生的土地，不得不进入城市，成为一名“打工仔”。这种“打工仔”和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还不一样。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是自家有土地，但选择进城打工；一旦不如意，还可以从新回家种田。但失去土地、又不一定有城市工作技能的农民“打工仔”不得不依附于城市，不论条件多苦，多不如意，也得咬牙忍着。所以政府的圈地、“城市化”努力为中国造出了一批“廉价劳动力”。
（节选自《真实的江泽民》第七章；作者：《真实的江泽民》联合写作组）
（责任编辑：肖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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