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8月18日訊】《真實的江澤民》第七章 江澤民的GDP
第七節 圈地運動
「坐地收錢」
與房地產經濟直接相關的是中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即地方政府通過圈地然後拍賣土地使用權獲得土地出讓金。地方政府的這種「圈地」、賣地運動則興於江澤民執政時期。
當時，為解決中央和地方的財政之爭（當時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入為三比七，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支出為七比三，所以中央財政一直吃緊），中央強勢推行國企分稅制，將國企利稅收繳中央；同時也推動國企私有化，使得原來國企上交地方的利稅收入銳減（民營企業只納稅不交利潤）。幾年之內，中央財政收入從一年兩三百億元躍增為一千億元。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銳減。地方政府從而轉向賣地，從土地出讓金中獲得巨大收益，形成「土地財政」。
「土地財政」對地方政府有諸多好處：賣地所得完全歸地方政府所有，歸地方政府支配；賣地對政府來講，除去拆遷費用（但拆遷費用也可從賣地所得中出），基本是零成本，真可謂「坐地收錢」；由於賣地所引起的房地產發展，會帶動相關聯的一系列產業，提升地方GDP；而整個賣地的審批招標過程又為當權者提供了個人腐敗的機會。這麼好的事情，何樂而不為呢？
有鑒於此，各地政府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圈地、賣地運動。過去沒有標價的土地進入了流通領域，形成了天量的貨幣價值，拉升著GDP，促使中國經濟總量急速膨脹。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份報告顯示，最近幾年，土地出讓金、房地產相關稅收佔地方政府預算的40％，土地出讓金淨收入在一些地方政府的預算外收入中甚至達到了60%以上。
2009年，杭州名列城市賣地榜首，其賣地所得為1,200億元。而同年，杭州的財政收入僅為550億，其賣地收入是財政收入的218%。2011年，全國賣地收入共達3.15萬億元，佔全年國內生產總值47萬億元的6.7%。
暴力拆遷的真正原因
圈地是「土地財政」的第一步。由於中共實施的社會主義制度，土地在理論上被中共宣稱為國有或集體所有（多在農村），所以政府圈地是沒有成本的。中共官員可以任意的在地圖上勾勒。
在中國，新房子的價錢是包括土地的價值的，而老房子的價值則不包括土地的價值。也就是說，當老百姓買新房子時，付給政府土地費（含在房價裡）；但當老百姓把舊房子賣給政府時（拆遷費），政府不付給老百姓土地費。政府從老百姓身上淨賺土地費！而這土地費佔到了整個房價的30%到50%！可以說，政府通過圈地、賣地，從百姓中巧取豪奪了他們大量的財富。這是時有所聞的強制拆遷、暴力拆遷背後的真正原因。
拆遷上海徐匯區一個10平方米舊式裡弄式房屋，原屋主可得拆遷費65,604元。【13】徐匯區是上海房地產的一個高價位區，2010年的平均房價為38,700元/平方米。【14】原屋主所得拆遷費還不夠在原地點買回兩平方米。這中間的差價主要被地方政府拿去了。
除了高房價，中共的「土地財政」還造成了幾個問題。
「腐敗成本」
「腐敗成本」成為土地成本中的一部份。中國的房地產業是官商勾結的腐敗重災區。近年來落馬的巨貪中，多和房地產業有關。如原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等。在中國，如果沒有和政府官員過硬的關係，根本拿不到地，也當不成房地產商。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受賄罪被判處死緩的原南京市委書記王武龍的落馬，就是因為在一九九五年違法把一塊南京市的黃金地段的開發權給了自己的弟弟房地產商王文龍。
曾經的上海首富，二零零二年在胡潤富豪幫上排名第十一位的房地產商周正毅原來是搞餐飲業的。他能以零地價拿到有上海最後一塊黃金地皮之稱的「東八塊」的開發權，離不開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弟弟陳良軍的幫助。陳良軍本人也利用和陳良宇的關係在土地上發了一筆橫財。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三年，陳良軍想在上海市寶山區拿一塊土地，並多次找寶山區區委領導幫忙。後者請示陳良宇，陳同意並表示「按規定辦，把好關」。在陳良宇的幫助下，陳良軍獲得了六百畝土地的使用權。隨後他將六百畝土地的使用權以一點一八億元倒賣給了開發商。通過賣地，陳良軍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億萬富翁。而這一點一八億元賣地款最後會被開發商轉嫁到買房者頭上，陳良軍的一夜暴富，實際上是建立在對買房者財富的掠奪上的。【15】
「農村土地城市化」
圈地運動還對中國的土地格局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影響。圈地運動的背後是「城市化」，「城市化」的背後是房地產。西方的「城市化」過程在中共的急功近利的追求下被大大簡化了，土地上長出了高樓就算「城市化」了。
繼城市大規模拆遷後，農村也迎來前所未有的拆遷高峰期。「城市化」現象越來越嚴重。被默許及鼓勵的土地財政就像一頭饕餮巨獸，肆意擴大地盤，將更多的村莊從地圖上抹去，改寫中國鄉村的地理版圖和鄉土文化。《中國農業統計資料》2005年的數據表明，本世紀初的幾年裡，中國每天消失著53個村落。改革開放30多年，全國耕地淨減少了兩億畝左右。如果今後農業科技上沒有較為重大的進步的話，中國將面臨「農村土地城市化」和確保糧食這一戰略性資源的安全性的重大矛盾。
始於1987年的第一次圈地運動，在上世紀90年代初達到高潮，圈來的地用於房產開發，開發區也遍及全國，縣級以上開發區達6000餘個，佔地1.5萬平方公里，大於當時中國城鎮總面積（1.34萬平方公里）。1992年全國房地產完成開發投資732億元，比1991年猛增117%.與之形成對照的一個數字是，1992年全國淨減少耕地1000萬畝。【16】
五年後，第二波圈地運動爆發，房地產再一次成為載體。此時，土地法已經修改，對耕地的佔用審批權力得到限制，但各地設法批地的手段卻層出不窮。
又五年後，第三波圈地運動開始了，這一次的佔地面積高達3.51萬平方公里，再度超過全國城鎮面積和在建用地的總和。
五年是一個輪迴，再五年後，金融危機爆發，隨後，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相繼出台了經濟刺激政策，基礎建設成了最大的刺激對象，來自中央的4萬億和各地的若干億投入到了建設中，保增長變成了保GDP。國企大規模進入房地產行業，房地產繼續成為投資熱點。
造成尖銳的官民對立
圈地運動帶來的房屋拆遷造成了尖銳的官民對立。房屋拆遷補償安置費是由國家地方財政出錢，由拆遷辦公室（拆遷辦）進行分配。拆遷辦是在城市改擴建過程中應運而生的辦事機構和組織，負責與拆遷有關的事務。拆遷辦的一些職責包括：負責向人民法院提出強遷申請並配合組織行政強遷；受理房屋拆遷信訪諮詢；負責拆遷安置資金和安置房工程建設資金的監督、管理、審批、發放工作。【17】說穿了，拆遷辦就是「自監自管」；當原房主不願搬遷時，組織強行拆遷。
從政府角度來講，由於拆遷費用是需要支付的成本，所以政府需要最大限度降低拆遷費用，從而獲取最大盈利。這導致了野蠻拆遷、強制拆遷、利用黑社會或動用警力、武警來進行拆遷的非法行為。
下面僅舉幾例：
2008年6月24日，成都出動數百警察和公安車輛、消防汽車等，到錦江區祝國寺村沙發城進行強拆工作。由於村民們反抗，警察使用催淚瓦斯，導致多名村民受傷。【18】
2008年9月22日至27日，桂林市政府調動警察、城管、黑社會人員、防暴警察等近千人，防暴警察手持盾牌、警棍，牽著警犬，展開了從七星區穿山街道辦事處穿山園村開始的暴力征地。此次征地遭到了村民的強烈抵抗，雙方發生衝突，有30多位村民被打傷。【19】
廣州市環市西路站西南街的省汽車運輸公司職工拒絕從宿舍中拆遷，結果，小區中的花草樹木在深夜被淋毒水；3棟宿舍樓下被放置了3個混雜炸藥的鞭炮，凌晨3時在煤氣管道旁連鎖引爆，所幸沒有造成傷亡；過百條活生生的毒蛇被扔到小區裡。【20】
江蘇省揚州市國慶路157號，六旬孤獨老婦金蘭英及其嫂居文珍二人，為避免拆遷，兩人自鎖鐵籠。2008年12月3日13時20分，拆遷商僱傭黑道打手一百多人，手拿幾十個「碳酸氫納、磷酸二氫銨、硫酸鋇」毒氣瓶，突然衝向鋼籠對著兩老婦狂噴傷害。這些黑道打手還對有義憤群眾大打出手，打的無辜者在地面亂滾、血跡斑斑。金蘭英遭毒酸狂噴面部，燒傷中毒嚴重，被120救護車拖往江蘇省蘇北人民醫院住院搶救，傷勢嚴重為「一級護理、半流食」。【21】
而近幾年的民怨最強烈的也莫過於強制拆遷。
唐福珍自焚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唐福珍為抵抗成都市金牛區城管和公安的強行拆除她的建築，兩次在身上澆汽油最後自焚，於2009年11月29日因傷勢太重救治無效在醫院死亡。【22】
2011年底的烏坎事件就是由於村領導在政府支持下，私自變賣村裡土地，引起了三、四千村民和警察的對峙。【23】
而圈地運動造成的「城市化」對農民的影響則更是不可逆轉。上海征地拆遷律師團隊指出：「因為征地拆遷而返貧，已經成了當代中國農村觸目驚心的普遍現象！那些遭遇非法征地、拆遷的村民不外乎兩個結局：一是淪為災民，從此一蹶不振；二是淪為訪民，從此迷失在循環往復的信訪迷局裡不能自拔。要而言之，靠農民式的盲目而自發的維權是無濟於事的。」【24】處於城市近郊的農民原來是有土地的，可以靠耕種土地為生。一旦被強制拆遷之後，這些農民失去了賴以謀生的土地，不得不進入城市，成為一名「打工仔」。這種「打工仔」和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工還不一樣。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工是自家有土地，但選擇進城打工；一旦不如意，還可以從新回家種田。但失去土地、又不一定有城市工作技能的農民「打工仔」不得不依附於城市，不論條件多苦，多不如意，也得咬牙忍著。所以政府的圈地、「城市化」努力為中國造出了一批「廉價勞動力」。
（節選自《真實的江澤民》第七章；作者：《真實的江澤民》聯合寫作組）
（責任編輯：肖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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