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9月23日讯】我老家是重庆，我经常回家乡小住。2010年9月到2011年1月，我在重庆住了3个半月。那时，正是重庆的红唱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我居处的远方有一所学校，常常放《东方红》，那隆隆作响的前奏无远弗届，常使我恍如置身文革。我知道，但凡公家单位，都必须唱红。
不过，那3个半月，我听得最多的红歌不是《东方红》，而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天天听，而且不得不听，那是因为收垃圾的小车每天早晨用这首歌通知居民倒垃圾。
收垃圾的工人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装在他的垃圾车上，我不知道他是太热爱毛主席还是太不热爱毛主席，不知道他是每天都在想念毛主席还是每天都在糟践毛主席。
我觉得重庆人的觉悟都不高，被薄书记教育了那么久，仍然缺少阶级斗争的弦，每天熟听无闻，任凭收垃圾的工人侮辱“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我觉得重庆太缺少“三妈教授”孔氏、“耳光教授”韩氏这样的“永远忠于毛主席”的人。如果韩氏听到、见到垃圾车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他就不是扇耳光的事了，他一定会把那垃圾工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我觉得重庆的干部尤其是宣传部的干部对薄书记简直是阳奉阴违，他们当面奉承书记，当面唱红，背地里不拿书记的指示当一回事，竟然容忍辱红。
如果垃圾车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样的事发生在文革，那位清洁工人一定要被马上拿下，查祖宗三代，批斗游街，判刑劳改，锒铛入狱。
就在那段时间，12月6日，有媒体报导，“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自2008年6月开展群众性的‘唱读讲传’活动以来，该市干部和群众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逐年增多，今年比去年提高了15.4个百分点，达到68.5%，比全国同期调查高出26.2个百分点。”
我不知道薄氏及其下属怎么深入到了人的内心、如何了解到人的信仰、以至于能作出如此“准确”的统计。“比全国同期调查高出26.2个百分点”，那就是说，重庆人的“觉悟”大大高于全国。但垃圾车唱“红太阳”说明，重庆人的觉悟不怎么样。
除了垃圾车唱“红太阳”，我还可以举出许多重庆人在薄书记治下觉悟不高的例子。
比如，那段时间人行道更换铺路石，弄得行走困难、交通受阻，路人大骂，说当官的一缺钱就修马路。重庆人一点都不认为薄书记的政府是好政府。
再比如，我住的小区某天晚上停电，居民们马上把小区外的主干道拦断，把交巡警搞得焦头烂额，供电局不得不立刻供电。重庆人丝毫不维护薄书记和王局长的“平安重庆”的名声。
那段时间，干坏事的重庆人照样干着坏事，并没有被红歌感动而罢手。比如，做“染色豆瓣”的人照样做着染色豆瓣，给活鸡喂重晶石粉的照样喂着重晶石粉，在停尸房中灌假茅台的照样灌着假茅台。
薄书记任上没有给重庆人加一分钱工资，贫苦的重庆人照样贫苦。我多次看见，修轻轨的农民工在小饭馆里8个人点4个菜，其中一个还是汤，大家都看着唯一的一盘回锅肉不好意思下筷子。报纸上，没钱看病的农妇吴远碧自己挥刀剖腹取水，最终死去。
那段时间，重庆的政府部门也照样做着不“红”的事情，并不“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着务。路桥公司收着全中国最贵的买路钱，规划局把公共绿地批给开发商盖了别墅，基层官员贪占着困难群众的惠民款，组织部把迷信“风水”的区委书记提拔为市府副秘书长。
今天我们还得知，在那时，一个不信红歌的女孩，击倒了10数个大唱红歌的重庆官员。这些官员中的代表雷政富曾经得到薄书记和王局长的大红伞的保护。
显然，薄书记的唱红对重庆的民和官都没有什么作用，用重庆方言来说，就是唱“到牛肚子里去了”。
如果诸位现在早晨7点去重庆市巴南区箭河路新大桥，也许还能听到垃圾车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你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那实际唱的是“倒渣滓啰，倒渣滓啰，大家快来倒渣滓，快来倒渣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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