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传人
三十多年前的1979年， “龙的传人”这首著名歌曲问世。 当时美国政府决定与搬迁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 宣布与中国大陆的共产政府建交。 因此台湾作曲家侯德建写了这首歌。 首先由台湾歌手李建复演绎， 后来经过香港歌手张明敏和关正杰的分别演唱， 这首 “龙的传人”传遍了世界，在各地华侨中产生轰动。
龙的传人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
它的名字就叫长江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
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虽不曾看见长江美
梦里常神游长江水
虽不曾听见黄河壮
澎湃汹涌在梦里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她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巨龙脚底下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
巨变前夕的深夜里
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
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
多少年炮声仍隆隆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
永永远远的擦亮眼
母亲的坚守
中国人近百年的种种难关， 从八国联军到抗战与多年的内乱， 炎黄子孙已无从见证祖国的辉煌，尤其对于离家乡遥远的海外华裔， 他们也只能在梦中看见这传说中的巨龙 ，并希望这条巨龙会擦亮眼， 从百年的沉睡中醒过来。
1979 年， 我的母亲被这首 “龙的传人” 所动， 写了一封信给还未出生的我。 信中描写着她产前的心情。 二十几岁来自台湾的她， 虽然选择在异乡结婚生子， 但她依然抱着一线希望： 在离故乡遥远的美国， 能够教导她的女儿成为一个真正的“ 龙的传人”。
2000 年， 我二十岁生日， 母亲将这一封我从未看过的信交给了我。 碰巧在同一年， 台湾出现了一个和我一样在美国长大的歌手， 名叫王力宏。 他推出了自己改写过的“龙的传人” 。歌曲有摇滚风味， 而歌词方面添加了他本人的家庭状况， 让我想起了自己父母的故事。 两首歌曲当中最大的差别在这一段：
Now here’s a story that’ll make you cry
Straight from Taiwan they came
Just a girl and a homeboy in love
No money no job no speak no English
Nobody gonna give’em the time of day in a city so cold
They made a wish
And then they had the strength to graduate with honors
And borrowed 50 just to consummate
A marriage under God
Who never left their side
Gave their children pride
Raise your voices high
多年前宁静的一个夜
我们全家人到了纽约
野火呀烧不尽在心间
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
别人土地上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
永永远远的擦亮眼
我拿着这封信， 听着这两首歌曲， 开始思考母亲为何会写这封信， 又为何会在这时将它公开呢? 那一年， 我刚满二十岁， 也许还看不出她的用意。
1964年， 十三岁的父亲随着祖父祖母来美。 当时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很少，而当时家里不鼓励小孩继续讲母语， 尽量让他们入乡随俗。 1978年父亲认识了母亲， 据说对她一见钟情， 但是母亲和他交往的条件有一个： 必须要重新学好中文。 为了讨好母亲， 父亲别无选择， 只好埋头苦干。
1980 年， 我出生在美国的新泽西州。 从那一刻起母亲就费尽心思地实现她的梦想， 尤其强调在家里只能说中文。 这套规矩可不是开玩笑的： 要是犯了忌便家法伺候。 母亲对我说话时并不会特别调整自己说话的风格， 一向都把我当大人对待， 非但不会刻意地简化她的言语， 还经常采用具有历史典故的惯用语和成语， 并且解说给我听。 另外， 母亲也一直很注意教导我待人处事的伦理道德： 忠孝仁爱，礼义廉耻， 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语言固然重要， 但道德修养才是中华民族的精粹所在。 长大的过程中， 母亲是如何以身作则地照顾自己的父母和家人， 如何真诚的对待朋友， 我不敢说我做得到，但我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爱上中文
三十年前住在新泽西的中国人并不多， 附近的华人超市只有一家小小的东方杂货店。 每个周末方圆百里的华人，多半都集中在这里， 所以一到杂货店，就派我拿着一个小篮子开始排队， 准备算账 —— 平常需要排一个多小时! 轮到我的时候，菜买完了， 还可以询问老板娘，她那柜台后面的录影带有什么新来的连续剧。 一次借用几集， 下一个星期我们吃饭的时候就边吃边看。 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就是这么开始的。 先是 “星星知我心” 陪伴着我长大， 再是 “三朵花”、 “婉君表妹” 、 “哑妻” 、 “一帘幽梦” 带着我度过少年时期。 比较成熟后， 迷上历史和武侠片， 例如 “李世民唐太宗”、 “楚留香” 、“射雕英雄传”、 “倚天屠龙记” 、 “天龙八部” 。 虽然我并没有特别去注意屏幕上的字，但多多少少在无意中吸收了一些。
1992年， 十二岁左右， 我已上了几年的中文学校， 再加上对某些剧情已略知一二， 我发现自己勉强能看懂一些琼瑶作品。 当然， 一开始认识的字并不算多， 但久而久之我发现自己看不懂的部分越来越少，我也学会如何用各种字典去弥补自己不足之处。
还记得， 那时侯没有小耳朵电视， 没有网路， 但每周五周六有一个电台提供两小时的中文节目。 我有一天听到综艺节目主持人介绍了两个青年音乐团： 一个叫红孩儿， 一个叫小虎队。 从此我就爱上了他们： 一听说有亲戚朋友要去台湾或香港， 就拜托他们带录音带给我。 再过几年，新泽西中部终于开了一个大型中国超市， 旁边开了一个 世界书局。 我并不清楚它平时的生意如何， 但我能肯定， 我在高中赚的零用钱是完全被它吞噬了。 我经常一整个星期不吃中饭， 把省下的钱拿去买光碟。 书店的阿姨看我可怜， 还特别送了我一张能打九折的贵宾卡。 更神奇的是我其实也不清楚自己喜欢哪些歌星， 所以下手购买的时候我也不能确定专集的质量。 还算幸运， 我就这么误打误撞， 认识了当时港台流行的歌手： 周华健、 王菲、 张宇、香港四大天王 、黎明、 张学友、 郭富城、 刘德华、 还有台湾的四小天王， 林志颖、苏有朋、吴奇隆、金城武。 我把磁碟拿回家以后， 必定会从歌曲中挑选出自己欣赏的一个， 再用注音符号写出歌词， 所以每个专辑至少有一首歌我能唱。
同时我也开始迷上京剧。 我想在美国生长的小孩中很少会有如此的兴趣， 但我是真的喜欢看。 只要听说有剧团表演， 或是跟师傅有学习的机会， 我一定是第一个报到。若是到了台北、 香港、 北京， 二话不说就开始询问有什么新戏上演。 亲朋好友都各自被我强行逼迫参加文化欣赏节目。
母亲特别鼓励我参加中文学校每年举办的演讲比赛，一直认为这种挑战能够提高我对咬字发音的警觉， 同时也能训练上台的风度。 我在大纽约和美东地区连续拿了不少比赛金牌， 而从小演讲的经验让我建立了一定的信心。 但更关键的是， 无论我写得有多辛苦， 母亲坚持要我自己准备讲稿。 相信她当年也没有料到， 我也是因此学会如何用注音和拼音输入中文字体， 而这两种输入方式也让我有了意外的收获： 打字时必须对咬字和发音有一定的把握才找得到正确的单字。
到了哥伦比亚大学， 我为了让中文更上一层楼， 选修了中国现代文选读， 古代汉语， 和历史文学方面的课程。 虽然念得非常吃力， 但至少不懂的地方还能连夜传真向母亲求救， 也因为愿意挑战自己而认识了许多鼓励我的好老师。
找回文化的根
我就是经过这么多方面的磨练，加上母亲和老师的指导， 随着自己的兴趣， 渐渐地奠定了语文的基础。 我发现语言能力使我跨越时代、地理、辈份、文化、及各种围墙。 我能躺在外婆的臂弯， 听着她形容自己在抗日时期是如何勇敢的带着公婆到山洞里逃难; 我能握着外公病危的手，看懂他轻轻在白板上用中文写出的指示；我能与湖南乡下的远房亲戚说说笑笑， 或谈论他们是如何度过文革和大跃进；我听着大学的古代汉语老师解释老子、 庄子， 能体会其中的奥妙。 不知不觉， 语言让我开启了一扇千金门。 如果没有父母从小的叮咛，我也许连入门都谈不上。
今天去回想这一切， 常问自己当初是为什么如此的投入中国文化。事实上答案并不伟大。 我还记得以前常听父母和朋友提起， 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中国人的世纪， 常听他们告诉小孩， 学中文以后能够对事业有帮助。 但事实上我从未为这些实际的原因所动。
我成长于白人的社会， 而我最早的记忆就是自己一直都是一个被排斥的旁观者。 童年时我因为自己的中国面孔而遭遇的岐视还真不算少。 不懂事的同学会拉着眼皮， 压扁着鼻子， 嘲笑我的长相。 我想和别的孩子玩秋千， 却被同学恶意地推下来。 平常在家理活泼开朗的我， 在学校反而变得非常害羞， 不敢多说一句话， 也因为被歧视而缺乏自信。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将自己投入了对我张开双手的中国文化，把它当成自己的避风港。 在中文学校我得到了我渴望多年的归属和接纳， 我渐渐从这个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我发现我是一个能够轻而易举地启发同学的领导人。 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 到养老院当义工或是带着朋友开舞会，我总是很自然地被列为爱出馊主意、 带头捣乱的老大。 我因此建立了一种独特的自我， 让我有力量去面对嘲笑我的人，有信心去对抗岐视所造成的外界环境。
我是个爱打抱不平， 热爱自由的人， 需要宽广的生活空间和毫无拘束的选择方式。 我喜欢以坦诚、 直接的态度面对任何挑战。 同时， 我也深深地被母亲的精心教导影响， 强烈的感到对父母和家人，自己有一份浓厚的责任和义务。 对人处事， 我时时记得母亲的叮咛， 反省自己的举止言谈， 常感到自己做的真是微不足道。
责任与使命
三十年以来世界对于中国的看法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改变了。小时候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而经历过许多挫折， 甚至要求父母帮我染头发和皮肤。 但现在反倒是外国人紧追问着我如何打入中国市场。 无论是北京、上海、香港、台湾， 处处都能找到正在努力的外国商人和学生。最近我也幸运地争取到了梦寐以求的发展机会 ——我将要搬到香港， 帮一家美国金融公司开创中国市场。 面试途中不只一两次的考验我的中文会话能力， 接二连三地从“你好”握手开始，就没说过一句英文 —— 真是把我吓得满身大汗。
在许多思想观念方面，我是个正宗的美国人， 我也相信这一点将会带来一些工作方面的难题。 我一直认为美国最可爱之处，是它对改革的热情：无论是法律、 政治 或社会观念方面， 美国是一个容易推动、 富有弹性的社会。 对我来说， 中美文化间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它们对社会挑战的处理态度。美国人总是认为世上无难事， 若想要改变什么， 就该推动大众， 实现梦想。 相对来说， 中国人则比较保守， 一切以维持现状， 自扫门前雪为准。
尤其是接受了这份新工作之后， 我发现自己将要面临的挑战还真不简单。 我深深地体会到， 要做一个货真价实的“龙的传人”，要求的不仅是语文方面的知识。 身为一个在美国生长的中国人， 我肩负的责任是双面的：一方面我渴望能够与外国人分享，我所认识的中国文化和思想；另一方面我也感到有义务，将美国的自由思想和社会精神传播到中国， 希望它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因为人民的意愿和力量而变得更开放、 民主。
母亲将那封信交给我时， 我刚满二十岁。 十年后的今天， 我希望能够对母亲在我出生前定下的愿望有所交代， 让她能看到自己的苦心没有白费，另外告诉她， 我将不断地努力， 完成她的心愿： 做一个货真价实的“龙的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