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6月14日讯】几日前，贵州省毕节市再度传来了留守儿童自杀的消息。据媒体报导，当地农村的一家四兄妹，最大的13岁，最小的年仅5岁，在家中集体喝农药自杀，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这样的悲剧看似偶然，实则都与背后深藏的难以释怀的心酸有着必然的联系。从这家孩子的遭遇看，童年的生活在他眼中是比死亡还恐惧的梦魇。
对孩子来说，没有父母陪伴、关爱的童年生活就是一种悲惨的不如死去的梦魇。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时刻深陷在这种绝望与恐惧之中的孩子并非仅仅上述案例中选择自杀的这几个。有人在网上进行盘点，仅在贵州毕节一地就多次发生过孩子因无父母照管而引发了悲剧的事件。
2012年11月，5个男孩在冷雨夜躲进垃圾箱生火取暖，结果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如果那时他们都能幸福躺在母亲的怀里安然入睡，又怎会发生那样的惨剧？2013年12月，5名儿童在放学的路上被农用车撞死。如果那时有一位孩子的父亲或母亲跟他们一起，或许悲剧就不会上演。2014年4月，某小学至少12名女生被老师强暴，由于父母不在身边，这些孩子即使受到了侵犯，也只能长期隐忍。或许我们不必再说“如果”，因为这些假设在中国的城市中并非是多么难以实现的梦想，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甚至只是一种常态。
孩子跟父母如影随形，是常态，更是一种天性自然。然而在中国，这种天性只能眼睁睁的被现实残酷的剥夺。留守儿童的孤寂是由不得不远赴城市打工的父母所酿造而成，而农民工的无奈却是由各类不平等的政策及制度所衍生。农民若有一亩三分地可耕，他们便会心满意足的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城市中的人们若不极端的热衷高楼大厦大跃进式的平地而起，也无需不顾一切的拿农民充当苦力、甚至工具；更或者，如果农民进城务工能被视为是一种长期的、持续性的发展格局，那么他们的子女问题也就可得到合理、妥善的解决。比如说，孩子们也能来到城市，与城市里的孩子一起平等的享受良好的学习以及生活环境。至少，有基本的条件和机会能让他们满足与父母相伴的小小夙愿。
然而，与这种期待大相径庭的，是不断传来农民工子弟学校被查、被关的消息。只因为政府认为，这类学校本身的合法性值得质疑。面对着公立学校进不去，一些私立学校的收费数额又远远超出他们所能承受的的支付水平这样的两难境况，大量的农民工或许只有唯一的一条出路可以选择，那便是抛下孩子、将他们留在农村。而这样的选择其实是没有选择，试问有谁会不假思索的违背自己的天性来做选择？又有哪个父母能将舐犊情深的本能抛却？因此，留守儿童被惨死、被强暴、被自杀的悲剧，无疑也是为了谋生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农民工父母所遭遇的人生惨剧。
一个官方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留守儿童6100多万，他们通常是农民工子女，在一位家长或没有家长陪伴的情况下成长。这些孩子至少有200万无人抚养；遭到虐待、贩卖或自杀的情况并不罕见。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就能想像，不幸遭遇悲剧的留守儿童以及经历孩子的不幸之后感到无比悲怆的农民工父母还会有多少？这显然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偌大一个群体的悲剧。如此，我们不应该只从人性上找寻出处，而是应该在制度上，以及制度的决策者、执行者身上追究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
如果有一天，城市中所谓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类建筑工程不再疯魔般、无休无止的开工；如果有一天，城市里开拓了一片只为农民工子女专属打造的教育环境；如果有一天，农民能回到从前，仰赖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过着简单、质朴的生活；如果有一天，中国再也看不到城里人与农村人之间所存在的不平等差异；或许到了那一天，留守儿童的悲剧才能停止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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