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物诗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借物喻事、喻人，托物言志是文人们惯用的手法。花草鱼虫、风霜雨雪、云霞山川这些自然之景很早就成为诗人寄托的对象和载体，这其中就包括蝉。
诗人对蝉通过闻其声、视其行、观其容、察其性，借助这只小小的鸣虫或表达高尚的品行，或代言时光的流逝等，留下了大量咏蝉诗赋，使其成为含有深刻文化底蕴的一种意象。
把蝉作为高洁品质进行歌咏的传统要上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曹植在〈蝉赋〉中写道：“皎皎贞素，侔夷惠兮；帝臣是戴，尚其洁兮”，认为蝉的贞洁品质可以与伯夷、柳下惠相媲美，是帝王与臣子的楷模和典范。
傅玄在〈蝉赋〉中写道：“美兹蝉之纯洁兮，禀阴阳之微灵；含精粹之贞气兮，体自然之妙形。……台群吟以近唱兮，似箫管之余音；清激畅于遐迩兮，时感君之丹心。”
陆机在《寒蝉赋．序》中称蝉有六德：“夫头上有緌，则其文也；含气饮露，则其清也；黍稷不食，则其廉也；处不巢居，则其俭也；应候守时，则其信也；加以冠冕，则其容也。君子则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岂非至德之虫哉！”藉以说蝉来表明君子事君立身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刻画出正人君子的形象，表达了对君子品格的追求和赞美。
到了唐代那样一个诗的国度，诗歌艺术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贞观诗风和思想影响着后世。诗人笔下的物象更加丰富多彩，咏蝉诗的数量也更为空前，单以蝉为题的诗就达七十多首，要统计含蝉意象的诗句更是不计其数，小小的鸣蝉唱响着唐诗那意境深远的诗韵。
贞观年间，唐太宗及其群臣的诗歌创作，多述怀言志或咏史之作，志向远大，刚健质朴，无不展现出包容的气度和宽广的胸怀，如太宗的“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经破薛举战地〉）、“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还陕述怀〉）等。
太宗的咏蝉诗也很清新淡雅：“散影玉阶柳，含翠隐鸣蝉”（〈赋得弱柳鸣秋蝉〉），随后大臣们的咏蝉诗也很多，如李百药的〈咏蝉〉：“清心自饮露，哀响乍吟风。未上华冠侧，先惊翳叶中”。从这君臣咏蝉诗句的字里行间，如“玉阶柳”、“含翠鸣”、“清心”、“华冠”，这些纯粹透明、高贵而典雅的辞藻，能看出他们冰清玉洁的高尚品德，君臣唱和中盛唐精神尽出。
李百药曾为隋朝桂州司马，归唐以后任中书舍人、礼部侍郎，人品耿直，曾多次直言上谏太宗，为太宗所采纳，还受命修订五礼、律令等。
同是太宗的名臣的虞世南也有一首咏蝉名作：“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首咏蝉诗将蝉人格化，通过写蝉的形体、声音和习性，表达了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达到了物我互释的完美融合。
垂绥，是古代官帽打结下垂的带子，类似于蝉的下巴上的细嘴。蝉用细嘴吮吸清露，这里语义双关，暗示着冠缨高官要追求清廉。蝉立于高大挺拔的梧桐树之上，与那些在腐草烂泥中的虫类不同，因此它的声音能够流丽响亮。
蝉声之所以能够远播，并不是因为借助了秋风，而是因为居高致远的缘故。诗的弦外之音，这种居高自远完全来自立德，绝非依凭任何外在因素所致，读者从人格化了的蝉儿那种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可以看到虞世南的为人为官之道。
虞世南曾为陈隋重臣，为官清廉，德才兼备，归唐以后任秘书监，深受太宗的称赏和器重。他与太宗谈论历代帝王为政得失，能够直言善谏，为此太宗称他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并赞叹：“群臣皆如虞世南，天下何忧不理！”
唐代咏蝉诗以蝉的栖高鸣远，比喻做人首先要立品，要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盛唐气象。
蝉感节应候，也成为自然界春秋代序、气候的变化代言者，不少诗就借蝉表示节令的更替。如《礼记》中说：“仲夏之月蝉始鸣，孟秋之月寒蝉鸣”；白居易在〈六月三日夜闻蝉〉中写道：“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生。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
蝉也常被用来表现一种静境、静趣，如王维的“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仗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表达了诗人洁身自好、淡泊名利，与山水自然相契合的清净心境。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诗词歌赋中，咏物诗以其优美深远的意境体现出神传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诗人寄托赋予蝉的意象美中可以看到他们对社会、人生的心理感受和理性思索，追求高清高洁高远的境界。同时也是对世人的希望：把高洁、德操作为自己处世立身的准则。
——转载自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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