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2年七月,燕王朱棣在南郊祭祀天地,正式称帝,改明年年号为永乐元年,一切沿循明太祖时制度,是为明太宗(后改为明成祖),他也是有明一代最卓有建树的伟大皇帝。作为最高的统治者,雄才大略的朱棣继承了父亲朱元璋勤奋、节俭、体恤百姓的长处,但却摒弃了其父晚年猜忌、武断的短处。他为人果敢英武,驭臣威严,但并不武断,而是善于纳谏,主张“用法当以宽”,“待人当以诚”;他不仅注意守成,而且励精图治,使明朝在永乐年间进入繁荣辉煌时期。
勤政并虚心纳谏
明成祖与明太祖一样,也是一位勤政的皇帝,他虽然精明能干,但并不自满,依旧虚心纳谏,这是每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所必备的重要品质之一。
历代大多数皇帝一般都是早上上一次早朝处理政事,很少有上晚朝的,但明成祖却除了上早朝外,还要上一次晚朝。晚朝之后,则把六部尚书等近臣留下来,商量重要事宜。这是因为早朝奏报的消息多,时间不充裕,没有时间和大臣们交谈;晚朝事情相对少,时间较多。此时,他让大臣们畅所欲言,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讨论,交换意见。
成祖即位后,就晓谕群臣说:“大凡人的才识不同,或长于这方面或短于那方面,如果事情有过错失误,可以马上指出,我不会责怪。如果隐而不言,时间长了才发觉,这就与欺骗差不多,法则难容。”以此提醒大臣们匡正自己的过错。
成祖还经常鼓励大臣们敢于说话,敢于提意见,说真话,认为“直言”比“敢为”更可贵。“敢于做事的大臣容易求得,敢言的大臣难得,这是因为敢为者强于己,敢言者强于君,所以王、魏之风是不多见的。如果可以使进言者无所畏惧,听言者无所抵触,又何必忧虑天下不能得到治理?”他还下令有司重修铮臣比干的祠墓。在成祖看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各尽其道耳。”
对于敢于直言的官员,成祖予以表扬和奖励;对于那些不肯直言的,则予以责备。如永乐初年,浙江有一个教谕(注:掌管孔庙祭祀、教育县学生员)上书进谏,提出地方上几件当办的事情,成祖通告嘉奖他,并把上书拿给大臣们传看,希望身边的他们也当如此。
还有一年,成祖让吏部挑选一些在州县任职多年、关心百姓疾苦、办事能力强的官员进京到六部任职。在他们到京后,成祖要他们大胆直言,指出地方弊政,但起初却没有一个人上书。成祖很不高兴,叫相关官员转告自己的希望和不满,同时他还对身边的近臣感慨“敢言之臣实在是难得”,并再次提醒大臣们时刻指出自己的过失。
永乐五年,开平卫卒蒋文霆上书说有司在民间购买各色物料时,名义上虽是买,但实际上是强取于民,老百姓万不偿一。如果是当地的产品,尚可以筹措;如果不是,则需要多方筹措,以致倾家荡产,因此他建议今后如果有司妄取老百姓一钱者,应当以受财枉法论。如果各色物料不是当地所有者,应该让有司勿取。成祖采纳了这个建议。
成祖还十分讨厌阿谀奉承的官员。一次,贵州布政司在奏折中写道:皇上的恩诏到达思南府,太岩山间都响起“万岁”的声响,这是皇上的威恩远加山川的灵验啊!一些大臣听了这段话都纷纷向明成祖祝贺。成祖面现不悦,说:“在山顶上呐喊,千山万谷都会回应,这本是很平常的事,你们想用阿谀奉承来讨我欢心,实在不是贤人君子的作为!”
对于祥瑞之事,成祖也谨慎对待。永乐初年,陕西兴平、凤翔二县献瑞麦,群臣上表祝贺,认为是圣德广布,天下太平的征兆。成祖对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人说:“瑞麦固然是祥瑞,但四方远近,如果万物没有得不到相宜的处所,那可以说是太平。但是现在内外果然没有一个人有怨气的吗?朕看上表只是觉得更加惭愧。君臣相处贵在以诚,谀佞不是治世之风。”
永乐二年九月,周王献仁兽驺虞,群臣朝贺后,成祖对侍臣说:“刚才听群臣言,不觉惕然。天下之大,如果有一个人有怨气,怎么能说得上是仁?一念不诚,怎么能感动上天?我正日夜担忧,怎么可以说驺虞是天降祥瑞于我呢?”“祥瑞出现,容易令人骄傲。是以古代的明主遇到祥瑞时都自我警醒,不会因为祥瑞懈怠。如果驺虞果然是祥瑞,我要更加谨慎。”类似的事情发生好多次。
一天,成祖来到武英殿浏览《存心录》,他对翰林侍臣说:“刚才看(南燕)慕容超在郊祭时有异兽出现在坛的一侧,隋炀帝在圜丘祭祀时遇到暴风,仪式没有完成就结束了,后来两个人都很快就死了。古人说惟德行动天,没有德也动天。善则降下祥瑞,不善则降下灾祸。”又说:“祭祀时固然当诚敬,但一定要平素积累善行才可获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只是在祭祀时表示虔恭,这怎么可能有获福的道理呢?”
永乐十四年夏,礼部祠祭司郎中周讷上书请封禅,尚书吕震请成祖接受这个建议。成祖对吕震说:“今天下虽无事,然水旱疾疫间或有之。朕每次听闻郡县上奏,内心未尝不惶恐,怎么敢自己说是太平之世?况且唐太宗亦不曾封禅,魏徵每以尧舜之圣来看太宗。你们想让朕处于太宗之下,还是像魏徵一样爱君王!你们当以古人自勉,才能不负身上所肩负的责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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