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6月20日讯】6月17日，大陆共识网刊登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去年10月29日在CMRA第九届中国市场研究行业双年会上的演讲。这份题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困境与社会转型》在时隔8个多月后被公开，显然与其大胆的内容不无关系。孙立平在文中透露出如下信息：
一、当前包括企业家在内的不少人对改革和发展存在着困惑，主要困惑体现在对经济的现状和发展问题认知上。根据孙立平的切身经历，目前中国的经济应该是出现了严重问题，不仅体现在企业中，更体现在银行中，而且公布的GDP增长数据明显高于实际的。此外，面对当前的经济困境如何走，很多人都感到困惑，因为前方的路并不明确，因此可以说现在是真正遇到了转折点。
二、困惑背后的要害在于体制的脆弱性。孙立平指出，近几年的集权趋势有其特定的背景，但保证集权体制有效运转的条件一是必须要有很好的决策层，决策不能出现重大的失误，二是必须得有一个好的执行层，可以准确的理解上面的意图，能够负责任、有效率的进行工作。
孙立平着重谈及了执行层的问题，并以股市为例，分析了靠集权的行政力量人为的发动一轮牛市没有成功的原因，恰恰是执行层出现了问题，而股灾背后折射的正是经济转型问题。经济转型转了多少年却转不过去的根源除了经济本身的原因外，还与利益集团有关，但孙立平认为更深层的原因就是社会体制的脆弱性，即这样的体制承受不了这种转型，承受不了它所造成的振荡。
孙立平还坦言，目前中国社会靠的一个是高速发展，一个是维稳，这两个如果都没有了，或者少了一个，日子就很难过下去。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面临的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一个是体制改革问题，一个是经济转型问题。
三、经济转型、经济困境的背后是社会，不改变社会，就无法改变市场。社会的改变除了要加强社会保障外，就是要很好的发展中产阶层，因为目前对中产阶层的洗劫非常严重。
四、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理念。孙立平给出的新的理念是：社会进步、公平正义。
孙立平在此处演讲中透露的信息与其此前发表的博文内容相通。今年初，他在题为“从集体领导到双首长制”的博文中，指出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导致内斗不止，并提出最有效的体制是代理关系明确前提下的首长负责制。尽管名称不同，这个“首长负责制”有些类似于西方的议会制或内阁制，不过，如果委托代理关系不明确，同时也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真正的首长负责制也是无法在中国实现的。其言外之意还是暗指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根本性问题。
而在3月发表的另一篇谈及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的文章中，孙立平指出在过去几十年的停滞时期，权贵集团不仅大肆掠夺社会和民众财富，而且形成了一种系统的恶政，具体表现就是维稳、强拆、纵容贪腐，其引发的灾难是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因此只有在系统清理权贵恶政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新体制的建立，才能为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开通道路。
毫无疑问，虽然没有明确点出，但孙立平等诸多人士业已意识到了，解决中国当前各方面的困境和问题，实现真正的政治体制上的变革才是唯一出路。只有在新的体制下，才可能解决经济的转型问题，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和公平正义。而这与习近平一再释放的历史转折关头及面临生死抉择信号，与中南海高层和体制内学者一再释放危机和变局信号相契合。
近三年来，习近平、胡锦涛、王岐山等高层多次在公开场合阐述“亡党危机”，王岐山除了在2015年9月提出中共执政“合法性”问题外，还在内部会议上表示“体制、机制上出了大问题，党内上层政治生活出了大问题”。这表明习近平与北京当局早已知晓他们所面临的危局。
也是在去年，体制内四个不同身份之人则接连预警“中国大变局”。他们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亲习阵营评论人士牛泪、大陆学者、时政评论人士童大焕和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从经济角度，余永定罕见承认中国面临“30年来未有之变局”；从政治角度，牛泪称“中国社会转型到了关键时点”，童大焕认为“中国大陆正处于巨变时代，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王石则表示中国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大变革时代即将到来”。
从具体行动上看，习近平从去年释放“擒贼先擒王”信号到目前传出的江家父子被软禁的消息；从国家领导人建议人选列入协商内容到胡锦涛智囊俞可平发表系列文章，指出中共政治体制问题；从有习阵营背景的财新网提及“清算日”和“转型正义”、“真相委员会”到抨击毛的统治；从军改到官场彻底清洗江派人马，并在经济领域打破江派利益集团对中国经济的垄断、破坏和干扰……都在说明变局不可避免，而且为时不远。诚如以往所言，大变局一旦被触发，北京当局将没有回头之路，只能继续顺历史潮流而动。#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