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坛三杰”文革自杀之悲剧

文:高天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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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1月29日讯】在中国乒乓球运动史上,有三位来自香港的球员,被称作“乒坛三杰”。他们于上世纪50年代返回内地,叱咤乒坛。然而,1968年的4月、5月、6月,在两个月零四天内,这三人相继上吊自杀,永远离开了乒乓球台。“三英”陨落,哀恸和沉思,留给历史与今日。

傅其芳(1923年—1968年)

曾经担任中国国家乒乓球男队教练的傅其芳。(资料图片)

傅其芳的名字,被刻在“斯韦思林杯”上,那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的奖杯。傅其芳曾经担任中国国家乒乓球男队教练,指导出了容国团、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等一大批高手,并且率队连续三年捧得“斯韦思林杯”,威震世界乒坛。

傅其芳是浙江宁波鄞县五乡镇人,小学时开始乒乓球训练,后去香港谋生,在乒乓球房当陪练。他曾经击败过到港的英国名将,渐渐有了名气,受邀参加了东南亚的一些比赛。1952年在新加坡,傅其芳代表的香港队战胜了日本队,夺得亚洲冠军。领奖后,一位年迈的华侨女教师对他说,要是他能代表中国,那该多好。

于是,1953年,傅其芳回到内地,希望报效祖国。他先后在一系列国际赛事上取得佳绩,并且潜心钻研乒乓球技术,见解独到。他明确指出,中国的乒乓球员应该坚持走自己的路,发展中国传统的直拍快攻打法。

从1958年起,傅其芳担任国家乒乓球男队教练。他知人善用,指导容国团夺得了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国人在世界体育大赛中取得的第一个冠军。接着,在1961年北京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他率领中国队击败了日本队,第一次为中国捧回斯韦思林杯。

1961年4月9日,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捧得“斯韦思林杯”。教练傅其芳(左四)与荣国团(左三)、姜永宁(右一)等队员合影。(资料图片)

在他执教期间,中国男队获得了第26届、第27届、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男子单打、男子团体世界冠军。为此,国家体委在1961年、1963年两次授予傅其芳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64年起,傅其芳担任了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一职,同年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傅其芳还与梁焯辉教练合著了十万字的《乒乓球训练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其从香港归来的身份,傅其芳被指为中国国民党组织“三青团”的特务、奸细而遭到批斗。他被揪出来游斗、毒打。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傅其芳离开关押他的房间,来到旁边的一间小房,反锁房门,在挂窗帘用的铜杠上自缢身亡,时年45岁。

姜永宁(1927—1968)

Jiangyongning
(网络图片)

姜永宁是广东番禺人,出身贫苦,在香港捡煤渣长大。1952年回国后,他获得了全国首届乒乓球锦标赛冠军、第一届全运会冠军。姜永宁一共参加了四届世乒赛,为中国队晋级世界四强立下汗马功劳,他也是第一个打败世界冠军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1963年,姜永宁调任北京队总教练。他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姜永宁是大家公认的老好人。他生活简朴,喜欢摄影、读书和看报。他工作刻苦,沉默内敛,与世无争。他被调到北京体委后,每天五点半起床,六点半便到达训练馆,从辅导队员到打扫卫生,从示范动作到给小孩子当陪练,他都干得尽心尽力。入夜,他还要撰写训练计划。他善良热情,观众来信询问打球事宜,他有信必覆;边防战士希望得到一把好球拍,他帮助购买后钉在木箱内寄出。

当文革的狂风吹进先农坛体育场时,姜永宁的名字出现在“大字报”上——“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姜永宁四十年代就是日本大汉奸,解放后他迫不及待地回来,这一切值得革命群众深思”,姜永宁惊呆了。

据姜永宁的女儿姜小英回忆,“北京体委的领导接连被批,坐‘土飞机’、剃阴阳头、搧耳光、顺着头顶灌红、蓝墨水的场面我都亲眼见过,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已是北京体委党委成员又总是沉默寡言、兢兢业业的父亲也会被这场狂潮卷了进去。”

1968年5月10日下午5点,北京市体委专案组的七八个人闯进了姜永宁的家。他们先是大念:“什么人站在反革命立场就是反革命派”的语录,接着向姜永宁的妻子孙梅英宣布,姜永宁已被专政。专案人员胡乱抄家,抄走了一包照片。

在一张姜永宁少年时代的照片上,他们发现,他的衣服上有个小小的太阳旗。因此,专案人员逼迫姜永宁承认,他是“日本狗特务”。姜永宁一再解释:“那时卖的衣服常有太阳旗,我和日本人没有任何往来。”但是专案人员根本不理睬他,几个壮汉抄起棍棒,对着姜永宁劈头盖脸一通乱揍。

5月16日清晨,好友王锡添看到了他肿胀的脸,小声问他:“他们打你了?”姜永宁摇摇头,不敢说出实情。那天,在先农坛宿舍楼,姜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然后独自走进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回来后发现姜永宁失踪了,便四处寻找。这时,王锡添看见姜永宁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含着眼泪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糊涂事。”可是,姜永宁纹丝不动。人们打破玻璃跳进房去,发现姜永宁吊在窗口,已经断了气。

姜永宁离世后,孙梅英也被扣上了“特嫌、漏网右派、反革命家属”的帽子。除了挨斗,她还要写检查,忍辱负重。孙梅英后来告诉女儿小英,在被关押期间,她挨过打,有一次因为不承认是“资产阶级”,差一点被几个年轻人活活打死。在艰难的日子里,孙梅英想到两个年幼的女儿,便强忍痛苦,坚持活下去。

容国团(1937—1968)

他是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他曾说:“人生能有几回搏。”

1968年6月20日清晨,在龙潭湖附近的养鸭房内,容国团已经徘徊了两三个小时,留下了一地的“大前门”烟头。后来,人们发现他挂在树上,用一条尼龙绳自缢,31岁的生命戛然而止。离此地不远,温柔的妻子、可爱的女儿和年迈的老父正等着他回家。他的家,就在崇文区幸福大街,而幸福离他太远了。

容国团生于香港,原籍广东省中山县。他出身贫寒,爱打乒乓。少时,他凭借独创的直拍技法成为“街头球王”。1954年,17岁的容国团在香港乒乓球埠标赛获得冠军,1956年,他战胜了23届世乒赛日本新科状元狄村,一战成名。

1957年11月1日,20岁的容国团进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当天夜里,他激动地写下日记:“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当我踏入广州体育学院所在地时,早已相识的乒乓球运动员纷纷向我握手问好,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时侯,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很久以前,我就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现在终于如愿以偿。1957年11月1日夜。”

随后,容国团在广州体委的一次大会上,立下“三年夺取世界冠军”的誓言,引起轰动。1959年4月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教练傅其芳力排重议,启用容国团。容国团不负众望,战胜匈牙利名将悉多,为中国夺下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也是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容国团获胜后,中共副总理贺龙亲自到机场接机、献花。后来他也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多次接见。当有外国政要来访时,容国团经常是座上嘉宾。1958年,容国团获得“国家运动健将”称号。1959年、1961年,他两次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64年,容国团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中国女队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

荣誉过后,风暴降临。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革命”烈火使体育界沦为“重灾区”。贺龙受到批斗,中共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也被炮轰。

1967年9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体育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中号召:不同观点的革命组织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刘、邓、陶,以及贺龙、荣高棠。这就是大方向。

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有一种说法是:运动员成绩越好,夺取冠军越多就越反动。这让容国团困惑而备感压力。此外,容国团在香港的成长经历也给他带来了“特务嫌疑”的帽子。他和国家队主教练傅其芳、北京队主教练姜永宁三人都被隔离审查。迷惘之下,第30届世乒赛开赛在即,容国团和队友起草了请战书,希望以行动证明自己。

1968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命令》(时称“五一二命令”),宣布:“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特决定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

霎时间,“砸烂独立王国”“揪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狂风骤起,各级体委机构、各项体育协会和体育俱乐部几乎全部被撤销,国家体育系统除留下不到 1/10的干部外,其余全部下放劳动。体育器材被销毁,运动场地被破坏,改成仓库、菜地和猪圈,游泳池改成了化粪池、积肥坑。

体育界开始进一步清理队伍,容国团被要求写检查,质问他为何要写请战书。这就意味着容国团失去了出国比赛的机会。同时,噩耗传来,傅其芳和姜永宁相继自杀,容国团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十分迷茫,不断询问队友:“你觉得我们有错吗?”

容国团想不通,傅其芳热爱祖国,怎么可能是潜伏的“奸细”?而自己呢?当年香港许多俱乐部都想招他入队,日本也向他发出了邀请。他义无反顾,投入“新中国”的怀抱,还入了党。凭什么说他是特务?

因为请战信,容国团被批为“修正主义”,被“体委红旗”和“清中红卫兵”揪斗、侮辱和毒打。他的罪名包括:是贺龙、荣高棠黑帮的铁杆保皇派,参加了“反革命特务小集团”(因其与几名国家教练姜永宁、傅其芳、王传耀等人有时一起吃饭)。此外,1957年,广东省体委争取他回广州参加广东队时,体委办公室通知深圳海关,不用检查他的行李。红卫兵专案组又借此怀疑他偷运武器入境,因此他的家也被搜查抢掠。还有,容国团爱看外国小说,爱听外国古典音乐,怀念香港,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腐朽生活”的崇拜者。

容国团被关押在厕所写“揭发交代”,内装大喇叭拉线至专案组。红卫兵们玩完一轮麻将后,便对着“麦克风”喝令他“老实交代”。就这样,从早到晚精神虐待,有时还把他拉去审问,有时拳头相向。容国团痛苦不堪,他不知道,下一次批斗时,等待自己的又会是什么。

容国团留下的遗书上写着:“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容国团被指因反革命而畏罪自杀,虽然未以此定论,但结果是,他没有葬礼,火化费由其家人、并用他自己的部分工资承担。

1978 年,中共为容国团“恢复名誉”,并补开了追悼会,后来还评选其为最杰出运动员之一。

结语

傅其芳、姜永宁和容国团都选择了“新”中国。一心向“党”,他们奉献出青春、才华和赤诚。最终,他们被“党”发动的斗争批倒、诬陷,含冤而死。许多年后,大陆乒协设立了“三英杯”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以纪念这三位乒乓元老。然而,人已离去,空留遗恨。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恶浪中,千千万万善良的生命被淹没吞噬。十年“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砸碎了无数文物古迹,多少科技文化界、音乐界、体育界、艺术界的精英惨遭迫害。自杀的悲剧潮,由中共暴政催发。受难者热爱生活,钟情事业,却承受不住“运动”的重压。他们告别亲人,含恨而终。悲剧,不断地重演。今天,暴政体制犹在,悲剧,如何结束?

一代英杰,熠熠生辉,命断红潮,何其哀也。#

参考资料:
水横舟:《香港乒坛三杰的惨死》,《开放》杂志
李斯:《乒坛三杰被迫害致死》,2012年7月10日
何志毅/梁潜:《容国团生平纪实·祸不单行》
姜小英:《纪念姜永宁逝世48周年,女儿小英自述——最深刻的记忆》,“读览天下网”(原发于《乒乓世界》)
子西编:《非正常死亡》,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6年4月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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