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12月18日讯】1978年春季我应上海市北虹中学之邀到该校讲演。我虽未曾在该校就读，却对该校甚感亲切，原因是1945年我父母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上海，我三哥插班就学的第一所学校是圣方济中学，即北虹中学的前身；我早已从哥哥留下的课本与作业本上见到过圣方济学校的名称和照片。该校包括初中与小学两部分，这两部学生的作业本封面上分别印着“圣方济小学”与“圣方济中学”的字样，但学校的总称是“圣方济学校”。父兄辈友人多有毕业于该校的。从他们那里我得知了那所学校是天主教圣母相公会主持的。人们一般知道天主教执事办事认真足以保证教学质量，但也以为天主教主持的学校过于刻板。实际上圣方济学校在管理上是比较灵活的。例如该校分设欧籍部与华籍部，以适应母语不同的学生学习。校方不强求学生成为天主教徒。据统计，不少于半数的学生不是教徒。该校还在旧时属于法租界的霞飞路（现名“淮海中路”）设有分校，名称为“圣心学校”；并且在中文（国语）与英语课程外开设法语课程。
圣方济学校虽是由西方教会主持，但并没有像某些其他教会学校那样轻视中文（国语）教学，其华籍部的国语教学采用经国民政府审定的教材。当然那时的教科书多种并行，并无1950年代后那样的“全国统一教材”。圣方济学校的汉语及外语教学内容中的作文课，其命题并不以歌颂宗教为目的，而是切实着眼于语言文字训练，例如作文命题从无《歌颂伟大的天父耶和华》之类，而是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有话可说并且可说实话的《卖花姑娘》，《家庭趣事一则》，《春游之乐》等等。有学生在自由命题作文时，以歌颂耶和华为主题，校方当然乐见，教师并在讲评学生作文时以世界名篇的赞美诗作比较，显示学生作品与名篇的写作功力差距而启发他提高。这堪称因材施教。另外，为了训练书法，华籍部初中生的作文是用毛笔写的，学校定制的作文簿是吸水性能好的软纸，印着供竖写的小方格，只是作文簿的封面为耐磨起见采用质地硬而且光滑的纸张。
该校的教师西人与中国人都有，中国教师通常是教会的修士兼任。欧籍部的教师多数是西人，虽然他们对待西人与华人学生都很和蔼，但对西人学生更严格要求。该校的操场不大，运动设施不多，西人与华人学生往往由于争抢使用而起冲突，甚至打起架来。这所学校只招收男生，没有女生调剂气氛，男学生比较粗野调皮而容易起冲突。每当学生争吵，西籍教师总是斥责西人学生说“You should behave as a gentleman”(你应行为举止符合有教养者风度)，而挥手示意华籍学生先走开却不加斥责。这也许隐含着轻视华裔而不认真教诲的态度。由于教学质量高，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大半被英国著名学府剑桥大学录取。所以，该校在上海声誉甚佳。
1950年代中共当局接管圣方济学校后，废除了“圣方济”名称，因该校位于上海市虹口地区北端的南浔路，故改名为“北虹中学”。可惜的是，北虹中学废除了圣方济学校原有的教学管理方式，并断绝了与国外的联系，采用降低了标准的“全国统一教材”并更换了教师之后，教学质量大不如前。校方也意识到这一点才要求我讲如何提高学习效率。我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如实讲述了我这个从小弱智而且由于“文革”前的错误政策而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的老学生之所以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而越级成为大学教师并执教多种学科，是因为注重打基础和吸取前人经验。我在中学每天课后回家就利用初中毕业于圣方济中学，高中就读于徐汇中学与辑椝中学的三哥，与初中毕业于沪江大学附中，高中毕业于南洋模范中学的的二哥留在家中的旧课本自习，从而以圣方济中学及南洋模范中学在1950年代之前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其中包括上世纪前叶出版的程度较高的国文课本，英文版的《范氏大代数》（Fine’s A College Algebra）， 《龙氏解析几何》（Loney’s Analytic Geometry），以及不属于中学教材而哥哥们自学用的席尔斯(Sears)编著的物理学等等。我三哥就读过的徐汇中学在1950年代前也是天主教主持的，因此开设拉丁语课程，我利用该校出版的《汇学拉丁语》课本自学了一点拉丁语后，从语源和文化的角度大大便利了对其他欧洲语言的学习。掌握了多几门外语后可以参考的书籍面就扩大了。由于与圣方济学校同为天主教会主持办学的学校，徐汇中学的拉丁语课本与法语课本采用圣方济学校的校舍照片作为插图。这也是我早就知道圣方济学校的原因之一。
我在讲演中着重陈述了两点，其一是以圣方济，徐汇，和南洋模范等著名学校往昔的高标准要求自己，其二是锻炼综合思维，在扩大知识量的基础上逐渐产生质的飞跃而练出触类旁通的能力，以便突破学习新科目时的入门难关。在我讲完后，一位老教师悄悄地对我说“你讲述的圣方济校史及它的教学优点，是我们想说却被禁止告诉学生的，而且师生们知道北虹前身历史的人不多。你是应邀而来的贵宾才可以畅所欲言。校长对当前被政治捆绑的教育之弊心知肚明却不便点破，由你来点破，可是给我校帮了大忙”。 话虽如此说，但我仍担心我所介绍的北虹中学前身的成功经验无法不被阻抑地得到应用，只能由听众之中的个别学生领悟后像我上中学时那样自己在家中悄悄地采用。所幸，上海往昔留下的旧书较多，虽遭“文革”期间焚毁，民间仍有珍藏的；“文革”后从海外或港台邮寄中小学课本也不再遭到“海关驻邮局检查组”（实际是公安局驻邮局的监察人员）没收，上海的重视教育的家长不难为子女置备优于学校采用的统一教材的学习材料。圣方济学校只是一个例子，以往名校的成功经验还有许多，例如往昔汉口的法汉小学与上智中学，天津的扶轮中学等等都足以与圣方济学校比美。我这个并不聪明的人采用了较好的方法尚且能够促进学习，世上绝大多数比我聪明而且获得更好机会与条件的人们一旦采用正确方法后必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自从中国大陆国门稍开后，原先与法国毫无关联，但校址利用了原上海法租界警察局旧楼的光明中学，仅凭这一外在联想因素就得到了法国的重视，法国每年提供一批奖学金项目供该校保送的毕业生赴法国留学以增进中法友谊。北虹中学以其前身与剑桥大学的深厚关系，以及分校（圣心学校）在上海法租界的地理因素，却没充份开展国际交流去为中华民族培养人才。这不能不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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