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3月11日讯】两会代表都是“举手机器”吗？在中共两会的历史上，谁投出了第一张反对票？
第一张反对票
1988年3月29日，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台湾代表团的黄顺兴以“我反对”语惊四座。当时，黄顺兴所反对的，是周谷城继续担任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
黄顺兴在麦克风前说出了理由：“主任委员周谷城先生学问很高，我非常钦佩，但他89岁了，这么大岁数的人，不应该再辛劳他了。难道就没有年轻人为国家做事？”
黄顺兴的质疑未能影响周谷城当选，但是却影响到最后投票的结果：11人反对，61人弃权，打破了一致通过的惯例。这是全国人大自1954年召开首次会议以来，第一次遭遇反对之声。
黄顺兴先生于1985年从美国到大陆，后定居北京，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顾问，当选七届全国人大常委。这名台湾代表，在两会上的表现很不平凡。
据报导，1989年3月，在全国人代会上，针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授权法案（授予深圳立法权，而广东省还没有）明显违宪，黄顺兴再次开炮。他的表态被认为是两会的空前“出格”的举动。在黄顺兴的带头下，此提案遭到了多省代表团的反对，反对和弃权票多达1079票，占当年人大代表人数的36%。
1990年，黄顺兴发起成立“中国环境保护促进会”，但被国家环保局拒绝。
1992年，在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审议三峡工程议案时，黄顺兴在台湾代表团发言反对。他还向中外新闻界散发动议材料，提出对此重大议案应审慎处理。4月3日，在会议即将表决前，黄顺兴要求发言未被允许，他当场退席。第二年，黄顺兴辞去了全国人大常委一职。
反对与弃权票的背后
黄顺兴投出第一张反对票，是在30年前。今天，两会特色依旧。代表们的个性及真实内心难以得见。出现在镜头前的，多是尴尬的伪装。面对记者提问，许多代表“非常激动地”表示：“坚决拥护”。对于敏感话题，不少人闪烁其词，或以“抱歉”搪塞。更有甚者，睁眼说瞎话，扯谎且自信。如此代表，在替谁发声？
中共的所谓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只有集中。而“集中”出来的，都是维护中共统治的政策法规，与保障人民和国家利益的出发点背道而驰。
两会代表，并非由民主选举产生，也不受人民监督，因此，是否真正地为民服务，取决于代表个人。另一方面，由于党的严密控制，若想为百姓办实事，不仅需有对上层说“不”的勇气，还得做好丢官、挨整的准备，最后可能连“回家卖红薯”的洒脱都会失去。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申纪兰这类“听党的话”、从来不投反对票的代表，并不奇怪。
回顾黄顺兴所为，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带动下，一些代表投出了反对或弃权票。这充分说明，并不是所有人，都甘心做“应声虫”。黄顺兴的勇气，势必激起了同场代表的内心波澜，促使有些人也站了出来，共同打破惯例，或者，没有去按那个表决器。
当然，由于中共的专权铁腕，那些不求私利的官员，不被体制所容，难有建树。历史和现实在反复地印证：中共与良知为敌，惩善扬恶。因此，只有抛弃中共，建立以民为本的国家机制，摆脱暴力、恐怖和谎言，人民代表才能真正地代表人民，代表大会也才能发挥效力，呈现良性、积极的磋商、探讨和制约。
媒体重提黄顺兴的两会往事，全国人大代表及各级体制内官员，都应当深刻反思。在全球去共化的浪潮下，在三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之际，在大陆乱象丛生、四面危机之时，还要继续做一个淡漠良知的“表决机器”吗？还要盲目地跟“党”走、直到走向深渊吗？
事实上，最彻底的反对票，应该投给中共。#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