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听着邓丽君的歌，向自由飞翔，我从四川飞到西德留学；三十年后，心怀邓丽君的中国梦，我持德国护照首旅台北，调研三月。
飞抵台北后，颇多惊喜，邓丽君歌唱的夜来香像中央研究院的桂花一样沁人心脾，令人陶醉，我人还在中研院的学人招待所中，就已开始琢磨下一次如何才能从德国再来。台湾已不是邓丽君歌中的复兴基地，但依然是可以为自由奋斗，把人权伸张的好地方。
我去台北前人生地不熟，三个月中结识了百样自由人，长了不少见识，而我带着在德国养成的习惯去台北，免不了出洋相。
乘公车
在台北，地铁被称为捷运，堪称名符其实。台北的地铁便捷准时，也简单易懂，但为了坐车观景，我选择乘公车。
本来我热衷以步代车，但从台大走到国家图书馆后，发现台北的车辆太多，尤其是摩托车群污染了空气，败坏了徒步观景的环境。此后，只要时间允许，我都坐公车，虽然与捷运相比，乘公车比较麻烦，因为公车五花八门，数目庞大，一般人不清楚，既容易混淆，还容易错过。
下榻中研院后，第一次外出，到院门口上公车后，我告知司机目的地，得知需要30台币，我便将钱包里的50元台币投进售票机，以为面前的售票机会像德国的售票机一样既出票又找零，等了一会儿，我惊奇地问司机，才知台北的售票机只收钱。
可喜的是，有位乘客见我站在原地呆若木鸡，便走上前来，掏出钱包想弥补我的损失，我才笑着答谢，告诉她我不在乎交20台币的学费，否则，我不会明白为何一再听说，到台北后要买张100台币的卡以便乘车，尤其是搭乘捷运。
我对数字过目即忘，买卡来刷后就不清楚车费了，但有次我坐306路公车去益群书店买书，坐车观人，好不开心，估计有一小时，刷卡才扣15台币，这次我过目不忘。也是在这路车上我发现一个主动关心每个乘客的司机，让我深感行行出状元。
一般的公车司机不是状元，但也友善，岂知在快离开台北时，却碰到德国人所说的黑羊。那晚在我搭乘的212路公车中的乘客见司机态度恶劣，使我不知所措时，便七嘴八舌地告诉我如何抵达南昌路，最后我听从一对夫妇的建议，先与他们一起乘212路抵达终点站青年公园，再换乘630路，如愿及时抵达目的地。
过安检
本来坐飞机外出旅行是一件很惬意的事，但自2001年恐怖分子劫机撞毁纽约的世贸中心，发生911恐怖袭击后，机场上的安检加强，并逐渐异化成对乘客的困扰，甚至刁难。以安检为名，收缴乘客的用品已司空见惯。我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过安检时，就被迫交出刚买的一瓶护肤液。因安检发生的荒谬事情层出不穷。
为了避免有损尊严的安检，拒绝被当作潜在的恐怖分子，我2009年从纽约飞回德国后，就宁可不飞行，甚至不旅行。可为了中国梦，我只好豁出去了，但我还是避免法兰克福机场，宁可到杜拜转机，从熟悉的杜塞尔朵夫机场起飞。 果然在杜塞尔朵夫机场过安检时，一切顺利，愉悦上机。 可是在台北机场我却不得安宁，只因一个只有我的小拇指粗的日用品。
这个瑞士用品很精致，含小剪刀与小刀，已跟随我多年，人见人爱，这次在台北有位大姐也表示喜爱，我还打算送她，可她不要，我觉得也不是新的，就没多说。 当台北安检员要我拿出他们发现的威胁品后，我表示可以送人，但安检员说只能抛弃。我于是据理力争，当我无法说服面前的安检员向德国的同行学习，不必把我的袖珍物件视为恐怖分子的作案工具后，我选择重新赶向行李托运处，请航班工作人员解难。
在阿联酋航班的托运处，我碰上一位聪明的台湾小姐，她见我身带一提一挂的两个肉红色包，便建议我腾一个出来给小刀当包装，然后像大箱子一样把小包交给她办托运。 当一个肉红色的小挂包出现在载满各种大件行李的传送带上时，站在杜塞尔朵夫机场的我顿时心花怒放。不在台北机场为了珍惜物品而奔走折腾，岂能获得这份快乐？＠*
责任编辑：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