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7月31日讯】1951年底，韩战正酣。共产党残害地方菁英的政治运动“镇反、土改”刚结束，毛泽东又发动了一个他称之为“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重要”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简称“三反”运动[1]。
“中国防爱第一人”高耀洁医师还是学生时亲历三反五反，她描述三反五反是中共为了巩固政权，发动的政治运动，以杀害工商业界富裕人士为重点。“三反运动是五反运动的前奏。那时朝鲜战争打的很激烈，发动三反、五反运动可以捞到一大笔钱财，暂解经济花费之急，又可清除异已，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2]
1952年1月，毛泽东下达《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限期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查办。”
这一“限期”，这一“违者一律查办”，立刻造成全国范围的恐怖气氛，各级干部谁都怕当“违者”。为保乌纱帽，干部胡乱揪斗，全国一片肃杀。
而毛泽东坐在中南海闭门造车，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预言：“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至数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3]
三反规定“老虎”数量 不论是非先定罪
毛泽东将贪污一亿元（旧币，折新币一万元）以上的称为“大老虎”、五千万（折新币五千元）以上的为“中老虎”、一千万（折新币一千元）以上的为“小老虎”。不停地下达一个又一个指示，催逼各地捉“老虎”。
由于毛泽东屡屡发出“追加新任务”、“增加打虎预算”的指示，各地不仅追加打虎指标，而且打虎有“必成数”和“期成数”。“必成数”是必须完成的，“期成数”则不怕多，越多越好。各单位各部门的“打虎队”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
毛还给各大、中、小省下达打虎指标：
“河北省（不包括京津两市）人口三千万，规定打小老虎二千三百只，大老虎二百只，这是适当的。请各省按照人口及其他特点规定字迹的打虎计划。由此可以估计，每一个小省应有大小老虎几百只，每一个中等省和大省应有大小老虎一、二千只至三千只。”（2月4日）
“你们说浙江全省可能有一千万元以上的大小老虎一千只以上……像浙江这样的省，可能有大中小老虎二千至三千只，或者还多，这还没有包括社会工商界。”（2月5日）
前作家出版社（中共中央一级出版社）社长韦君宜“三反”时在中国青年杂志社担任总编辑，她回忆，当时每个单位必须打出百分之五的“贪污分子”，杂志社总共只有十四五个人，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除了管一点微乎其微的每期稿费，别的什么钱也没有，真正是个清水衙门。可是不行，中央文件下来了，于是没办法，我们只好查。”[4]
“一个才十九岁的小姑娘王岗凌，天天打算盘算自己的帐，急得人都瘦脱了形。青年编辑丁磐石，写过《思想改造性急不得》这样卓有见地的文章，却因为在交本月小组党费的时候自己忘了带钱，马马虎虎把别人的五角钱写在自己名下，就成了‘老虎’。”
“三反”连赴朝鲜作战的志愿军也不放过。毛泽东妄加猜测，给志愿军党委下达指令：“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为了清出他们，必须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
五反打击“资本家” 多数是小商贩
“三反”运动刚刚开始没多久，中共就又发动了以工商界人士为目标的“五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这“五反”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目标则是资本家，即中共称谓的“民族资产阶级”。
当时中国经济凋敝，资本家并不多，标准低到资本在二千元以上的就算是资本家，划资本家多多益善。全国被定为“资本家”的八十六万人，百分之八十资本在二千元以下。
如江苏南京市九千名资本家中的7,000名，近百分之八十是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浙江建德县274名资本家中，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者也约占百分之八十。广西宁明县123户资本家，仅两户资金超过两千元。其余的121户，平均资金仅130元。
上海一汽车零件经销商企业主高天民就是五反的受害者。他最后以“交代”“行贿、偷税、漏税一百六十万元”而得以过关。他说：“其实这一百六十万的天文数字，早已超过了我店里那些年的营业总额，更超过了实有资产…根本不用辩论就可以看出这数字的虚假。”
整个上海市“清算”出资本家违法所得高达十万亿元（新币十亿元），竟比全市资本家一九五一年的实际所得还要多；其实全国都是如此。
企业家五反遭劫
真正富有的企业家遭到的迫害就更严重。当时中国有一著名的民生轮船公司，其创办人是出身贫苦的四川省合川县人卢作孚。抗战中，民生公司在日寇的炸弹下将大批难民、国家财富抢救到四川大后方；期间一百多名员工牺牲，16条船被日军炸沉。
卢作孚在1938年即在重庆认识了周恩来。1950年，周派人赴香港与卢联络后，卢秘密离开香港到北京，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1951年春，卢作孚逐步将滞留香港的船只驶回中国。冬天，卢赴京开会，周恩来表示希望他到交通部担任负责工作。卢决定处理完香港撤船事宜后再赴任。但1952年1月初离京返渝时，正值“五反”高潮，他被指为“不法资本家”无情斗争，遂于2月8日自杀身亡。公司副经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则几乎全部入狱“审查”，其中两人被处决。
卢作孚的廉洁有口皆碑。美国杂志《亚洲和美洲》曾这样评说卢作孚：“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他不拿民生公司的股份，连住房也是借的银行宿舍，家俱则是向民生公司借的。辞世前他留给妻子一纸遗书，上面只有两行字：“把家俱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另一个著名案例是上海四大食品公司之一的“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其生产的糖果、点心、罐头等食品驰名中外。冼冠生经营食品业重视“本心”，即事业心和责任心，要求全体职工把冠生园当成一种事业齐心协力，同时重视食品健康，对顾客负责。
“五反”运动开始，中共下派的工作组动员工人批斗冼冠生，1952年4月21日，在被工人围困在办公室里两天后，不甘受辱的冼冠生从冠生园的楼上纵身一跃，终年64岁。
夺财迫害引发自杀潮
三反五反运动让企业主们变成“老虎”，个人尊严、资产、事业等各方面都备受迫害。以上海为例，除了对资本家没日没夜的批斗，重点还在强迫“缴税”。“五反”之一的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企业主倾家荡产也交不起。
很多从商人士因此被迫携家人一同自杀。“成了1949年以来、自杀又出现一个高峰”[5]，跳楼成为最常见的自杀手段。时任上海市长陈毅曾经天天问下属“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据上海从52年1月25号到4月1号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
厦门大学教授谢泳曾撰文记述：“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
当时上海高楼旁无人敢走，都怕“飞来横祸”……共产党对中国人的迫害，实在罄竹难书。
注：
[1] 丁抒，《阳谋》，开放杂志出版社，2006
[2] 《高耀洁：三反、五反运动中，自杀出现高峰》http://tw.aboluowang.com/2015/0523/560354.html
[3] 丁抒，《阳谋》，开放杂志出版社，2006
[4] 韦君宜，《思痛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5] 《高耀洁：三反、五反运动中，自杀出现高峰》http://tw.aboluowang.com/2015/0523/560354.html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