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2月15日讯】近日，中共国务院在2019年第一个常务会议上“聚焦脱贫攻坚”。针对李克强提出的“狠抓今年脱贫攻坚任务落实”的要求，该会议决定，“今年要加大力度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攻坚，新增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主要用于这些地区”。对此，有专家补充道，“今年是我国近年来经济压力比较大的一年，但在此背景下，国常会仍然提出了新增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主要用于这些地区，可见中共中央、国务院把脱贫攻坚看作是最为重要的工作”。
然而，这话能正着说，却不能反着说。中央新增资金，那肯定是“重视”。但反观之，重视就一定要多给钱吗？李克强的简短要求中，最重要的关键字是“落实”。那么，新增的扶贫资金一拨又一拨的发下去，“脱贫攻坚”就能落实？
国务院的会议刚刚开完，中共的“纪检监察报”就在各大媒体上高调发表了这样两篇文章。文章一披露了以下三个地方的扶贫乱像：其一、河南省扶沟县薛寨村“评定的72户贫困户中，有68户是错评，只有4户是真正的贫困户”；而“低保户146户大部分是买卖得来的”；其二、湖南省宁远县立脚村党支部原书记“以办理低保需要开支为由索要好处费”；其三、新疆依干其乡托万克乔格塔勒村党支部副书记“弄虚作假、优亲厚友”、“将不符合条件的亲属纳入贫困户名单，免费安装锅炉”。
针对这些还有“等等”的扶贫乱像，该文章总结道，“贫困户靠关系，低保靠买卖”；“基层扶贫领域中的这类‘潜规则’，在不同地区均有不同程度体现，究其原因就在于基层监督不健全，权力运行不透明，村干部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这番话已然揭示出，中国的扶贫工作一直都遵循着“靠关系、靠买卖”的“潜规则”，且在各地“均有”。更重要的是，原因直指“权力得不到约束”。
文章二披露了中央对一些地方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情况的回馈。该文通过批评云南某县用扶贫资金搞“名股实债”一例，恳切的指出“扶贫资金的使用监管显得十分重要”。然而，广东港口镇某干部在11年间、500余次“冒领民政扶贫专项资金3500多万元”；“在此过程中，镇社会事务局和财政分局负责人、分管镇党委委员、镇长、镇党委书记、银行工作人员等人……草草签字了事”的典型案例，却让人看到了，中共治下，“制度‘空转’，监管层层失守”的真实状况。
要求与现实的反差足以表明，重视扶贫并不在于增发资金，而在于各地是否能“专款专用”。几乎所有的政府监管人员都对“冒领”现象视而不见，就只能说明，这些人早已沆瀣一气、沦为团伙。而从“基层一线容易出现手续不完备就拨付资金的情况”来看，扶贫款被挪用、私吞，决不可能只是特例和个案。
穷人脱贫要“靠关系、靠买卖”，这种奇葩的“潜规则”足以让全世界都愕然。既然搞纪检的已经发现“扶贫领域易发多发腐败和职务犯罪”，中央为何还要继续放心大胆的增发扶贫款呢？难道中共真的相信，仍有大部分廉洁、自律的党员干部决不会见钱眼开、见利忘义？
答案或许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看准了党官们视钱如命、贪腐成性，中共才会想到以利诱之。早在2007年，一份来自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显示，中共组织中高达85%的党员信教，这与中共推崇的“唯物论”、“无神论”以及“宗教信仰是每个党员不能触碰的红线”的政治要求背道而驰。
另据《争鸣》2016年4月期报导，“两会”期间，中外媒体采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请教有关中共政治的一些常识，如“四个全面”、“三严三实”的内涵。结果显示，能较正确回答的人数不超过5%。对于这个震惊了中央最高层的调查结果，有文章指出，“一点不令人意外，中共党员不信党早已人尽皆知”；“在中共窃取了所有的政治和社会资源下，有多少人入党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权力能致富”、“有权就有钱”这事，如今在中国大陆，可谓老少妇孺皆知。作为权倾朝野、一手遮天的中共，又怎会不知？然而，中共权力再大、再不可一世，也不敢让自己成为无人追随、效命的孤家寡人。况且，中国人如今“一切向钱看”，也是中共手把手教出来的。在整个官场、乃至全社会都“拜金”的大风气下，中共只能“舍得孩子”、拿重金来收买那些跟班随从、打手犬马之流。
加入了中共的官员若想以权谋私、升官发财，与其志同道合、又缺少同类的中共必然会想方设法满足其要求。反正是老百姓的钱，反正是中央占大头；且有了这些帮手，中共也好继续搜刮。这也正是中共官场为何越反越腐的关键所在。
扶贫领域也不例外。靠偷盗、掠夺起家，靠狂征暴敛维持政权的中共会突然大发慈悲，开始扶危济困？中共明知扶贫款发下去会有什么后果，也源源不断的往“贫困县”的财政账户上打钱。显然，这笔钱就不是冲着扶危济困来的。
而真正令中共当局担忧、心悸的，是用扶贫款收买下属、同僚，不知能持续多久？正如文章开头那位专家所说，“今年是我国近年来经济压力比较大的一年”，再加上，中美“贸易战”即将以压顶之势袭来；一旦国库空虚、包括扶贫款在内的各类款项都发不下来，那么中共要解决的，恐怕就不是什么腐败问题了。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