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7月01日讯】以前很喜欢看香港的警匪片，片中正气凛然、举手投足间颇有英国范儿的警察给自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香港1997年主权移交后，香港警务系统同样逐步被中共渗透，港警成为了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政府打压香港民众抗议的工具，他们的暴力化在最近香港的抗议活动中彰显无遗。
7月1日早7时，有示威者阻止港府升中共血旗时，遭到港警以警棍、长盾牌及胡椒喷雾驱赶。有示威者被殴打致伤，也有示威者被抓捕。中午过后，大批原本支持警方的不明身份人员突然包围立法会，以铁枝、铁笼车等物品冲击立法会议员入口玻璃幕门。
其后众多配备长枪、长盾、警棍等装备的港警前往现场，并发射胡椒喷雾，亦有港警已开始为枪上橡胶子弹，并架到玻璃门缺口处戒备，现场还见到有港警已配备AR-15来福枪。
或许是还有所忌惮，港警尚未选择向民众开枪。不过，在6月12日，面对抗议的香港民众，香港警方使用了催泪弹、橡胶子弹和布袋弹驱散抗议民众，导致至少79人受伤，其中有人头部中枪，头破血流，不断吐血。其中2人伤势严重有生命危险。警方的野蛮行径遭到了各界的痛斥，警方被指是过度使用武力。这也是6月16日二百万港人涌上街头的直接原因之一。
可以肯定地说，此时的香港警方已沦为港府、北京当局打压民众、推行维稳的工具，而且警方高层并不忌讳这一点。
6月29日，香港警方就“七一”大游行安排举行记者会，当有记者问及警方有否借用外援（包括大陆资源）时，中区副指挥官辛子健爽快回答“好主意”，在被追问是否包括中共军队或驻港部队，他再次表示是“好的意见”。
6月30日，香港亲共组织发起“撑警察”集会，据披露，现场有操粤语和普通话口音的中年人与港警交谈甚欢，这表明香港警署早已毫不避讳其听从的是谁的命令。
按照一位网友的说法：这些由香港人出粮的警察，已渐渐沦落成为威权政府的维稳工具。他们传递的信息是：“有需要时，将会不惜一切，甚至要求满手鲜血的解放军协助，完成维稳任务。”
无疑，港警正在走向一条效仿所谓“共和国卫士”危险的道路。1989年6月4日，在邓小平下令开枪镇压学生后，被中共洗脑了的诸多中共将官、士兵，在天安门广场以及周边地区大开杀戒，成为了中共罪恶的帮凶。“六四”屠杀后，邓小平与李鹏、江泽民亲自向屠杀中有功劳或重伤、被杀的军人颁授或追授“共和国卫士”铜章，先后五批共授予了37人，其中死者14人，生者23人。
没有人会否认，这些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军人们实则是“六四屠城卫士”。在他们身上隐藏着不少罪恶。比如现为中共军队少将的李勃，曾驾驶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碾压学生、民众；时任27集团军司令部侦察处参谋，少校军衔的赵勇明，率领特遣分队捣毁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的高自联指挥部和广播站，而他知道是谁打死了25岁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天津警备区坦克1师装甲步兵团特务连驾驶员李树存，驾车连闯5道路障，为中共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开辟通路……
这些成为中共帮凶的“六四屠城卫士”在后来中共已经羞于提起，他们的最终结局会怎样呢？他们是否在临死的那一刻会感到灵魂的不安呢？
前车之鉴，并不十分遥远，如果香港警署和港警们罔顾良知、良心，选择听命于中共，甚至不惜开枪伤人，那么他们必将与那些“屠城卫士们”一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柏林墙推倒前的一个冬夜，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他的朋友高定，一起偷偷爬上了柏林墙，准备逃往西德。几声枪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的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也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
射杀他的东德士兵叫英格‧亨里奇。让他没想到的是，柏林墙推倒之后，他因杀人罪被判处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亨里奇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
然而，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命令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逃亡者是无辜的，明知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选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这样的法则同样适用于港警。当有一天中共垮台，香港人追诉港警的罪责时，他们能逃脱吗？要知道，没有人可以以任何借口来逃避责任或无视正义的诘问。香港的警察们，莫要等到后悔的那一天。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