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7日讯】我第一次吃西餐，是在大学三年级。我母亲带我去广州当时最新开张的中国大酒店。母亲去是谈公务，对方是外籍驻华工程师。母亲介绍我是她的秘书。
他们谈话。我坐在一旁听，不插嘴，有时也笑一笑。中午工程师领我们到餐厅吃饭。厅的中央有一大水晶灯。灯下是三角钢琴，没人弹。但背景音乐是钢琴曲，配上柔和的灯光，还有我从来没见过的发亮的桌椅，这个大餐厅跟酒店外尘土飞扬，灰扑扑的广州火车站，完全是两个世界。
捧着烫金封面的菜谱，不知从何点起。上面的菜名有中文和英文。顺着中文，找到一行认识的，叫“火腿煎鸡蛋”。在汤的栏目下，全看不懂，就点了一个“玛丽可怜汤”。完全因为名子奇特，不像我学校旁的白云饭店，进门就望见小黑板上用粉笔手写的“好市发财汤”，看了就让人腻味。
汤先上，是一碗橙红色的清汤。碗底有几小块西红柿和几颗白饭。中国人从来都是大碗大碗地吃饭，我从没想到米饭也可放在汤中做点缀。“玛丽可怜汤”一定用鸡或猪肉熬成，却一点油花都不见，加上西红柿的微酸，很好喝。
“火腿煎鸡蛋”是一大盘，吃到下午三点才完。味道也是特别好。下午回到学校，晚饭不想吃，到第二天早上还不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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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的《深圳周刊》，有一段小评论写当地打工仔中午吃饭。盒饭三元至五元不等。便宜的是素菜，贵的是荤菜。食摊卫生条件并不好，打工仔买了饭，只能站着吃。文章附了几幅照片。一张是一群女孩站在树下吃饭。另一张是两个男工坐在街边吃。还有一张是地上一大堆颜色鲜艳的塑料桶，用来盛饭菜。文章作者评论道：什么时候这些打工仔能坐着吃饭呢？
我想起在深圳吃过的第一次饭。一九八八年，我坐火车去找工作。出了火车站，周围只有零星几间杂货铺和饭馆。我挑一间外表干净的餐厅，走进去，里面也干净。一份盒饭三元，只外卖。出五元，买同样的盒饭，可以在餐厅里堂吃。我身上带的钱少，用三元买了盒饭，捧出店门。外面就是大街，我从来没有站在街上吃饭，这下怎么好？我隔着玻璃窗望刚才买盒饭的餐厅里，一排排的新桌椅，没有几个人坐。我转回身，推开店门走进去，轻手轻脚，在靠近门口一张桌子坐下。正要打开盒饭，一女服务员走过来，理直气壮指着我说：“你买的是外卖，不能在这吃！”我端起饭盒，走出餐厅，望望四周，不象有免费椅子可坐，而肚子实在饿了。我就转一个弯，到餐厅的另一面墙脚下，打开盒饭吃起来，味道真好。我一边吃，一边有些窘，心想，别人该怎么看不起我呢？那天我穿一条淡兰的裤子，白衬衣。我吃着，又去看街上谁在看我。街上有一些行人，他们也都忙着提行李，走路，谁也没往我这边看。我身后是那家餐厅的玻璃窗。我回头，可以看见阳光照射在几张空桌子上。可我无论如何不愿多花两元钱去买座。站着吃不也一样么？等我吃完了，谁还记得我站在墙根下的吃相？记住的只有我自己，且在十四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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