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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中共当年盘剥延安人 被骂很“黑”

延安大生产运动,种植罂粟,制造鸦片。(大纪元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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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1月07日讯被中共视为“红色圣地”并让被洗脑的国人顶礼膜拜的延安,其实充满了无数罪恶。比如毛泽东在此通过“整风运动”,一方面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炮制了大量冤假错案,迄今有多少人遇害依旧是个谜,而运动也为文革做了预演。

比如中共为了自身生存,在南泥湾大量种鸦片,卖给国统区,赚取金钱的同时,戕害自己的同胞。比如中共今日的特权制度就开始于延安,当时的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等”。比如中共媒体炮制了不少谎言,包括中共要拥抱美国的民主,让中国人享有自由。再比如,毛暗害了陕北人都尊敬的领袖刘志丹……

而当年中共对延安人的横征暴敛,也曾让中共遭到了普通老百姓的诅咒,这样的诅咒如果让当下的中国人知晓,一定心有戚戚焉。

1935年底,被国民党四处围剿的毛,率领残部终于在陕北延安落脚。一年后,在中共的策划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军事叛变,拘捕了前来西北视察的蒋介石。国民党被迫同意“国共合作抗日”,并将中共军队纳入政府军,改称八路军和新四军,由国民政府拨给军费,每月60万法币。当时法币的价值较高,1元可兑银元1元。

当时,除了国民政府的军费外,中共每月还会收到共产国际的资助,大部分是通过苏共地下党员宋庆龄转交的。中共将这两笔钱主要用在购买军火和军需扩充实力,以及高层挥霍和搞统战阴谋上。

由于中共的策略是假抗日,真打国民政府军,时常搞偷袭,这让国民政府非常厌恶。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国民政府对八路军停发了军饷。在事件平息后,经中共据理力争,八路军在1940年4月份又领到拖欠了半年的军饷。1940年八路军扩大了10倍,达到40多万,不过,国民政府只对原协议中的4.5万人发饷。因国共合作协议中的12个团变成120个团,到当年10月,国民政府暂时切断了对八路军的供应。12月,国防部长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被称为叛军,也被断了军饷。

大陆出版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一书中的文章《陕甘宁边区是怎样“休养民力”》一文透露,从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收到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计16,405,340元法币,平均每年400万元。中共用国民政府的钱壮大自己后,不去抗日,反打政府军,中共是什么货色由此可见。

由于中共将钱主要用于扩充军力、高层享受上,因此军队和机关的补给就要由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的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承担。中共在当地征收的农业税完全可以用“横征暴敛”这个成语以蔽之。

当时的农业税被中共称为“救国公粮”。1937年征收了1.4万石,到1941年就增长到20万石,几年之内就翻了十几翻。除此而外,农民还要交所谓的“公草税”,就是马料税;买卖牲口要交牲畜买卖税和斗佣,养羊也要交“羊子税”。而对于一般的商业活动,中共还要征收入境税、出境税,各个地区还要征收过境税,而且还要交产销税和营业税,使得百姓根本无法正常经商。

按照中共官方的记载,1939年其税收65.8万余元;没收款9.5万余元;罚款近1.9万元,土地登记手续费0.37万元,杂项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的9.17%。1940年则大幅增长,税收196.4万余元,企业盈余42.7万余元;公产收入0.5万元,寒衣代金42.7万余元,罚款28.5万余元;杂项29.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24.87%。中共对延安人的盘剥由此可见。

然而,中共对边区百姓的盘剥并不限于此,其还垄断了边区的经济命脉,一方面把重要的生产生活物资垄断起来,除自需外,还向社会高价出售,赚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控制了鸦片的种植以及盐和鸦片的贩卖。过去,老百姓为了增加收入,曾零星种植鸦片,但中共不仅控制了鸦片的种植,还扩大了规模,所谓的南泥湾好风光说的正是遍地鸦片。关于中共种鸦片并卖往国统区的内幕,笔者之前已经写了几篇还原文章,在此不赘述。中共在盐和鸦片方面的收入,显然不可小觑。

雪上加霜的是,自1940年开始到1942年,陕甘宁地区及附近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据不完全统计:陕甘宁地区1940年遭受水、旱、风、雹的侵袭,受灾面积4298,312亩,损失粮食235,850石(每石300斤),受灾人口515,145人;1941年,受灾面积603,558亩,损失粮食47,035石,受灾人口90,470人;1942年,受灾面积856,185亩,损失粮食79,720石,受灾人口352,922人。其中,1940年的灾情最为严重,致使当年的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人民生活艰难至极。

自然灾害加上中共的盘剥,让被中共欺压、负担沉重的老百姓内心充满了愤恨,有的人甚至公开咒骂中共,甚至毛。

2007年4月,大陆《学习时报》的文章《毛泽东在延安两次“挨骂”的史实》中自爆了这样两件事:1941年6月3日,外面下着雷阵雨,中共在礼堂内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突然一道闪电,一声炸雷,击中了会场礼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柱子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触电身亡,另有7人受伤,一个农民拴在礼堂边的一头驴也被雷击而死。该农民遂借机发泄不满:“老天爷不睁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咋不劈死毛泽东?”

中共保卫部门听说后,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逮捕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XX”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以一儆百。毛听说后,阻止了保卫部的行动。

另一件与此类似的事情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欲绝,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等。伍兰花后来被抓了起来,其命运到底如何不得而知。

民间传据毛自己说,有一次,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他,“对我有义愤,原因即那年的公粮负担重。”

可即便知道了农民的不满和反感,中共为了自身利益,依旧没有放弃对农民的盘剥。1941年10月15日,中共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 200,000石 (1940年则是97,354石)。此后,真实的公粮数字中共再也没有公开。有文章指,1942年和1943年,中共陕甘宁政府宣布的公粮数字比实际起码少说了两成。延安人,尤其是农民对中共的厌恶可想而知。

中共建政后,中共在宣传中故意说陕甘宁边区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得多。可是中共高官谢觉哉在1944年2月24日的日记里写道:边区的农业税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宝全家四口,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而交不上公粮,就被中共视为抗捐,就是破坏抗战的“反革命”,不但要游街示众,而且要遭受拘禁等刑罚。

看看中共在延安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在1949年后找到相同的实例:横征暴敛、残害百姓、洗脑、暴力打压、谎言欺骗……。这样的事实,让那些认为夺取政权前的中共是好的,是为人民着想的,是否该清醒了呢?实际上,中共从其成立之日起,其就以假、恶、暴行于世间。而被中共欺骗、欺压、侮辱、迫害了这许多年的中国人,有多少人发自内心地憎恶中共,有多少人在暗中诅咒,盼着其早日灭亡?

至于毛在建政后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却没有再踏入呆了13年的延安一步,实属反常,大概也是知晓延安人对其的诅咒,而在中共洗脑下,去延安等所谓“红色圣地”顶礼膜拜的中国人,还是听听当年延安人对中共的真实想法吧。

参考资料:

1、《毛泽东在延安两次“挨骂”的史实》

2、《陕甘宁边区史》

3、《陕甘宁边区社会救济使用概述》

4、《谢觉哉日记》

 

责任编辑: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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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07 6:2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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