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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瞭望】疫情重创经济 美国政府如何不“帮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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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4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亨德里克森(Mark Hendrickson)撰文、博凡台湾台北报导)新冠病毒(中共病毒)在短短的时间内重创了我们的生活。

NBA(国家职篮协会)、NHL(国家冰球协会)、 MLS(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以及XFL(新兴美式足球联盟)都暂延赛季,大专篮球联赛精彩的“疯狂三月”赛程(March Madness)史上首次考虑在死寂的静默中闭门比赛,随后也因为疫情险峻而取消。

影星汤姆.汉克斯(Tom Hanks)确诊,百老汇大门深锁,股市一落千丈。这个时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问题来了:联邦政府该如何帮助大家度过难关呢?摆在我们眼前的困难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被混为一谈。

可以理解,美国人民关切着双重威胁:对我们健康的威胁和对经济福祉的威胁。政府在健康问题上该怎么做相当明确:整合与动员一切资源,遏止病毒传播并治愈患者;至于该怎么拯救经济,这个问题就没那么直观了。

摆在政府眼前的是数十种如何缓解经济冲击或者进一步避免衰退的方案。这些方法有两个目标,一是帮助美国民众安然度过这场病毒带来的经济风暴,二是以政府干预之力来避免经济衰退。前者是合理的,然而后者则否。这个说法需要一点理解,请容我解释。

做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发现政府干预经济事务时,倾向维护特定利益,同时阻碍了整体经济发展。然而许多人深信政府有种高明的智慧,可以将我们的经济置于令人满意的秩序中。这是个迷思,如果政府那么厉害,那全世界现在都应该是社会主义者了。

某些形式的政府援助会来得比其他方式有效。外国援助是很好的实例,让我们来比较两种形式的外国援助:紧急援助和用来帮助他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援助。举例而言,紧急援助就是2004年南亚大海啸之后,美国海军为了拯救人命,在印尼部署了人力和医疗物资。

虽然宪法上美军的存在是为了保卫美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但美国人有善良慈爱的心,不会阻止像这样的紧急援助。而一般援助则不同,它的历史纪录不良,较没效率且容易造成不公。事实上,尚比亚经济学家莫约(Damisa Moyo)和诺贝尔奖得主迪顿(AngusDeaton)等人的研究都指出,外国援助常常资助到腐败或无能的政府,从而弱化经济发展。它的效果也因为前面提到的迷思而不佳──迷信于政府可以由上而下完美地安排经济分工。

现在让我们回到美国。现在有数百万的美国人深受病毒带来的经济冲击所苦,我们的山姆大叔该怎么做呢?虽然任何救济措施都会挟带着投机、浪费或功利的政治算计,但紧急援助还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办法,没有人应该因为病毒造成的失业或隔离而被赶出家门或饿肚子。但得有一个附带条件:每项措施都该有个截止日期,比如规定在总统宣布医疗紧急状态结束后30日,这些紧急支出就应该停止。

相反地,政府或联准会都不应该有任何试图避免衰退的干预动作。这听起来很残酷冷漠,但请理解,我和大家一样都不喜欢经济衰退,但支撑我的立场的是无法逃避的经济学真相:衰退是一段痛苦但必要的经济调整期。

在经济衰退期间,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会倒闭,释放出宝贵的经济资源(土地、劳工和资本),为那些想出新商机的企业让出空间。无论你称它为资本主义的成长之痛、创造性破坏的代价或苦口良药,经济衰退对健康的长期经济成长是必要的。

打个物理世界中贴切的比方:今年澳洲可怕的野火和1988年、遍及半个黄石公园的大火有什么共通之处?在两次事件中,火灾前都受到好意、但不明智的干预。在大火前,官方政策指示应勤奋地扑灭小火灾,并禁止移除枯木残枝(即引火物)。

但是周期性的小火灾能定期减少引火物的的累积,一但避免周期性火灾,大火发生的概率就日渐增加,最终一点刺激就引发了灾难性的大火。因为人们不愿忍受对森林长远健康有益的周期性调整,所以进行了人为干涉,结果却导致更大面积的祝融之灾不可避免。我们的经济也是如此。

当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干涉持续让虚弱的企业苟延残喘,短期而言他们缓解了经济痛苦;但长久下来,他们把小幅度的调整替换成大规模、更痛苦的经济挪移。换句话说,延后必要的调整事件,最终将导致大得多的调整。另外一个问题:2020年初的股市大崩盘是大衰退的开端吗?这次“事情大条”了吗?可能是,联准会在过去十几年人为地提供低利率,让许多僵尸企业和财务弱者续命。如果利率维持在合理的历史水准上(即是比现在更高),这些垂死的公司早就会放弃躯壳,并由欣欣向荣的新竞逐者取代之。

近期市场上的“朽木库存”减少许多,这意味着2020年的经济下滑不会比原本可能的状况还严重。从经济的角度看,在今天这样的动荡时期,政府最好的动作就是什么也不做,让市场无形的协调力量把事情理顺,为未来的繁荣奠定基础。

但从政治角度看,美国的政治和货币机构感觉“被迫”要干预经济(尤其今年又是选举年),它们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对政府的职能寄望太高,期待当局有所作为。讽刺的是,政府在行使人民意志的同时,采取的手段却真正阻碍了让我们的经济恢复健康稳固基础所需要的一些调整。──本文作者为经济学家,近期从葛罗夫市大学(Grove City College)退休,他于该校信仰与自由学院担任经济学与社会政策教授。◇

责任编辑:郑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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