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3月29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Theodore Dalrymple撰文／慧婕编译）我出生的那一年，有75%的男性吸烟，50%的女性吸烟。
在电影中，你可以从一个男人为他正在交谈，或者正在勾引的女人点烟时，那种精准优雅地拿出他的打火机的姿势来判断他是一位绅士。他的打火机永远不会卡住：它总是很轻松地第一次就点燃，证明着他的能力和世俗的成就。
所有房屋和其它建筑物的气味都像烟灰缸一样。窗帘、地毯和衣服一定有烟熏味。
但是很奇怪的是，尽管我的母亲抽烟，但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却没有任何烟味。我想是因为它一直无处不在，所以一定是不再被注意到，就像今天的电子屏幕和说唱音乐一样。
但是，认为那时候有如此多的人吸烟是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吸烟有害或尼古丁会上瘾是完全错误的。 他们当时其实很了解这些事情，即使不是我们像现在这样的拥有确切的科学细节。
确实，肺癌和吸烟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初是在纳粹德国得到确认的，然后在英国和美国有了更好的支持数据，这导致吸烟人数迅速下降，因此现在只剩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口吸烟。但是，下降的不仅仅是这一点。
在所有现代西方社会中，如今下层阶级吸烟更为普遍。
对这一事实随即有两种解释：低层阶级平均来说不如上层社会阶级有智慧，受过教育。他们更加缺乏理性，不会根据事实来停止或改变自己的行为；或者，他们的生活如此压力重重，缺乏享受的来源，以至于只剩下香烟了。
当然，在我担任医生的监狱里，几乎100%的囚犯（绝大多数是来自社会的最底层）都在抽烟，所以我曾经开玩笑说吸烟是犯罪的起因。这个玩笑被严肃地驳斥，好像我是认真的似的。
监狱当局以囚犯的健康为缘由，现已禁止吸烟。
起初我以为这是愚蠢的，也是卑鄙的，这是对已经被剥夺自由者的可悲的虐待。
我认为这是愚蠢的，因为我认为这会导致叛乱，实际上，自从实施禁令以来，监狱中的暴力发生率有所上升：虽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于禁令，暴力发生率上升了，因为还有很多其它因素也改变了。
而且，在我看来，越来越多的囚犯不抽烟，他们不想被动吸烟的权利比其他人吸烟的权利更为重要。 事实是，由于吸烟者的减少，即使一根点燃的香烟也足以激怒不吸烟者，令他们感到不快。
但是，回到吸烟减少的原因这个问题上，这与意识到其危险性并没有直接关系。
前几天，我正在阅读意大利著名作家伊塔洛·斯维沃（Italo Svevo，1861—1928）关于吸烟的作品集，标题为“最后一支香烟”。实际上，他所抽的每支香烟都应该是他的最后一支。他在给妻子的信中数百次发誓放弃吸烟。他甚至在诊所里度过了一段时间，以寻求帮助克服他的恶习，但是戒烟没有坚持下来，他甚至通过逃离诊所来颠覆了这种治疗方法。
他一直吸烟，最终死于车祸而不是疾病。吸烟被认为是一种疾病，因为他多次无视医生让他戒烟的命令。
事实是，他的医生非常清楚吸烟对他的心脏、肺部和胃都有害，他也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他多次承诺要戒烟的原因。
但是他没有成功，因为对他来说，还有比健康更重要的事情。他引用了美国著名神经病学家乔治·比尔德（George Beard）的观点，他在19世纪末首次提出，神经衰弱是一种由现代生活节奏引起的疾病。
他认为吸烟会引起神经官能症。由于斯维沃认为必须要有神经质才能写作，而且写作对于他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宁愿为据称由吸烟引起的神经症而牺牲健康，并在必要时牺牲生命本身。
当然，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但这确实表明，斯维沃来自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生活先于健康，而不是健康先于生活。这是否对我们当前的困境有任何意义，我留给读者决定。
几年前，我参观了伟大的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的最后居所，位于最美丽的小镇拉哈恩（Laugharne）外。现在是一个小博物馆。
迪伦·托马斯是医生的一个噩梦。他一直过着波西米亚人般天才的生活，然而与大多数试图扮演这种角色的人不同，他确实是一个天才。
我怀疑他是否曾经考虑过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他又矮又胖，抽烟，而且喝很多酒。他在39岁时去纽约的一次访问中去世，也许部分是由于医疗能力不足，但主要是由于他自己的行为。他的三个孩子从来没有真正原谅过他如此不负责任地丢掉自己的生命。
参观他的房子时，我在公共厕所的门上看到以下告示：“在这些场所吸烟是违法的。”一条小径通向花园，上面有一些间距较大的小台阶。每隔几码贴有一个通知：“台阶不平。”
迪伦·托马斯生前会鄙视这种对生活的刻板女教师般的态度。在专门献给他一生的这片圣地，所谓的防止脚踝扭伤（以及随之而来的毫无疑问的法律诉讼）居然优先于其它所有事情。然而，我不得不想到他的三个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所遗弃的孩子们。
在不负责任、满不在乎和强迫症般的小心翼翼之间是否存在折中点？
原文On Love of Life and Love of Health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西奥多·达勒姆普尔（Theodore Dalrymple）是一位退休医生。他是《纽约城市日报》（City Journal of New York）的特约编辑，并撰写了30本著作，其中包括《底层生活》（Life at the Bottom）。他的最新著作是《禁运和其它故事》（Embargo and Other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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