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6月14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 Theodore Dalrymple撰文／云川编译）如今讽刺小说都成了谶语。此外，讽刺小说也越来越难写了，即使不是不可能成文，因为现实政策的荒谬比虚构的荒唐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故友，杰出的经济学家彼得‧鲍尔（Peter Bauer）曾经说过，现在唯一真正失业的是讽刺小说家。
这个问题显然存在很久了，因为彼得‧鲍尔2002年就去世了。事实上，我是在1994年第一次注意到它的。当时我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虚构了一个连环杀手，用自由主义的刑罚学和社会学的论点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在道德上远胜于任何知道他的案子的旁观者。
令我惊讶的是，一位我素来尊重的评论家认为，我的讽刺作品是一篇直截了当的道德哲学论文，并且我真的认为一个连环杀手并不比普通公民更坏，也许更好。
巧合的是，一位英国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不久之后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几乎完全吻合了我的中篇小说中的论点。讽刺小说情节如此迅速地变成了现实，以至于很难再认为它是虚构的。
本周，我的注意力被美国鸟类学和观鸟界的一场可怕的危机所吸引。根据201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93%的美国观鸟者是白人，只有4%是黑人。
自调查公布以来，美国花了十年的时间才对这种不公正的差距采取行动，这表明美国的种族主义有多么严重。
预防观鸟的官员
当然，有几种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行性方案。至少从概念上和理论上说，最简单的是完全禁止观鸟活动。如果没有观鸟活动，就不会存在观鸟者之间的种族差异。
当然，我认为这个方案可能有点小问题。首先是对观鸟的定义。你要盯着鸟看多久才算观鸟？是必须要四处找鸟，还是一不小心看到一只鸟就足以构成观鸟罪？
此外，执行起来也有点小麻烦。你如何确保人们不会偷瞄或者非法观察鸟类超过允许的时间，比如说10秒钟？
毫无疑问，在城镇用录像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在农村或荒郊野外怎么办呢？
还得有预防观鸟的官员，必须配备长焦镜头，而且还可以直接抓人。反正我们已经是负债累累了，再多养活几千名公务员也不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他们能否有效地制止观鸟行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非法观鸟应该受到什么惩罚呢？我建议在养鸡场强制劳役一段时间。毕竟，这也是罚得适得其所了。
另一种方法是有选择地压制或清除白人观鸟者，这样就可以改善白人与黑人观鸟者的比例。
再或者，把年轻的黑人强拉硬拽到观鸟队伍里来，直到他们能够证明自己看到并识别了一定数量的物种，不然就别想脱身。
社会的不公正
也许我应该在这里指出，我并不反对鼓励年轻人去观鸟。
有一次在巴西一个中等小镇上，我参观了一所学校，那里的老师尝试培养学生对周围的自然界产生兴趣，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和朋友聊早餐吃了什么、什么颜色的口红最漂亮等等的手机屏幕上，转移到繁茂的大自然中。
老师们在校内墙上张贴了很多当地丰富多彩的鸟类图片来吸引学生。我不知道这一尝试是否有效，但对我来说，这种努力是值得称赞的。
如果青年黑人的注意力能够从嘻哈文化转向鸟类学，我认为这都是好事，任何正派人也不会阻止他们。
经过一番推理就会发现，观鸟不是一种单纯无害的消遣（虽然我知道观鸟者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而是社会不公的表现，这种不公平是黑人观鸟者相对较少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许多鸟类的名称，通常是根据第一个将它们描述为独立物种的人命名的。事实证明，有些名称出自于南方联邦（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19世纪下叶成立，试图脱离联邦，引发美国南北战争），或许是观鸟的将军或前将军，或其他不受欢迎的人。
正如一位黑人观鸟者所说：“改鸟名运动是人们日益意识到，观鸟需要更具有包容性。”
另一位说，“道德上令人厌恶的人的名字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鸟类的信息。”当然，通常任何人都有令人厌恶的地方。
愤慨
在我看来，这种愤慨充满了创造性：如果道德败坏者的人名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鸟类的信息，那么如果在这个普遍道德怀疑的时代还有道德楷模的话。他们的名字也同样不能。
因此，以某个人的名字来命名鸟类这件事本身没有得罪人，而是名字被命名的那个人存在的道德缺陷。
当然，道德义愤是人类所知的最愉快的情绪之一，而且与大多数其它愉快情绪不同，它几乎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毫无疑问，它会不时发现一些值得愤慨的话题而义愤填膺一番，就像给酒杯里再续点酒。
道德上的愤慨让人非常放心。如果你感到愤愤不平，你一定是慷慨激昂的，而且肯定不会有错。因此，道德义愤令人陶醉又上瘾。
这就是为什么当鸟类被重新命名，并且所有人口群体在观鸟者中都有平等的代表权（我几乎不需要指出，仅在这里就有无数不满的可能性）时，整个队伍将继续前进。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就轮到植物学家、真菌学家、鱼学家、昆虫学家、爬虫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了？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呢。
原文Birdwatchers Must Be Made to Embrace Diversity and Inclusion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西奥多‧达尔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是一名退休医生。他是《纽约城市杂志》（City Journal of New York）的特约编辑，共撰写了30本书，包括《底层生活》（Life at the Bottom）。他的最新作品是 《禁运和他它故事》（Embargo and Other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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