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罪行录之二十三:三年级的“地主分子”

编写: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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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6月09日讯】侯德喜家世代生活在北京朝阳区洼里乡洼边村,衣食无忧,但并不是很富裕。父亲侯荣14岁那年离家外出学手艺,1949后成了北京五建公司的一名工人。大伯则凭借着自己经营,在农村买了几十亩地,靠地租生活,结果土改时被划为地主。1959年,侯德喜的父亲把全家接到了北京城里,住在单位的房子里。

文革开始时,侯德喜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突然有一天,老家村里来人,给厂里递了材料,随后就把他这个三年级的孩子五花大绑,戴着近一尺半的高帽子,上书“地主分子侯德喜”,押送回老家洼边村。和他一起被押送回村的还有我的他母亲李淑兰,他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但是他爸爸却没有被带走。

侯德喜后来回忆说,“父亲不明白,自己是工人,妈妈娘家是清河的贫农,妈妈和我们这5个孩子怎么就突然成了地主呢?后来村里的人告诉父亲,由于大伯是地主,爸爸外出学艺成了工人,脱离了关系,可妈妈和我们5个孩子却没有和大伯分家,吃的是家族饭,自然就是地主。”

就这样,尽管侯德喜家没有一亩地,没有一个雇工,也没有剥削过任何人,仅仅因为与大伯没有“分家”,也匪夷所思的成了地主。实际上侯德喜的大伯在他四岁时就去世了,他根本不记得他长什么样。

被押送回老家后的那段时间,侯德喜一家天一亮就得参加生产队劳动,一直干到天黑,做最苦最累的活,得到的工分却比贫下中农少。晚上还要接受劳动改造。

“记得天上的‘三星’连成八字的一撇状时,我们就出发去地里接受劳动改造,直到凌晨两三点,‘三星’变成一捺,才回去休息。有时候活多,要改造到天亮,经常是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除了劳动,我们还经常被绑去参加批斗大会。我母亲经常一绑就是一天,然后是街头游行。看到母亲被批斗,我和弟弟总是偷偷地哭。有时想给母亲送点吃的,但最终还是不敢。到年底,我家分了粮食,往往只能吃三个月。三个月以后,我们吃白薯。白薯吃完了,只好找些野菜、树皮充饥。” 侯德喜回忆说。

侯德喜的弟弟侯德富当时20来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时他什么也不想,唯一想的是什么时候能够吃饱饭。有一次村里组织去一个工地挖沙,三两的馒头随便吃,他一口气吃下了13个。侯德富想找一个能吃饱饭的工作,但是没有地方肯招他。一听说他家成分高,就挥手让他走开。

这顶地主的高帽子,侯德喜一家戴了13年,为此吃尽了苦头,直到 1979年才摘掉。摘帽之前,全家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甚至不被允许参加公社组织的大部分活动,连选民证也没见过。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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