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7月30日讯】2021年7月16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叶伦（Janet Yellen）在访问欧洲一周后表示：“我个人的观点是，对中国征收关税的方式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考虑问题在哪里，也没有考虑美国的利益。关税是对消费者的税收。在某些情况下，在我看来，我们伤害了美国消费者，而前政府谈判的交易类型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并没有解决我们与中国的根本问题。”
美国将中止美中贸易战？
很明显的，民主党拜登政府的财政部长认为前总统川普对中共采取的征收关税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是不是明示拜登政府已准备取消此政策，甚至有意停止美中贸易战了呢？
针对叶伦的谈话，川普的白宫贸易顾问，也是川普的主要关税设计师之一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教授立即回应，他说：“在不公平贸易的世界中，关税是美国工人和制造商与各种贸易欺诈和血汗工厂劳工竞争的重要工具。”纳瓦罗指出，美国的钢铁、铝和一些耐用消费品从关税中获得了必要的支持。他写道：“通过征收反对不公平和大规模倾销的关税，川普政府拯救了美国的钢铁和铝业。”
对于叶伦暗示美国近期的通货膨胀是由关税造成的，纳瓦罗回应说：“当前的通胀飙升主要归因于四个主要因素：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瘟疫大流行导致的生产和供应链瓶颈、乔‧拜登对石油和天然气发起的战争，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导致的工资上涨，而这也是瘟疫大流行的结果。
关税与通货膨胀毫无关系。零关系，无可置疑。在川普政府执政期间，我们征收了多年的关税，但并没有发生通货膨胀。这是拜登执政期间的现象。在川普政府时期，由于强劲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加上战略能源优势和管制的放松，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中国通过让人民币贬值，抵消了关税可能带来的通胀影响。”
重看川普关税政策
撇开政治攻防不谈，就事论事，叶伦说关税是对消费者的税收，害了美国消费者。这个说法并没有错，因为课征关税，对商品进口国来说，被课税的进口商品很可能就会涨价，或者根本无法进口，对进口国的消费者当然不利，要么没东西可买，要么要多花钱，跟被课了税致所得减少是一样的。不过，这是在“自由贸易”或“公平贸易”的情况下才说得通，若商品出口国是利用不正当的生产方法和不公平的方式出口商品，对商品进口国的生产相同产品或可替代产品的生产者来说，可就造成了大伤害。遗憾的是，美中贸易实际的情况就是不公平贸易，更别说是自由贸易了，而纳瓦罗的说法比较合乎事实。也就是说当今的世界是不公平贸易，尤其中共更是用“贸易欺诈和血汗工厂”的不正当和不公平手段，来严重伤害美国的制造业者。所以，对中共施用高关税，只是扭转不公平贸易的手段，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以毒攻毒”、“以战止战”的暂时性策略。
持平而论，川普的“关税政策”有效地击中中共要害，不但美国制造业回归、就业提升、失业减低、美国经济也有效复苏。美国企业家、专栏作家韦恩･埃林･鲁特在2018年6月5日就曾为文指出：“货币市场已经打开，大家又开始购买、又开始写支票了。我是活证据，我正在筹集资金用于商业交易，一些财团主动上门来投资。……我们又可以自由地赚钱了，太阳出来了，天空变蓝了，各领域都有工作机会，‘川普奇迹’展现出来了。”
其实，川普只是对中共祭出“提高关税”这种保护政策，对国内是松绑管制法规和减税，对其他国家是朝向“零关税”、“零补贴”的自由贸易前进，如果不将中共的“新重商主义政策”打垮，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知道，川普的施政就是“重建美国”、“重塑中国”，以及“重振世界”，最终让全球和谐分工、互助互利互惠，而最关键的就是“重创中共、重塑中国”，让中国彻底进行“结构改革”，真正的达成“经济自由、政治自由”体制，若不将“新重商主义政策”扫除，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共新重商主义祸害无穷
众所周知，中共的“强国崛起”是在1978年邓小平“放权让利”经济开小门的经济自由之后开始的，而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更是最为关键。原本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帮助中国加入WTO(入世)，是要藉经济自由改变中共“让中共中国进行政治改革、转向西方自由主义”。没想到这个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中国入世后，并未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改革，没有走向西方国家预期的经贸体制，亦即：市场导向的资本分配、汇率灵活性、国有企业改革、尊重知识产权、公平的工业政策、无歧视的竞争政策、资讯共享、法治和市场经济。反而采用“新重商主义”政策，对全球进行“经济掠夺”，让各国经济深受其害，美国是重灾区。
财经专家史蒂尔特･帕特森(Stewart Paterson)在2018年10月出版的《中国、贸易和实力：西方的经济接触政策为何失败》(China, Trade and Power: Why the West’s Economic Engagement Has Failed)书中，就对中共入世后带来的不良后果详细解了。
帕特森说：中国入世后，采用“新重商主义”政策，各国经济深受其害。2001至2011年间，美国和英国的制造业就业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一。在欧盟，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由2000年的30%下降到2010年的25%。西方国家在对华贸易中非但没有获得实质利益，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下降。在中国入世后10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名目（nominal terms）增长率，从5.3%放缓至1%，若以实质（real terms）增长率观之，则下降了10%。而且，中国经济崛起导致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忠诚度的转变，这些国家视中国为潜在的朋友、投资者和陪伴者。不过，北京则是要获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心灵、思想和钱包”。
总之，中国入世后将其商品大量出口到全球，借此成功地避免了深层次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增强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而且，北京的经济模式被视为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替代品，而西方国家则多了一个与其价值观相对立的竞争对手。
中共已开始实施“创新重商主义”
美国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ITIF）创始人兼总裁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在一份题为《创新阻力：中国经济对发达国家的影响》（Innovation Drag: China’s Economic Impact on Developed Nations）的报告中说，对中国经济的传统观念“过于乐观，且其（中国经济）危害比许多人所预期的还要糟糕。”而“中共中国崛起的原因，大多是来自不公正的重商主义政策，其损害了全球经济的创新，特别是北美和欧洲的经济。鲜少有人关注（中共）对这些经济体创新的影响，更遑论对全球创新影响的关注。”
阿特金森说：多年来，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促使中共融入世界经济，不仅可以提高中国的福利水平，还可以提高其他国家的福利。”他们相信，全球市场的整合可以提高所谓的“有效分配”，从而提升英国纺织品或葡萄牙葡萄酒的生产效率。然而，这种假设仅在市场力量发挥作用时才能见效。“现在是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该思考的时候了，重商主义贸易完全不同于市场导向贸易。”
他更提醒，中共已开始实施“创新重商主义”（innovation mercantilist）政策，包括提供数千亿美元的政府补贴支持重点行业。此外，还采取了各种策略，例如工业间谍活动、网络盗窃、要求外商技术转让、以合资换取市场准入，以及收购外国公司来获得敏感技术等。这些政策虽然刺激了中国的创新，但是，这是以牺牲西方经济体的创新来作为代价的。“创新者需要市场及利润投资研发，然而重商主义贸易通过萎缩市场和降低利润阻碍创新。中共中国通过扶持疲弱的竞争对手、封闭市场、产能过剩和限制收入等手段，重创这两项动力（市场及利润）。”
谨防中共“新重商主义”再起
在川普对中共采取提高关税政策下，仅仅两年已有效阻遏中共的重商主义政策，让美国产业恢复竞争力，而“重振美国”也立竿见影，“重创中共”更是显而易见，而其他国家也都醒了过来，筑起“抗共阵线”，而“重振世界”也指日可待。虽然川普无法连任，没法完成最后一哩路——彻底打垮中共，让中国完成体制（结构）改革。但拜登政府在抗共这件事情上，迄今仍持续，即便未有实际的大作为，却也没有撤除川普的政策。不过，如今在财政部长叶伦的谈话中却有意无意的表露出退却的端倪，尤其在关税政策上竟明白表示反对川普作法，是否拜登政府会很快地撤掉对中共国的关税，进而终止美中贸易战呢？
俗话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尤其对邪恶的中共，不将其彻底铲除，其再生、甚至更强大是很有可能的，而其“新重商主义”再起，世人将吃不完兜着走——惨矣！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