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共外交“战狼”养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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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7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宋唐综合报导)通常情况下,外交官总是不卑不亢、温文尔雅,“外交风范”也用来形容一个人礼数周全,通达人情。可是近年来,中共外交官突然亢奋起来,大喊大嚷没有风度不说,还扮演了中共宣传部的角色,直接与国际社会对抗,被称为“战狼”,此一词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但这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彭博社记者彼得‧马丁(Peter Martin)专门对此进行了研究,写下新书《中国的文装军队:战狼外交的形成》(China’s Civilian Army: The Making of Wolf Warrior Diplomacy),美国的中国时事网络杂志《连线中国》(The Wire China)近日采访了马丁。

在采访中,马丁表示,中共外交官宁愿没有脸面,也要装扮“战狼”,对抗世界,是因为中共外交最初就有如军队般严格的纪律,中共外交官只能照本宣科,遵照最高领导人的指示,来表达忠诚。另一方面,中共对西方政治制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西方国家软弱,就算做了国际社会大加讨伐的事情,也不会受到实质性惩罚。

采访中马丁还提到,中共外交官有一个经常犯的毛病就是,认为世界其他国家都像中共一样,只要搞定一把手,就能搞定整个系统。

中共外交机构军队化纪律严格

马丁在采访中认为,在中共的各个部委中,外交部非常特别,有自己一套独特的军队文化 (Martialethos),这使得中共外交官行事如同穿着便装的军人。

马丁说,周恩来是中共外交的奠基人。从一开始,他就在外交部确立了军事纪律。周说,中共建政后,虽然军事斗争已经结束,但提高中共的国际声誉和巩固政权地位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中共外交官必须对党非常忠诚,有不折不扣的纪律,在中共的利益受到挑战时,他们需要表现出战斗精神。

从一开始,北京就敏锐地意识到它的政权很脆弱,对外部世界保持高度的保密性和警惕性。因此中共外交官需要遵守大量的保密规定,并遵守诸如结伴而行、严格遵守谈话要点和行动前征求许可等规则。所有这些都是在1949年建立政权后产生的,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

马丁说,中共体制为中共外交官设定了一个上限,使得他们只能照本宣科,缺乏即兴发挥的能力,总是要紧紧抓住谈话要点,他们的上级如何评价他们对政府的忠诚度,成为第一要务。

马丁表示,特别是在那些中共与世界发生冲突最频繁的时期,此时,中共外交官更有可能关注他们如何能够保持安全,并站在中共政治制度正确这一边,而不是关注他们的行动是否有助于改善中共的形象。因此,他们经常会发表宏大的声明,支持北京的最高政治领导人,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习近平,他们会本能地反驳任何对中共的批评,即使他们知道这些批评是合理的,因为他们想避免在国内显得软弱。

例如,杨洁篪可以引用《纽约时报》,用完美的英语说话,与人开玩笑,可以很有魅力。但在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中,杨洁篪扮演起了战狼,高声指责美国,而不顾丢失形象。

中共外交说变就变

马丁认为,中共外交一切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有时表现强硬,有时又表现什么都可以商量。

中共政权建立之初,在国际上很孤立,没有什么外交关系,需要外部世界来证明其合法性,还需要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以确保其利益。因此,必须想出一个外交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满足一个封闭和偏执的政治体系的需要,同时也要以一种更开放的方式与外部世界沟通。

这就是周恩来在1950年代中期,与印度讨论时采用的一套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在万隆会议上公开重申了这套原则。

但到了今天,中共的行为几乎都与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冲突。比如中共官媒公开批评外国政治制度,外交部发言人宣扬是美军传播的新冠病毒,在美国和其它国家散布虚假信息,这些与中共口头上所说的“尊重主权”和“每个国家都有管理自己事务权力”格格不入。

马丁还举例说,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中共外交官们退缩到他们的硬壳里,变得非常、非常抵触西方。此后不久,因为中共需要更好的国际环境来发展其经济。此时,中共又可以搁置领土争端,甚至可以忽略西方对天安门大屠杀的批评。

但是到了今天,从习近平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打算继续巩固党对经济和公民社会的控制,他称中共在新疆的政策“绝对正确”,他经常谈到中国到2050年将在世界事务中占据核心地位,以及中共永远不会放弃一寸领土的决心等等,又回到强硬一路。

西方绥靖政策给中共自我膨胀

马丁认为,中共近年来镇压香港民主运动,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政策,南海的人工岛军事化等等一系列举措,中共宁愿承担指责,也不愿意放弃行动。原因有二,一个是中共觉得越来越“自信”,二是西方社会雷声大、雨点小,即使中共如此作为,西方可能会提出抗议,但并没有真正的胆量去采取任何行动,对中共造成实质性伤害。

中共这种信念植根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分析,特别是对美国制度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西方未能采取果断行动。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划定了红线,但没有真正执行。西方眼睁睁看着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却无法阻止。最近的冠状病毒,西方国家也没有防止它的蔓延。

那么中共就会认为,当我们拥有党国的全部力量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支持时,他们为什么能够阻止我们的野心?

就连中共外交界内部人士也认为中共已经玩过头了,但中共依然我行我素。例如,拜登政府上台后,开始与四国集团、七国集团结盟,显示团结一致对抗中共。然而,中共仍然对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继续使用胁迫性的经济手段,惩罚它们。

特别是欧洲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向中共伸出橄榄枝,中国与欧盟花了7年时间来谈判投资协议,这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它阻止了美国反对中共的统一战线,也有可能为中国与欧洲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铺平了道路,这些都是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实质性成果。然而,随着中共对欧洲立法者的制裁,这个投资协议已经搁浅。

马丁表示,自2012年以来,特别是在过去的18个月里,中共这种“自信”已然闪亮登场,可以说是自1980年代末以来,从未见过的变化。中共认为,国际体系正在发生变化,中共是这些变化的主要受益者,而美国是一个失败者。

中共外交官的一把手情节

马丁认为,中共外交官经常犯的毛病就是,认为世界其它国家都像中共一样,只要搞定一把手,就能搞定整个系统。

比如对待川普政府及其背后的民众支持力量,中共认为如果能够直接和最顶端和正确的人交谈,无论是川普或他的女婿库什纳,或英国的约翰逊首相或其他任何人,那么就可以自上而下改变整个系统的运作方式。

但问题是,在美国川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的兴起和对中共的反击,这其中有很多是来自自下而上的驱动,来自选民或草根运动,来自地方市长或州政治家,这不是中共与几个关键的共和党精英或前总统的女婿,通个电话或开个会就能改变的事情。对这一点,中共外交官的不理解根深蒂固。

再如,中共外交官认为拜登一上台,就会改变川普的对华政策。所以当问及中共外交官对拜登政府的感受时,他们会说:“我们真的很惊讶,新政府是不是没有上位,为什么没有采取更柔和的路线,他们似乎只是在重复川普的做法。”

但任何生活在华盛顿或欧洲首都并了解潜在政治规则的人都会知道,不是一两个人在操纵这艘船,而是要顺应整个西方的大众和精英观念的变化。

责任编辑:林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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