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收紧多项查册 法官建议扩大新闻工作者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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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2年11月09日讯】(大纪元专题部理尔、张瑛瑜综合报导)表示希望为业界和新闻自由尽“少少力”,而就车牌查册定罪上诉的前港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周一(7日)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同时建议立法扩大新闻工作者查册车辆的权利,但特首李家超未有正面回应,称新闻自由已经“在香港人的口袋里”。当局更不断收紧其它事项的查册,有学者认为,是破坏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根基。

蔡玉玲在制作《铿锵集》关于2019年元朗“7.21事件”的专题报道“7.21谁主真相”时,为车牌查册,在填写查册表时,在3个选项中,即“法律程序”、“买卖车辆”及“其它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中,选择后者,遭裁定2项“明知而作出要项上的虚假陈述”罪名成立,共罚款6,000元。

特首李家超周二(8日)被记者问到蔡玉玲的上诉被驳回,有无计划修例,以保障新闻自由和传媒侦查报道。李无正面回应,只重复新闻自由已经“在香港人的口袋里”(in the pocket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声称有《基本法》保障,新闻自由在香港得到充分保护,正如该记者每日展开的工作一样。

不过法官在驳回上诉时,同时在判词建议,若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扩大新闻工作者或其他人士查册车辆的权利,唯有透过公开讨论,立法解决。

钟剑华:法庭的判决显示失去公义原则

理大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剑华在网台节目《珍言真语》批评说,政府运用这些法例,就是要打压言论和资讯自由。他认为“公义原则、知情权高于一切”,但是法庭的判决显示失去公义原则;不过败诉对大局无什么影响,“事实上已经没有会做查册工作的传媒”,他们要不不会做,要不不敢做,“如果还有国安法,如果这个政府施政原则不变,如果法庭还是不理公义原则的话,这个官司能够产生的影响不会很大。”

2019年7月21日晚,元朗发生白衣人袭击事件,蔡玉玲与当时的《铿锵集》团队追查事件,发现有车辆涉嫌运送武器,并透过查册得知车主身份。报道在2020年播出,同年11月蔡玉玲被捕。记协在事件后,已经要求在查册加入“传媒报导”的选项,但至今不得要领。

反送中运动后收紧查册

传媒往往使用查册作为新闻报道的佐证,除了车辆登记,土地买卖、结婚资料、公司注册等资料都可以透过查册得知;但是在反送中运动开始后,当局不断收紧查册制度。2021年1月5日,时任特首林郑月娥称,过去一年多有很多经过查册找到的资料在社交媒体上发放,导致被查册人受到伤害,提出“在能够尊重查册的功能的同时,我们有什么可以处理到被查册人可能受伤害的考虑,就是各个部门现时在其行政上考虑的工作。”

以车牌查册制度为例,运输署于2019年10月收紧,取消“申请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表格”中的“其它”选项,只提供“进行法律程序”、“买卖车辆”及“其它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3个选项。

申诉专员公署:运输署回复模棱两可

蔡玉玲被捕后,运输署一度表示收到表格以外形式申请索取资料,会按《公开资料守则》处理;但《立场新闻》及《众新闻》以车牌查册的经历向申诉专员公署投诉,指出当局一直无澄清传媒查册时的程序,及应该如何填表。

《立场新闻》当时向运输署查询,对方回复并无限制传媒申请查车牌,但“如相关资料用于新闻用途,亦必须与交通及运输事宜相关”,不过依然无说明何谓“交通及运输事宜”,仅称该用途选项“涵盖范围须按实际情况考虑”。

《立场新闻》当时按《公开资料守则》申请查阅车辆的资料,运输署却反称须根据原有的《道路交通(车辆登记及领牌)规例》处理,申诉专员公署在调查后,今年发表报告,认为署方无在收紧查册时讲明审批标准,又无直接指出查册不会批准作单纯的新闻用途,只重复回应投诉人要填妥表格,“运输署模棱两可的答案确实令投诉人无所适从”。

至于《众新闻》曾经按《公开资料守则》查询车辆资料,等待51日后,对方回复要用一般查册程序申请。申诉专员公署认为,署方对索取资料的要求不置可否,没有明确拒绝索取资料要求或提供有用的资讯予人参考,“做法殊不理想”。

双管齐下加强收紧车牌查册

2021年1月,运输署更推出新服务,以个人名义登记的车主,可订阅署方提供的电邮通知,当其车辆登记证明书被申请查阅时,署方将发电邮通知车主查阅者的名称、申请目的等,“让登记车主知悉有人经由证明书获得其个人资料,预早作出防范”。当时记协批评此举等于“通风报信”,林郑月娥却反驳,看不到与新闻自由、“通风报信”有什么关系,认为署方做法合理,亦不影响新闻采访。

钟悟思:收紧查册破坏香港国际城市的根基

另一方面,政府以“先订立后审议”形式,在去年6月收紧公司查册,分3阶段进行。现时公众已经不可得知公司董事登记的通常住址、身份证号码最后4位数,只能查到其通讯地址及“部分身份识别号码”。

公司注册处前处长钟悟思(Gordon Jones)于法例生效前的2021年4月在报章撰文,批评新安排未有公众咨询就直接提交立法会,质疑如果落实该安排,会损害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问责、全面披露和透明的核心原则,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及声誉,阻碍大批需要对董事进行定期调查的专业人士工作,增加企业舞弊行为的潜在概率,并强调新闻界可以不受阻碍地自由查册,是香港透明度和公民自由的重要基石。

查阅公司董事完整资料 记者被排除

但是政府一意孤行,只允许“指明人士”查阅通常住址及完整身份识别号码,包括资料当事人及其授权人、有关公司的成员、公职人员及公共机构和因执行法定职能而须使用受保护资料的人士/机构、在律师行执业的律师及执业会计师、银行、根据《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 规管的金融机构,及指定非金融业人士,但是记者并不包括在内。

另外,土地注册处及公司注册处去年11月起,要求查册人士“实名”查册,提供姓名及身份识别资料。

被问到政府收紧查册,商业上如何有保障?钟剑华在网台节目《珍言真语》表示,问题在政府只继续“自说自话”,自称香港还是国际金融中心,但是却连了解商业上的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本身不为人知的事都做不到的话,投资在当地的风险即高了许多,“还讲什么国际金融中心?”认为此举是破坏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根基,“就算开多10次金融峰会都系咁话(都无意义)”,不会对香港能吸引到外资有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陈玟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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