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究竟是为了荣耀上帝还是人类文明?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Johanna Schwaiger撰文/吴约翰编译)
《创造亚当》(The Creation of Adam) 被认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米开朗基罗在西斯汀教堂的巨作,但它其实并没有与中世纪的作品产生脱节,1508年—1512年位于梵蒂冈的创作。(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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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意大利最早的记忆是在威尼斯。小时候,我在圣马可广场上追逐鸽子时,彷佛像爱丽丝梦游仙境般,出现在这样一个陌生又奇妙的世界里;我的父亲则在一旁用水彩将当下的景象描绘下来。

长大后我开始学习艺术史,经常需要从读书的地方——奥地利的萨尔斯堡(Salzburg),前往意大利的翁布里亚(Umbria)和托斯卡纳等地旅行,学习关于教堂、修道院和博物馆艺术品的知识。

随后,为了学习古典雕塑,我搬到了佛罗伦斯,终于在这座充满文艺钜作和历史典故的城市居住了下来,这座孕育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城市。

由于透视法、人体解剖学的运用,以及对光影理解上的创新,使意大利文艺复兴蔚为风潮;后来更因为米开朗基罗在罗马西斯汀教堂的天花板画下了著名的《创世纪》壁画,将文艺复兴带入高峰。然而,会让我们赞叹这时期汇集如此大量的杰作,不仅只是表现在创新而已,其实,还有其它更超凡的价值。

关注启蒙时代的历史学家们,喜欢将文艺复兴时期诠释为人类文明朝向现代世界的第一次转变。他们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其实是处在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也是一个反对享乐的文盲社会,但因为藉由重新诠释希腊思想后,才得以破茧而出。文艺复兴正是透过人体来探索物质之美,而且艺术家不再聚焦上帝,转而开始相信自己。

这样听起来好像有些道理;但是,这与我所了解和喜爱的意大利却毫无关联。任何曾在意大利博物馆和教堂,亲身体验过艺术的人都知道,那样的论述其实与事实相差甚远。不论是在文艺复兴期间、之前或之后的绝大多数作品,其实都是致力于表现对上帝的信仰。

文艺复兴起源于中世纪

为了更清楚了解是什么原因点燃了艺术的黄金时代,我们必须率先质疑一种说法,那就是“一个失落的文明突然在意大利重生”。

专长研究文艺复兴的历史学家约翰‧蒙法萨尼(John Monfasani)揭开了我们对黑暗时代的误解,而这种误解其实是受到好莱坞一些著名电影的深刻影响,例如《玫瑰之名》、《罗宾汉》和《达‧芬奇密码》等。大多数电影将中世纪的欧洲,描绘成充满暴力和落后的时代。

蒙法萨尼将这些误解澄清。他在针对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撰述《大转向:物性论与一段扭转文明的历史》(The Swerve: How the World Became Modern)的书评中,指出关于这本《纽约时报》畅销书所依据的论点,其实有许多与事实不符之处。

“为了阐明《大转向》中错误的程度,我将逐一回顾作者格林布拉特对中世纪的描绘。首先,当时整个文化环境,很可能开始远离阅读和写作,这可能是真的。然而,这在中世纪的欧洲并没有发生。事实上,中世纪欧洲反而被认为是对书籍最友善的时代,且不论是基督教、希腊或罗马等,书籍几乎都被赋予图腾式的绝对权威。中世纪的读者和作家,不仅是神职人员,而且连文史工作者,都深受圣经经文和文献记载的影响,尤其在10世纪以后”。

假设我们知道中世纪的修道院,不仅只是建造用来祈祷,反而还是知识交换、创造力和学习的聚集地。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假设,中世纪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其它任何时代一样复杂,也充满了爱、恨、信仰、怀疑、好奇和无知。在这种情况下,就为我们提供更准确的画面了。

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作品《岩间圣母》(Virgin of the Rocks),1506年作品。油彩、白杨木画板;74.5英寸x 47英寸。《岩间圣母》是经典的文艺复兴时期作品,延续了中世纪的理想准则。(艺术更新中心)

放眼中世纪的艺术,历经数百年的不断创新,更是美不胜收。因此,很显然,西方文明俨然是诞生于中世纪的欧洲。

来自意大利北方的影响

这些进步的轨迹,能够在各个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发现。在意大利遥远的北部,我们发现了对人物描绘的卓越。例如,根据德国艺术史学家恩斯特‧贡布里希 (Ernst Gombrich) 推测的日期来看,早在1220年,在德国班贝格大教堂中的一座雕像《班贝格骑士》(Bamberg Rider )就展示出真人大小骑马的姿态,比例极佳,衣着精致,马匹肌肉线条发达等。

班贝格大教堂(Bamberg Cathedral)的雕像《班贝格骑士》(Bamberg Rider)显示出中世纪艺术家的技术水平高超。它可能早在1220年就完成创作。(Reinhold Möller/CC BY-SA 4.0)

油画技术起源于北欧国家,它的发扬要归功于比利时布鲁日(Bruges)的扬‧范艾克(Jan van Eyck)对现实主义的渴望。15世纪初,范艾克和同时代的佛兰德斯(今比利时北部)画家们,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绘画水平,表现在对金属、玻璃、天鹅绒、棉和丝绸等各种质地的细节上。他们的艺术源自于哥德式艺术晚期的袖珍画作。

然而,这些佛兰德斯艺术家们,却鲜少被认为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带来重要的影响。甚至连艺术史学家自19世纪以来所提到的“佛兰德斯原始画派”(Flemish Primitives)一词,都似乎带有偏见。其实,只要看一眼范艾克的巨作《根特祭坛画》(Ghent Altarpiece),就知道它绝不“原始”,因为该作品不但质量出众,而又富象征意义。

《根特祭坛画》,内含12个面板,这是佛兰德斯艺术家扬‧范艾克(Jan van Eyck)的杰作。该祭坛作品创作于1432年,远早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现藏于比利时根特市的圣巴夫大教堂(Saint Bavo Cathedral, Ghent, Belgium)。(公有领域)

那么,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最终战胜黑暗中世纪的叙述从何而来?要找到答案,我们需要检视创造出“文艺复兴”这个名称的起源。

文艺复兴一词的发明者:乔尔乔‧瓦萨里

16世纪第一位艺术史学家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在他的艺术家传记《艺苑名人传》,全名《最优秀的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的生平》中首次提到了“文艺复兴”一词。尽管他的九本著作提及许多最杰出大师的生平和作品等宝贵信息,但是对于瓦萨里的所有描述,我们始终仍应持保留态度。

《最优秀的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的生平》(Le Vite de’ Piv Eccellenti Pittori Scultori et Architettori),1568年著作,作者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哈里斯‧布里斯本‧迪克基金会(Harris Brisbane Dick Fund),1929年; 典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公有领域)

瓦萨里对文艺复兴诞生的描述,尤其受到广泛的质疑。在他书的序言里,他将殒落后的罗马帝国和文艺复兴诞生以前所创造的一切,描述成怪物、野蛮、变形的建筑物等,贬损了当时的世界。他总结了野蛮人是如何推翻罗马帝国,以及新成立的基督教是如何在渡过“漫长而血腥的斗争”之后,进而铲除异教徒的古老信仰。然后,希腊思想在意大利获得重生,最终把艺术带到一个新的、值得他们庆祝的高度。

今天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知道,这是对当时许多事件的刻意讽刺(以凸显另一个美好)。德国艺术史学家格尔德‧布卢姆(Gerd Blum)在他的著作《文艺复兴的发明者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 the Inventor of the Renaissance)中,首先就点出了瓦萨里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赞美。

另外,英国艺术评论家瓦尔德马‧雅努史查克(Waldemar Januszczak)在他的纪录片系列《文艺复兴解放》(The Renaissance Unchained)中也同样批评了瓦萨里的说法。

此外,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基督教的融合,也自八世纪以来就蓬勃发展,而不是从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的。

直至今天,我们才了解到,意大利的艺术臻于巅峰,系是根源于修道院作坊的悠久工艺传统,以及许多国家和传统影响所致。

文艺复兴的作品想传达什么?

不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引发的影响为何,那些所有已经发生的事件,至今仍让世界各地的人们着迷不已,而且甚至比那些技术成就要远大得多。

住在佛罗伦斯的期间,我记得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穿过主教座堂广场,并看到建于1425年至1452年间的圣若望(圣约翰)洗礼堂的《天堂之门》外头,总是挤满了成百上千的游客。

《天堂之门》(The Gates of Paradise),由雕塑家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设计的一对镀金青铜门,位于圣约翰洗礼堂的北入口。(Kiev.Victor/Shutterstock)

洛伦佐‧吉贝尔蒂雕塑的大门,是我最常回去欣赏的一件艺术作品,因为它的壮丽,在看第一眼就令我震撼。米开朗基罗曾将其描述为“美丽得足以成为通往天堂的大门”。此外,这扇门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门上的面板描绘出亚当和夏娃的创造:亚当正处于半意识状态,身体腾空升起触摸上帝而被赋予生命。

吉贝尔蒂《天堂之门》上的一块面板,描绘着亚当和夏娃。 (Thermos/CC BY-SA 2.5)

像这样的作品,在欣赏的当下,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能同时意识到上帝造物之美,并发现我们人类文明是这万物中更伟大的一部分。

瓦萨里在他的《艺苑名人传》里引用达芬奇著名的遗言:“我得罪了上帝和人类,因为我的作品还未达到应有的质量”。

《达芬奇之死》(The Death of Leonardo da Vinci),1818年创作,作者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 (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据说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死在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的怀中,一生成就非凡但却谦逊高雅。(公有领域)

虽然无法证明达芬奇是否曾在临终前说过这段话,但因为瓦萨里的这番说词,却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典型志向的表现,他们被比人类自己更伟大的价值所驱动着,只为荣耀上帝的创造。

原文The Italian Renaissance: To the Glory of God or Man?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乔安娜‧施瓦格(Johanna Schwaiger )是新大师学院(the New Masters Academy)的雕塑家和项目总监。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立场。

责任编辑:陈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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