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13)

作者:David Law
数十年共产暴政带给老百姓各种苦难,唯有认清共产党邪恶本质,唾弃共产党,才能迎向光明未来,福及子孙。(黄淑贞/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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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也学人们驳长了竹杆,因为没有牛皮胶,便煮了浆糊来代替,那当然是什么都捉不到了。我们还跟在猎鸟人后边,在附近农村田间游荡,看他怎样用长筒猎枪射鸟儿。那是一种古老的铁砂散弹猎枪,需要先装上黑火药,后放入铁砂并用纸堵死,再在后面装上激发的火帽。相当地麻烦,甚至时有激发严重滞后的毛病,而鸟儿都被枪声吓走了。街上经常有跑江湖卖艺、卖药、耍猴的,我常挤在人群中凑热闹。

很多时候,我们都能在家附近的鱼塘上空看到长嘴彩鸟,急促地搧动着双翼悬停在空中,并低下头紧盯着下面鱼塘的水面。你会看到它突然把双翼一收,尾巴一摇,整只彩鸟便像箭一样直冲向水面,并潜入水中,继而又冲出水面,嘴里却叼着一条小鱼,飞走了。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自然的美景便从此不再了,究其原因不外是环境的严重污染使生物链断裂之故。

夏季每逢暴雨过后,新路及附近多半会水浸街,街道总是水淹得很高,那时便是我们这些野孩子出来戏水的时候。水差不多退完时,沟渠里便有很多的小鱼,我们都在黄昏时去捉,然后拿回家养着。

淹死小孩的意外往往也因此常发生,记得有一次意外是发生在夏日的雨后,一个估计七八岁左右的男孩掉进新路的小河里去了,同行和附近的小孩大叫救命,惊动了很多人。

我们听到赶去,只看见有一个健硕的中年男人倒背着一个小男孩,在河边草地上快速兜圈奔跑,那小孩已是没有了知觉,后来又被放在地上做人工呼吸,可是都没有反应,估计是不行的了,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没有了!

大概到了三四年级吧,我经常在夏季伙同同学到西山岗上疯玩,捉蚱蜢、斗蟋蟀,把山上因年月太久,乏人管理而裸露的人骨丢来丢去,还大声咋呼互相恐吓,以彰显我们都不怕鬼。往山下靠山边的别人家里扔石头,捣蛋的坏事做尽。

有时还跟着那些年纪比我们稍大的野孩子翻过矮矮的小山腰,到金榜疯玩去。学着那些大野孩子拿碎石子,打那些在大白天倒挂在广榔树,也就是棕榈树上的蝙蝠。我们人小力弱,石仔总是扔不到那么高,也欠缺准头。

老妈工作的作坊在锦来街那间叫高家祠的小祠堂里,放了十多架木结构毛巾机。女工们得脚踏手摇来操作,织出不同颜色、花纹和结构的毛巾来,每天十个八个小时不间断,劳动强度还是很大的。那个毛巾作坊是一对兄弟的生意。二个男的每天负责漂、染、印商标,还要把整理好一团的纱线卷在滚轴上,以方便能放在织机上。一台织机便需要二卷纱线,他们的工作量还是很大的。

说起织毛巾的木头机器却是一点也不简单,一个大大的长方形木架子,尾部上方及下方可安放一个绕满纱线的卷轴,纱线穿过木架中央两排挂着很多小孔的小铜片,然后引到机头人的座位前面的一个卷轴上。工人就坐在那卷轴后面,脚下不停地踏着下面的五六条踏板,以调节上线轴及下线轴的纱线开合状态,还要一手把持摇动着一块吊着的活动挡板,另一手要不停抽动绳子驱动一个线梭左右快速滑动于经线上以构成纬线,可见那工作强度一点也不低!

老板娘一共为老板生下了十二个女儿,其中有二个还是双胞胎,第十三个才是儿子。多年后曾看到那个大姐牵着小弟弟在街上走,不清楚的人一定会认为是一对年轻母子呢!

作坊里有一位专门纺制小线轴的阿姨,她有一个年纪比她大很多的长期生病的丈夫,还有二个年纪差距很大的儿子。我和她的小儿子比较玩得来,通常是拍公仔纸,搞不清我为什么能有那么多的公仔纸,反正不是买回来的,因为我不可能有钱买。

记得有一次缠着老妈讨要两分钱,好到街口买熟番薯吃,当然不可能成功,还招来老妈拿起织机上的尺子来了一顿藤条炆猪肉。

那时代埠南路上有一个小市场,独眼的烟三夫妇开了一片卖烟丝的铺子,走进一个小门转弯后是一间当铺,我们和老妈是这里的常客。每次朝奉先生都会问老妈:“做几成?”老妈每次都会说:“尽当!”老妈很多略为整齐一点的衣服就这样被“卖”进去了。

老妈经常想方设法来满足我们这三只饿鬼,比如市面出售的那些人们拿来作为嫁娶送礼用的礼饼,最最便宜的是红凌酥,买二个回家,配以番薯和糖,便成为糖水了,那口感和风味确是一绝!另外那些内部只有一点片糖的汤圆,又或是街市低价买回来的虾毛毛,伴以自磨米浆煎成的虾饼……都是老妈挖空心思的杰作。

待续@*

责任编辑:谢秀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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