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9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宁海钟、骆亚、顾晓华报导)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不再采取严格的封锁式疫情防控模式,倡导与病毒共存,中共仍大搞清零防疫,已重创经济民生,引发民怨沸腾和国际负面评价。香港近日成为中国第一个“破禁”之地,二十大之后,其极端防疫政策是否完全转向,外界关注。
中共清零运动与破禁的香港
新冠病毒(COVID-19、中共病毒)大流行近三年,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已完全重新开放边境,以挽救经济,亚洲最后坚守的国家和地区近期也在开放。
台湾宣布入境旅客免隔离政策预计10月13日上路,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已经做好与世界其它地方重建联系的准备。日本也宣布10月11日起向旅客全面开放。韩国早在6月就已宣布,入境者无论是否已经完成疫苗接种都无须隔离。泰国今年以来逐步开放边境,10月1日起更全面取消防疫相关的入境规定,国内停止新冠病例报告,降级为监测传染病,与流感地位相同。
引人关注的是属于中国的香港,9月26日起取消入境隔离检疫措施、开放对外关口。这被认为是采取“与病毒共存”政策。
香港放宽入境检疫也被视为获北京中央允许。对此,中共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只是表示,港府多次强调接轨世界与和中国大陆通关并不矛盾,港府调整防疫措施无可厚非,不需过度解读。
香港《信报》9月26日报导,香港入境隔离检疫措施松绑,再次掀起香港“与病毒共存”的讨论。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明与病毒共存。行政会议成员高永文则否认是共存,但承认不可能做到动态清零,所以才采取较平衡的做法。
旅美经济学者郑旭光9月29日对大纪元表示,实际上现在香港已经跟全世界其它地方一样了,香港已经大规模感染过了,全世界基本上都这样。因为Omicron(新冠变种)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自然疫苗,症状主要是在口腔。
中国大陆仍然要求入境者7天集中隔离,作为实行严格边境管制的唯一主要国家,俨然成了世界的另类。由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推动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在国际网络上已成为负面词汇。人们针对穿越防火墙传出来的有关封城、封小区、封村,以及大规模核酸检测和人道灾难的视频和图文,纷纷表达愤怒或嘲讽。
就在9月18日,贵州省贵阳市一辆运载着隔离人员的大巴翻车,造成27人死亡。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的新冠疫情结束。美国的公共卫生政策和流行病学专家们说,比较准确的说法是,美国疫情的最紧急状态已经过去。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虽然没有正式发布此类声明,但基本上都显示进入尾声阶段,开始讨论“后疫情”时代的安排。
民怨背后 解封的短浅目标
进入9月后,中国多点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仍在扩散,9月29日,官方通报前一天的本土病例分布于15个省。多地处于不同程度的封控状态。因为严酷的疫情封控政策,已激起越来越多的抗议。
本月下旬,深圳市多地因疫情封控激发民众抗议。其中福田区沙尾村只发现一个确诊病例就封村,26日晚,沙尾村上千民众聚集抗议,要求“解封”,爆发警民冲突。深圳市南岭村的荔枝花园小区27日爆发了抗议,29日,有民众向大纪元记者反映已经解封。
此前,9月25日,新疆乌鲁木齐王家梁已封控近50天,大批民众冲上街头抗议。在舆论压力下,当局宣布解封。
一些网民质疑:为什么香港可以开放,大陆还坚持清零?但即便在大陆发生抗议的城市,似乎也有普通民众对大陆结束清零没有太多的要求。
深圳福田沙尾西村一名打工者晓明(化名)9月29日对大纪元记者说,抗议激烈就是大家觉得防疫过度了,而且之前说好的一些补贴有很多人没拿到。他说对香港放开防疫,大家没太大的感知,只关心自己什么时候可以解封。
“香港那边距离我们虽然很近,但跟现阶段的问题比起来,还是太遥远了。”
在荔枝花园小区住的另一名打工者东东(化名)则说,“国内要不要放宽(限制)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想好好上班,别三天两头给我封,真的受不了,自不自由随便吧,还是那句话,我想上班。不上班活不下去。”
还有一位珠海市民在接受大纪元记者电话采访时,复述着政府宣传的有关为何坚持清零防疫的措辞。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9月29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国一部分民众不太反对“清零”,一是他们受到当局洗脑,印象中已经对疫情有了一种莫名恐惧。“你翻看当局的说法,都是说一旦大规模染疫,中国死亡人数将达几十万等等。所以,中国人很多都认为病毒是不能碰的。”
“另一个,就是那些人并没有受到像上海那样的封城之苦,所以还是带着一种旁观的心态。”李林一说。
政治防疫压过经济
习近平今年以来,到过海南、四川、武汉和新疆,每到一处,都要说坚持“动态清零”。在5月5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与歪曲、怀疑、否定中共防疫的言行“斗争”。
官媒则密集为习近平拍板的“动态清零”辩护。新华社9月23日发文吹捧习式防疫,“号令四面,组织八方”,体现中共所谓“制度优势”,9月27日再发文,吹捧习十年,“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另一方面,中共国务院6月5日出台了防疫“九不准”措施,在强调“动态清零”总方针之余,称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防止疫情防控措施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等。
外界认为,“九不准”与“清零政策”背后,是中南海以总理李克强为代表的“救经济派”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清零派”博弈,但习占主导。
学者郑旭光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意思是经济和防疫都要,习近平和李克强各有侧重,习认为坚持动态清零更重要。但现在病毒毒性大幅度衰减,当局还坚持过去那一套,非常不理智。比如上海、西安封城比武汉当时还严厉,把人从城市里疏散出去,隔离起来。
事实上,中国一直在为清零付出经济的代价。官方数据显示,去年8月以来,中国制造业PMI指数一直在临界点50以下徘徊,今年4月达到最低点47.4。今年第二季度,根据官方数据,中国GDP增长0.4%,上半年增长2.5%,都远低于官方确定的5.5%的目标。
继亚银(Asian Development Bank)上周将中国今年的GDP增速从5%下调至3.3%后,世界银行近日也将其预测由4.3%下砍到2.8%。而高盛、野村和标普全球评级早已将中国今年的GDP预测值下修至3%、2.8%和3.3%。
中国地方财政出现庞大缺口,今年上半年31个省区全部录得财政赤字。
9月16日,中共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8.7%。意味着每5个16—24岁的年轻人,差不多有一个处于失业状态。
郑旭光认为,实际上地方的官员经济上的压力非常大,搞清零只是为了保官位。
胡锡进的牢骚
被网民封为中共“大五毛”之一的《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近日在微博连续三天点评中共防疫政策,期间坦言他也对中国该不该“放开”感到困惑。
胡锡进一直有自由上推特的特权,在观察海外防疫走向之后,他在微博上核心的观点,主要是呼吁中共防疫专家多发声,把防疫拉回理性的轨道,又直言中国为抗疫付出了经济代价,有越来越多的人受不了反复“静态管理”的现状,要当局给民众一个交代。
胡锡进被网民认为发帖经常都是“两边押注”,根本上是讨好党国,故他又被讽称“胡叼盘”。
不过,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胡锡进这次的说法,应该代表了中共防疫政策在酝酿求变。“主要看他的说法有没有被当局删除,就知道他说的话是否是当局爱听的。”
被胡锡进暗批没发声的中共防疫专家,一般被分为清零派和反清零派。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张文宏、武汉大学医学部的杨占秋等被视为“反清零派”的学者,他们近半年在网上几乎销声匿迹;相反被视为“清零派”的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万年等学者,仍相当活跃。
张文宏过去两年曾多次提出人类要与病毒共存。他的团队6月18日一项临床研究报告指,Omicron变种感染的重症率极低,非高危组重症率为零。文章在中共疾控中心官方刊物发表后被删除。
逆转的异常信号
9月26日,上海市病毒研究院揭牌成立,病毒学家管轶任首任院长。而管轶去年曾在接受港媒采访时坦言,长远来看清零的目标已不可能实现,且有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上海主政者李强是习近平前大秘,尽管上海此前封城引发民怨,但目前他被认为仍是二十大可能入常的人选。
郑旭光对大纪元表示,上海这事不寻常,因为被重用的管轶是反对清零的。
他分析说,上海封城前,李强也在上海做了试验,当时他比较重用张文宏。但4月份中央强压下来要封城,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到上海后,李强等于是被夺了权。这次上海市官方的病毒研究院,请管轶来当主任,出席揭牌仪式的是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吴清,规格很高。“这本身就是个非常大的信号。”
另外,今年4月从中宣部空降任四川省委书记的王晓晖,7月23日在省委工作会议上提到,按习近平来川视察的重要指示,“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确保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但到9月19日至20日,王晓晖到广安市等地讲话时,虽然还说按习近平指示,却提出“把拼经济、搞建设作为第一位”。王晓晖到广安时,还特别拜邓小平铜像,喊话“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郑旭光表示,四川已经不管所谓的统筹平衡,全力以赴把经济放在第一位,这个表态非常突出。王晓晖去邓小平故里参拜,还说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这个调子显然不是习近平喜欢的。
他认为,中共高层内斗现在比较微妙,各地如果像王晓辉这样突破,将经济放第一位,一旦形成风气,估计北京中央也没有办法。
中共二十大后会结束清零吗?
外界在猜测中共二十大后会否结束动态清零。
香港一位不便具名的牧师29日对大纪元表示,不排除北京最终计划开放,比如先以香港作为试验地,但一切重大政策都只会在二十大之后才会改变。
郑旭光则说不看好二十大后会防疫转向。“一旦习近平连任,他仍认为动态清零是唯一可行的方案的话,就不会变化。”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预计中共在二十大后防疫政策不会立即变。“要变,时间点也会在2023年两会之后,而且会是一种渐进的改变,就是稍微开放一些,看看民众反应,多洗洗脑,再开放一些,再洗脑。在这个过程中,中共的文宣也会尽量为习把政策说圆了,也许在海外会看清楚习在自己打脸,但是国内民众就难说了。”
他认为中共改变政策,不是以民怨、不以外部形象为基础,纯粹是为了维稳政权。其危机感主要是建立在经济下滑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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