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不朽，黑人败走
纪哥一跃而起，夺门而出，外边乱了起来。不一会儿，队长在楼道里从容地安排后事。
那间病房的小阎和另一个犯人——“肝炎”分别叫到了这屋，队长给他们做笔录，以证据形式证明：曾经对死者进行了常规的医治和“抢救”，这俩都唯唯诺诺地按着队长意思做伪证。七处赶过来的警察扛来一台摄像机，把证据做得无懈可击。
完事儿后，纪哥端来一瓶来苏水，开了小周的锁，让他把屋里擦了个遍。我躺着输液，看小周晃晃悠悠地擦得很仔细，他头始终是僵直的——动头要牵动胃管儿的。
纪哥拿饭来了，牢骚道：“真倒胃口！又送终一个，真他×孙子干的活！”
我问他：“交给家属啊，还是直接火化？”
“原来是交家属，外地家里赶不过来的，就直接‘冒烟’了。不过也有的……像今儿这个，哼哼……”
他话到舌根儿，弦外有音儿。我猜到了一个非常让我难受的结果：那“爱滋病”是外地农民到北京“上访和自首”来的，家里不会来领，停尸房冷库费用那么高，肯定不会给他用——难道……我问：“纪哥，这……是做标本了吗？”
纪哥一愣，惊讶地看着我，点点头。我问：“那家属要骨灰呢？”
纪哥又哼了一声，“那得交二千块钱收尸费！”
“人家真交钱了，你给什么呀？”
纪哥皱着眉头，像看外星人一样瞅着我：“你以前不也中国人吗？在美国十年就呆傻了？这还用问！”
我真是不习惯大陆社会这种思维方式了。怨不得不给“爱滋病”用药，拿活人做试验呢。这还不算，人体标本本来就很贵，这种演示爱滋病人病变的标本，就更奇货可居了。太精明了！早先枪毙人，要收家属子弹费，现在随便划拉点儿骨灰，就能蒙家属二千元的收尸费！
“‘爱滋病’，不值钱！”纪哥一声长叹。
“那可是我们的‘武松’啊！”
小冯迷惑地看着我，他刚来，也不知道那屋“武松”的典故。于是我老调重谈，讲了那个农民怎么因为状告村长被判刑，怎么在监狱分拣医疗垃圾，被输液针头扎成了爱滋病，怎么妻离子散，女儿也被村长强奸，刑满了他怎么劫杀了村长，跑到北京上访和自首。
小冯问：“真了不起啊！纪哥，这样的‘武松’七处多吗？”
“我七年头回听说！”
小冯叹道：“这样的‘武松’往后多出点儿多好？把那公、检、法的狗官也杀他几个！”
我说：“仁、义、礼、智、信，都让共产党给革命没了，上哪儿找武松去？”
纪哥道：“一个‘武松’倒下去，千百个‘西门庆’站起来！”
我耸耸肩，苦笑着说：“纪哥，武松在你这儿，也算永垂‘不朽’啦。”
“啊？……哦！”纪哥惨然一笑。
小冯问：“方哥，死人标本贵吗？”我点点头。
“党啊，啥钱都能挣。”纪哥一声长叹，躺倒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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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洗漱完毕，查班儿的来了，来人一看就是个小官儿爷，背着手站在门口盯着。纪哥过来撩被单儿，新来的年轻队长戴着一次性手套抖我们的脚镣。
这小官儿爷发话了：“这屋挤个什么劲儿？那屋不空张床吗？”
队长一摆手，纪哥会意地出去拿来钥匙，准备给刚摘了脾的小冯开锁。
我一看就急了：“队长，他刚摘了脾没免疫了，不能去传染区啊？”
纪哥焦急地瞪了我一眼，队长骂道：“你丫闭嘴！”
“怎么回事儿？”那官儿爷问。
我这一挨骂，怒气生起、正气蒸腾，没见过这样的医院！对犯人也不能这么不人道啊？何况他还是冤进来的大学生呢！反正我也快走了，不怕了，我张口就说：“那个……”
“咋呼什么呀你？！”队长上来就打断了我，对那官儿爷说：“他‘炸猫’！”
官儿爷双眼对我寒光劲射，冷冷道：“就把他调过去！”
纪哥吓了一跳，扭头看队长，见队长没反映，就颤颤巍巍地对官儿爷说：“他……他是美国人。”
官儿爷的表情一下就不自然了，明显下不来台了，马上又不动声色。队长也知道厉害了，马上来解围，说：“这事儿马上解决，咱先查那边去吧。”
“就他×你们美国人事儿多！”队长回头跟纪哥说，“你调那黑子！”说罢陪着领导出去了。
真是崇洋媚外，还欺软怕硬，觉得黑人好欺负。
纪哥开了Jim的床锁，黑人戴镣下床，纪哥让他抱着床单被褥，要调这个苏丹人到传染病房去——太过分了！难道这黑人不懂汉语，就蒙他过去接受传染期的肺结核的洗礼？就凭这小官儿爷的一句瞎指挥，为了病房表面的好看，下边儿知情的就不顾良心了？
阻止不住了，我还是忍不住用英语提醒他注意传染期的肺结核。
“What？！Wow！”Jim大闹起来。
纪哥急得跟我直跺脚。
“当——当——”从队长室到这屋，两门齐开，队长杵着警棍就冲了进来，那小官儿爷也跑到了门口观阵，斜对门女号儿的队长也来助威了，手里拎着金呈亮的手铐。
那黑人大声说了一通英语，他们却不知所云。我翻译给他们——就是抗议，为什么让他去那个结核病房。
年轻的队长拿警棍指着我：“都他×是你撺掇的吧？你丫美国人真有病！碍你丫屁事！”
那官儿爷瞪圆了金鱼眼，怒道：“你煽惑闹狱是不是？！”
事已至此，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我平平地说：“那屋的肺结核在传染期，刚传染了一个！又死了个‘爱滋病’；这位刚摘了脾，去了就危险。这黑人不懂汉语，我就提醒他一下注意卫生，这有什么不妥吗？”
这位官儿爷没词儿了，脸色铁青。
中年的队长见风使舵，借机巴结领导，骂道：“就你丫美国人管得宽！这儿什么地方？丫还想讲人权哪？”
“这儿是专政机器！领导说话就是圣旨，懂吗？”这女队也不失时机地拍马屁。
队长威胁道：“看你丫就是欠收拾！”
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围过来的警察，反而不怕了。绝食的小周也坐起来，理直气壮地向那官儿爷解释原因，没说两句就让队长给骂住了。
Jim站起来抗议，队长转身拿警棍一挥，下令道：“带走！”纪哥想推Jim又不敢，他们都比Jim矮不少。队长又下令，纪哥还是不敢造次——让犯人冲锋的传统打法失灵了。
中年队长拿警棍威胁Jim，“不走这就给你‘上械具’了啊！”
我用英语向Jim做解释，Jim说：“我就是不去！如果非要我去，我宁愿出院！”
那官儿爷听完我的翻译，二话没说，转身走了。
队长撤了警棍，让纪哥把Jim锁好，跟着领导出了门。
“方哥，你真是好样的！”小周向我挑起他那竹节一样枯瘦的大指。
小冯和Jim纷纷向我道谢，看来我对 “中国内政”的干涉真没有白费。要不是我“多管闲事”，刚被警察踢破了脾的小冯就要去传染病房沐浴“党的春风”了；要不是我“多嘴多舌”，这位不懂汉语的苏丹黑人就被蒙着去为“中苏友谊”献身了。
我非常清楚：不是我们这个弱势群体代表正义警察才让步，不是警察那么做亏心才屈服，而是因为我是美国人，有美国给我撑腰，有使馆的照会……
我们正在庆幸胜利，纪哥回来了，悄悄对我说：“你们高兴得太早了，刚才商量着要铐你哪！”（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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