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2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张瑛瑜香港报导）港府事隔21年重推《基本法》23条立法。资深传媒人程翔分析，中共是将其“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加于香港，并用香港本地订立的法律，合理化《港区国安法》对香港法治的冲击。另外有2003年曾经参与50万人反23条立法大游行的市民指，今次不会再发声，因为预计要付出的代价太大。
程翔2日在新唐人电视台节目《菁英论坛》指出，国安法对香港法治有三大冲击，包括“无罪推定”、“程序公义”、“本地法律不延伸至境外”的普通法原则。23条立法经常被外界批评，是要将上述不合理的地方“都一一合理化”。
港府表明23条立法是补上国安法执行过程中的“短板”，程指出，国安法的缺失其中一个明显的在于保释问题，本来按“无罪推定”原则，被告有保释权，但是被国安法指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还没有审之前就已经关了3年”，这种情况下，当局要通过法律“来解释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于是要23条立法。
另一原因是国安法涵盖4种罪（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以及勾结外部势力），建议中的23条立法涵盖国安法没有的7种罪（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后者补足前者。
中共强加国家安全观于香港
程翔说，中共25年来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强化对香港的管治。2008年更有论调提出要建立香港“第二支管治队伍”，中共显然在那时夺取香港治权。
2008年，时任中联办研究部长曹二宝在1月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刊物《学习时报》发表一篇文章，谈及香港的管治队伍。他认为九七后，香港的管治权“一分为二”，产生两支管治队伍，一支是“香港特区建制队伍”，有高度自治权；另一支是“中央、内地从事香港工作的干部队伍”，负责涉港的全国性事务，是一个不干预特区自治事务的“政权力量”。就此，外界普遍忧虑中共管治香港政策有重大变化、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
程又表示，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中共以“止暴制乱”为借口，2020年直接颁布国安法，强行夺回香港的治权，更以所谓“完善选举”为借口，“把整个香港的政治生态、政治机构完全来一个大清洗”，全面夺回香港的治权。
之后中共就要将自己的“国家安全观”强加于香港，《基本法》23条提到的7宗罪，于中共的政权安全观中，仅属于“政治安全”。23条的咨询文件开首部分就提出习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列出经济、文化、军事、太空、深海等22个范畴，中共于是以这次立法，将这些安全观念落实到法律中。
北京违反23条自行立法承诺
对于当初拟定《基本法》时，不订明香港要立即为国安立法的原因，程翔指，《基本法》是“小宪法”，23条涉及具体刑罚，放到宪法的大架构中有点不合适。
另外当年提出国安概念时，中港两地的起草委员有不同意见。港方委员认为，中共将其执政地位都划为国安；但是西方、自由民主的地方没有这个概念。此外，香港希望在实施双普选后才立23条，但是北京想法相反。
《基本法》订明，23条是香港自行立法。程翔回顾，2003年50万人上街，反对23条立法。而此时香港立法会生态已改变，港府咨询一个月就是想急忙通过。过去20年当局知道立法会不在其牢牢控制下，“这个法怎么立都立不过的”，但是现时立法会的“一丁点反抗力量”已经被消灭，故重推立法。
2003年上街反23市民不再发声：不被尊重
大纪元在港府公布咨询文件后，在旺角街头访问市民。从事社会服务业的市民A表示，“无什么好讲，他们说什么就什么”，认为表达意见作用有限。他2003年时认为23条立法影响港人权利、对政府亦无信心，故有游行反对，但相信现在市民已不会如当年般表达，“因为危险，付出的代价太大，所以宁愿不表达”、“肉随砧板上”。他并称，一个月咨询期实际上不需要，现在香港人的声音不被尊重。
他表示“好担心”立法，“因为他的涵盖面非常之灵活，无论公众人士，或者一些艺术工作者，他想表达很多看法，都被说成是有危险，宁愿选择不表达”，并形容现时市民是“惶恐、自保的心态”，但是仍然未到绝望，希望当局将来在政策与市民自由之间能达至平衡。
另一名2003年有上街反对23条的市民、现已退休的Peter表示，知道政府这次强推23条“势在必行”，形容当局对市民的“紧箍咒”只会越来越紧。被问到会否再参加游行，他反问“大家相信（政府所说）吗？”至于会否在咨询表达意见，他认为，23条立法会影响投资及经济发展他说，市民“21年前要表达已经表达了”。
责任编辑：陈玟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