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首《寻隐者不遇》是唐代诗人贾岛到山中寻访一位隐者未能遇到有感而作。隐者何人不详，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
笔者在追寻隐者行迹的过程中，不料也有同感。隐者又称隐士、高士、逸民，有品德高尚的意思，同时又节行超俗，遁世隐居。其志向高远，境界深不可测。
隐士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史书都非常重视描述关于隐士生活情况，二十四史中十多部史书都设有《隐逸传》。
孔子与隐士
孔子对隐者是非常尊敬的。《论语‧泰伯》中，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认为泰伯可以说是品德最高尚的人了，几次把王位让给季历，老百姓都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来称赞他。
泰伯是周代始祖古公亶父的长子。《史记‧周本纪》记载，古公亶父最小的儿子季历生了姬昌，姬昌身上有祥瑞吉兆。泰伯知道古公想传位给季历，便与二弟仲雍一起避居到荆蛮之地，割断头发、纹身以示割让地位。古公去世后，季历继位，传给姬昌，史称西伯侯，即周文王。武王时，灭了殷商，统一了天下。
让德亦是一种仁德，孔子称之为至德。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帝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就隐居起来了；善卷拒绝了舜的禅让，进入深山，不知所终。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绝食而死；介子推辅佐晋公子重耳复国后，隐居绵山。这些隐者的志向高洁，不为名利所动，亦不为生死所动。
《论语‧微子》中，孔子认为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但说话合乎伦理，行为合乎人心。柳下惠担任鲁国的司法官（士师），被罢免了三次，但他坚持以正道待人接物，不肯离开自己的家乡。柳下惠以“坐怀不乱”典故闻名，少连则以恪守周礼著称，二人因品行高洁被视作古代士人道德典范。
孔子在周游列国时，也遇到许多隐士。如西晋皇甫谧的《高士传》记载，鲁国有位石门守者，为了避世不做官，隐匿自己的姓名当守门人，负责早晚开关石门。子路跟着孔子在石门过夜。这位守门的人讥笑孔子，竟然问子路：是那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门下吗？当时的人还称赞这位守门人很贤明。
有位荷篠丈人，子路问他：“你见过夫子（孔子）吗？”丈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怎么称得上夫子呢）？”子路行礼拱手站在一旁，态度很恭敬，得以在这里过夜，享用饮食，还看到了荷篠丈人的两个儿子。天亮后，子路回去把所见所闻告诉孔子。孔子说：“他是隐士啊。”让子路再去拜访他，可是荷篠丈人已经离开了。
长沮、桀溺，不知道是哪国人，两人结伴耕田。孔子路过这里，派弟子子路去问渡口在哪里。长沮知道是孔子要问路，于是说：“他知道渡口在哪里了吧？”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说：“如今天下如洪水滔滔，人人都随波逐流，你要跟谁去改变它呢？与其追随那些想‘避开坏人’的人，难道不如跟随那些‘避开乱世’的人吗？”说完他继续低头耕地。
子路把这番话告诉孔子。孔子听后，神情怃然（感慨叹息）地说：“鸟兽不能与人同群；我若不与世人同群，又能与谁同行呢？天下有道的时候，我当然不会去改易它。”
尽管如此，孔子仍然认为，举荐隐逸之士，那天下的人都会心悦诚服。《论语‧尧曰》：“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
德行高洁的隐士
《后汉书‧逸民列传》认为，自从周武王成全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清名后，隐逸之风盛行。他们的行迹大体相同，但各自隐逸的动机大不一样。有的为满足自己的志向；有的为成全自己的品德；有的寻求安静的环境；有的躲开危险的纷争……汉朝中道衰微，王莽篡位后，有志之士胸怀义愤，当时丢掉乌纱帽相约离开官位的不知有多少。
《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再曰：“高尚其事。”古人认为，当天下黑暗、政治闭塞、道不行时，贤人就应当退隐，不与乱世同流。贤者退隐避世，内心没有烦闷。即使在隐居中，也不失其志节与品德。
《诗经》曰：“皎皎白驹，在彼空谷。”描写君子、隐士像白色的骏马在那寂寞、幽深的空谷中。《礼》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是说有一种隐士儒者，上不事奉天子，下不依附诸侯。
魏晋以后，隐逸之风流传得更广、更盛。《南史》《北史》的作者、唐初史学家李延寿认为，他们多半乐于自修独善，而少有急切于救世兼济；对得失荣辱，都能平心处之，忘却世俗牵累。与那些大德弘道、济世安民的人相比，他们的作用似乎较小，但却绝不能被轻忽。
至于那些贤明的帝王、守成的君主，没有一个不以厚礼聘请、车辙遍至山林，争相寻找这些隐士，唯恐来不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学道虽不宏阔于世，但其志节不可动摇；纵使没有济世安民的功业，也有坚贞不屈的操守，足以激励懦弱者、平息贪竞之风。
《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意思是说，隐士必须内怀贞正之志，修养清素之德。还要在学问、技艺上有所成就，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和山中的樵夫没什么区别了。
真正的隐士，不只是躲进山林，更应以德行与学问自守；否则就只是“住山的人”，而非“隐士”。他们“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隐士以天地之道为本，用宇宙的广阔胸怀来陶冶自己的心志。借助天地风云来充实自己的气度。
如，《南史》第七十六卷《隐逸传》中的陶弘景，字通明，在茅山深处安身立命。他从不追逐富贵荣华，而是潜心钻研医药学问，著就《本草经集注》典籍。梁武帝曾亲笔下诏，请陶弘景出山，他只画了两幅牛的图来作回应：一幅是牛自在地在草水间吃草游憩；另一幅是牛戴着金笼头，被人牵着，用杖驱赶。梁武帝知道不能勉强他，自此以后，国家凡有吉凶征讨的大事，都事先派人征询陶弘景的意见。每月中都有几次书信往返，人们因此称他为“山中宰相”。
《北史》中也记载了很多德行高洁的隐士。比如眭夸著《知命论》，不肯出仕，一心归隐山林（“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再如张文诩博览群书，精通《三礼》。隋文帝延揽天下的名儒硕学，文诩当时在太学求学，但坚决推辞做官。仁寿末年，太学被废，他便拄杖而归，以耕园为业。
张文诩以孝顺母亲而闻名，常以德行感化他人，使乡里风俗为之改变。有一次，有人半夜偷割他的麦子，他看到后避开不出，免得盗窃者尴尬。那人感动，丢下麦子前来谢罪。邻居修墙，心里不安（怕侵占到文诩的地界），文诩便自己拆掉旧墙来配合他。
他常年有腰痛病，一次有医生自称擅长“禁法”（针刀等疗法），文诩让他试治，结果被误伤，卧床不起。医生叩头谢罪，文诩立刻让他走，并对家人说：“我昨天头晕跌入坑中受伤。”以此替医生隐瞒过错。他掩人之短，常常如此。
州县因他贫穷质朴，准备赈济他，他总是坚决不受。当时的人把他比作春秋时的闵子骞和原宪，都称他为德行高洁的隐士。
隐士中的神仙
隐士中最高境界的当属修仙得道之人，在《隐逸传》中多有记载。而现代在中共无神论的影响下，把祥瑞神怪视为荒诞，都被归为“糟粕”加以批判了。
比如，徐则是东海郯县人。从小性情沉静寡言，没有什么嗜好与欲望，师从周弘正学习，通晓“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精于辩论，名声传遍京城。
徐则叹息说：“名声只是实德的附属，我岂可为附属之物而活呢？”于是立下隐居的志向，拄杖进入缙云山。后来有几百名学者学生恳请他出山授课，他一一婉拒。
他终身未娶，常穿粗布头巾与褐衣。陈朝太建年间（569—582年），朝廷召他前往都城，他暂时留在至真观中休憩。一个月后，又辞别离去，隐入天台山。他断绝五谷，不再进食，用松树流出的汁水维持生命；即使在隆冬严寒，也不穿棉衣。
当初徐则隐居在缙云山时，有位号称“太极真人”的神仙徐君显灵而告诫他说：“你到了八十岁以后，会成为王者之师，然后才能得道成仙。”当时晋王广镇守扬州（即后来的隋炀帝），曾亲自写信召请他。
八十二岁时，徐则突然不知所往，不久他的灵柩忽然送到（意即他的身体在弟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已化去，只留“尸柩”至家）。众人这才明白他已经“灵化”（即羽化成仙）。
而在《高士传》中，老子李耳也位列其中。说他活了八十多岁，也有说法称他活了二百多岁。《史记》中说，当时人称他为隐君子（隐居修道的贤人），死后谥号为“聃”。
老子曾在周朝担任柱下史，就是掌管典籍、档案的官职。周朝国运衰微，老子便乘着青牛车离开周都，向西行至“大秦”。经过函谷关时，关令尹喜观气象，预知有圣人将至，便特地守候。果然老子到了，尹喜极力挽留，请他留下著书。于是老子写下了《道德经》五千言，出关往西去了。＠＊#
责任编辑：王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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