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1月14日讯】
第一章 贝克成为杰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
一、平凡家庭出生的贝克
1930年12月2日，盖瑞·贝克（Gary S. Becker，1930~2014）在美国宾州东部的一个煤矿小镇帕茨维尔（Pottsville）犹太移民家庭出生，全家在贝克四、五岁时就搬到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父亲是个小商人，母亲是家庭主妇，两人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连中学都没毕业，父亲成长于加拿大蒙特娄市（Montreal），因太想赚钱而辍学，母亲则因该年代的女生大都无望升学而失学，但两人都深知良好教育的价值，贝克家的四个兄弟姐妹都受过高等教育。
贝克的家中只有几本书，但其父对政治和财经新闻很关心，全家时常激烈地辩论政治议题，父母亲都属自由派，赞成政府对公共事务的介入。贝克觉得全家讨论各种问题，是他难得的成长经验和良好的家庭教育，而当父亲失去大部分视力后，贝克负责为其阅读股票行情和其它有关金融发展的报告，这也激发了贝克对经济学的兴趣。
二、求学历程
中学时期
贝克在布鲁克林上中小学，算是个优等生，至少从学业成绩来看是如此。不过，一直到十六岁之前，贝克并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他对运动比对学科有兴趣。在学业方面，只肯用功到能拿好成绩的程度为止，至少在中学时是如此。但到十六岁时，贝克对学业的态度变得比较严肃，同时开始广泛阅读，由于家中并无什么书，于是到图书馆开始阅读哲学和其它各种书籍。
虽然无法确切说出是什么力量促使贝克改变，但他认为部分原因是姐姐的好榜样。贝克自愿退出中学手球队（他很可能成为顶尖球员），转而加入数学竞赛小组。由于这两个社团在同一个时间集合训练，他必须做出抉择，贝克说他当时是有点徬徨，最后选择数学小组，而数学和科学也成为他后来最有兴趣的学科。
贝克说他最喜欢数学小组的一点是他们要参加竞赛，那是纽约市各校都会参加的校际赛。在竞赛中要一次解两道难题，解题时间紧迫， 通常是十分钟内要解完。尽管压力大、气氛紧张，尤其是不知道答案的时刻，但那是一个五人同心协力的有趣过程。数学竞赛对贝克影响重大，一来他从竞赛中见识到其他相当优秀的学生，二来他必须提升自己的实力，才能让他们的队伍和其它侧重数理的中学一较长短。
高三时，贝克立志要对社会有所贡献。他说当时的他前一分钟还对数理充满热情，但下一分钟的兴趣却突然转变，变得更具有社会意识，就像当时大部分青年一样，自认是个社会主义者，觉得自己应该探索政治、历史或其它能对社会有更多贡献的领域。当时的贝克，尽管想法变得多元，仍然对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只是成为数学家不再是他的志愿了。
普林斯顿大学时期
1947年，十七岁的贝克就读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继续在对数学的热爱和贡献于社会的渴望之间挣扎。学校要求大一新生必须选修一门社会科学课，贝克不经意的选了“经济学原理”，事后证明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也是幸运的选择。该门课采用的教科书是萨缪尔逊（P.A.Samuelson，1915~2009，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作的那本畅销全球销售量曾仅逊于《圣经》的《经济学》（Economic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贝克喜欢这本书，因为它用简练的笔触介绍个体经济学，亦即讨论价格机制在市场制度下如何运作，该书在这部分系以偏重数理方式讨论，而个体经济学基本上似乎有非常扎实的数学基础。贝克原本就对数学很感兴趣，自然而然被个体经济学所吸引，而经济学的目的就在于解决社会问题，这更是贝克念兹在兹的抱负。至于该书在总体经济学的广泛讨论就让贝克兴趣缺缺，因为他觉得总体经济学的内容颇为模糊，无法令人心悦诚服。
为了更快地实现经济独立，贝克在大一结束时就立志三年内毕业，那是普林斯顿大学很少使用的选择。第二年贝克必须选修几门额外课程，之后的暑假，他选读现代代数和微分方程课程。在方程式课程中，贝克听了一组未发表的讲座，强调微分方程解的存在性证明和唯一性，让他学到了很多关于此类证明的知识，不过，关于实际求解这些方程式的知识却很少。尽管如此，贝克在普林斯顿大学对数学的大量投入，为他在经济学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做好了充分准备。
大三时，贝克对经济学失去兴趣， 因为它似乎没有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于是考虑转读社会学，但发现该科太难而作罢。贝克果真读了三年大学就毕业了，在这三年中，他阅读了许多能力可及的经济学文章和书籍，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史蒂格勒（G.J.Stigler,1911~1991,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竞争价格理论》（The Theory of Competitive Price），以及希克斯（J.R.Hicks,1904~1985,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价值与资本》（Value and Capital）。贝克说他记得是在某年夏天读《价值与资本》的，那年秋季开学时，有位老师问他暑假都在做些什么，他告诉老师说：“我在读《价值与资本》，可是我觉得它很难。”那位老师回说：“别担心，系上根本没人懂这本书在讲什么。”贝克心想：“既然他们都读不懂，我读不懂是正常的，可是至少我快要搞懂了。”于是贝克对自己有些信心，觉得或许他能在经济学领域闯出一片天来。
贝克的大三毕业论文（普林斯顿大学规定大学生要写论文）主题是“古典货币理论”。他评论梁铁夫（Wassily Leontief,1906~1999,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其他人一些在当时已发表并引发论战的理论。系上九位老师说他的评论是对的，而贝克和其老师威廉‧包模（William J.Baumol,1922~2017）合作，将这篇论文里的分析加上一些其它资料，完成〈古典货币理论〉（The Classical Monetary Theory：The Outcome of the Discussion）这篇论文，在1952年刊载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ER），而另一篇短论文〈多国贸易短文〉（A Note on Multi-Country Trade）也刊于同年的AER上。
由此来看，贝克截至1952年，在经济学的表现是很不错的，但他在大三时却对经济学失去兴趣，转而思考是否应投入其它事物。经济学无法帮他了解有兴趣的议题，譬如贫富不均、阶级、种族、声誉和诸如此类的重要议题。有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建议贝克去读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的《社会行为的结构》（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帕森斯是当时美国社会学泰斗，从经济学起家的帕森斯，相信经济学是社会理论的一个特例。贝克尝试读这本书，但书中大量的术语让他一头雾水，书中内容更是超出他的理解范围。贝克于是认为社会学太难了，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回到经济学领域。贝克觉得经济学家在教科书和其它地方的讨论，与他想要探讨的事物之间有一段差距，让他感到不满意。不过，贝克仍然决定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虽然他已经在普林斯顿大学修过许多研究所课程，系上大部分人也都希望他留在普林斯顿就读，但他认为去别的地方会比较好，有些老师也同意他的看法。当时他要在哈佛和芝加哥大学之间做选择，基于诸多原因，贝克决定去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所。
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岁月
贝克在获得诺贝尔奖后的一场演说中表示，从专业观点来看，选择去芝加哥念研究所恐怕是他做过最重要的决定。因为芝加哥大学的环境极具启发性，那里有许多经济学家进行各种领域的原创研究，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弗利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后来离开芝大的考列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当时在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领域十分活跃。
贝克认为，弗利曼是在经济学家之路上影响他最深的人，弗利曼为研究生开授的“价格理论”课程十分精彩，贝克总是热切企盼一周两次的课到来。有人甚至问他的朋友：“贝克为什么对上课这样兴趣盎然？”贝克表示，很多课都很无聊，对学生来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弗利曼的课不一样。他在弗利曼的课堂里看到，经济学是一项工具，不是像他对经济学最感忧心的，成为聪明的学术研究人员玩的游戏。经济学在弗利曼手中，是剖析各种问题的有力工具，他在课堂中探讨着出生率、保险和彩券，个人和企业对税赋的反应、劳动市场如何运作、有工会市场和无工会市场的效果等各种议题。经济学也一再被他用来诠释各种商业实务。贝克觉得，要是当时微软公司已经出现的话，
弗利曼可能会问：“我们来看看如何解读微软在做什么？”贝克非常喜欢弗利曼的这门课，让他看到他的想法不是不可能的，也让他相信能用严谨的方法研究经济学，也能够用经济学讨论重大问题。因此，贝克对弗利曼这位二十世纪数一数二的伟大经济学家怀有无尽的感谢。
芝加哥大学是理想的治学环境
贝克指出，芝加哥大学校园中，还有许多人进行重要的原创研究，在人力资本领域有舒尔兹（Theodore W.Schultz,1902~1998，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在劳动经济学领域有路易斯（Gregg Lewis）；法律与经济学有达瑞克特（Aaron Director,1901~2004）；统计学和概率则有萨维基（L.J.Savage，1917~1971）。贝克表示那是一个理想的治学环境，他在那里求学成长，也就不再觉得经济学无法有所作为。他也确实养成了一种不服输的芝大人性格，认为经济学可以解开真实世界的谜团。不管对或错，那种感觉对他来说非常棒。芝大也确实给了他有力的工具和信念，让他相信只要发挥创意运用该项工具，就可以解开社会的谜题，他说他还是研究生时就相信这点，往后也依然深信不疑。
贝克在芝加哥大学待了六年，头三年是读研究所。研究所念到第二年时，就在找论文题目，当时的他，在以经济学角度剖析民主政治方面，已经有些研究。他在这个主题所写的论文，差一点就能刊在《政治经济期刊》（JPE）上，但因奈特（Frank Knight）担任审稿人，而奈特不欣赏该篇论文而没上，贝克说他一直保留着奈特的评论。
奈特是位出色的经济学家，是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的领头人，他采用规范（normative）观点看待民主制度。他把民主制度界定为由商谈而来的政府，而贝克想把民主制度看成是以特定方式运作的体制，不论是好是坏，都可用经济分析来解读。贝克的那篇论文所采用的分析法，是往后所谓的“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非常早期的研究成果。JPE的编辑想要刊登该篇论文，却被审稿人否定而作罢。不过，那篇论文在经过删节修饰后，在1956年终于刊登在《法律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创刊号上。
开展歧视现象的探讨
贝克说他曾经想过拓展该主题，并将它列入可能的博士论文题目，但后来他碰到他更感兴趣的议题而作罢，那就是用经济学分析弱势族群受到歧视或差别待遇（discrimination）的现象，举凡宗教、种族、
性别或其它层面的弱势族群。
不过，虽然这是贝克一直感兴趣的主题，却一直到弗利曼和舒尔兹丢给他一个问题，才开始全面思考这个议题。他们丢出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分析经济体里存在的歧视现象？当时贝克想到（他一直不知道该灵感从何而来），我们能设定个人的歧视偏好。这种偏好或偏见的衡量，是根据雇主愿意多花多少薪资，以避免雇用他不喜欢用的群体成员；或是员工愿意损失多少薪资，以避免为他不喜欢的群体成员工作；或是消费者愿意支付多少钱，以避免买他不喜欢的群体所生产的商品。
所以，贝克分析歧视现象的方法，就是观察人们为了实行差别待遇而愿意支付的金钱，或是为此愿意损失的收入。不论是房屋贷款、查缉毒品时的拦车临检，还是其它当代重要议题，要分析其中的歧视现象，贝克认为这是唯一恰当的方法。采用这个方法，就必须思考如何把市场歧视现象和个人偏好或偏见连结在一起。
贝克必须提出模型和分析，才能建立市场歧视（亦即市场呈现的结果）和个人歧视偏好之间的关连。他的博士论文阐述市场歧视程度，不只取决于雇主、员工和消费者的歧视偏好，也取决于产品市场、生产技术和其它许多经济变数的竞争程度。
贝克说他在撰写论文期间，很幸运地得到所内指导教授的鼓励，但所里有些人十分怀疑那怎能当做论文题目。他们的态度是：“歧视哪像是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会去研究的主题？”他们不想激怒贝克，却又无法说服贝克放弃该题目，只好转而坚持说，知名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修斯（Everett Hughes）必须加入贝克的论文审查委员会。贝克说他不认为修斯会对他的研究感兴趣，但好在修斯也不反对贝克的研究内容。贝克每9个月找修斯一次，每次都获得“还可以”的评估。就这样，系所内质疑该项研究价值者终于闭嘴。
延迟出版的博士论文
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贝克曾到哈佛大学报告部分研究，也曾赴麻省理工学院（MIT）和一些人讨论，一位MIT的年轻研究员得悉他研究的是“种族歧视”，就说：“我还以为你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呢！”贝克回说：“我的确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这个主题难道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吗？”贝克说他无法说服那位往后也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认同“经济学家研究歧视现象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就是贝克写博士论文、研究歧视经济学时经常碰到的情况，最后贝克终于完成博士论文并获得审核通过，他也将修改过的论文提交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社将他的手稿交给审查人审阅，得到的是“非常负面”的评论，出版社的编辑因此不想出版他的论文。最后是系所出面“贿赂”了大学出版社才获得出版。毕竟芝大是市场制度的信徒，系所对出版社说会负担部分出版成本，但也要分享该书的利润。贝克感到欣慰的是，在出版社终于出版了《歧视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这本书的十年后，出版社编辑（也是十年前的编辑）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美国经济评论》（AER），文中承认，贝克的书引起相当多的关注，虽然销量不是很多，但引发很多关注。
由歧视经济学研究所招致的负面反应，以及奈特对那篇讨论民主的论文所抱持的敌意，让贝克深深感受到，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无法接纳以经济分析的面向，来讨论社会和政治议题。贝克原本期望经济学家会为拓展经济学范畴的雄心喝采，没想到他的研究所引来的敌意，却大多来自经济学家，而不是非经济学家，他才明白自己的想法太过天真，也体认到，所有的科学都具备强烈的、或是一定程度的保守主义色彩。不经一番争斗，人们不会放弃长久以来所抱持的想法和观念，要想别人接受新想法，就必须勇于抗争。
即便警觉到敌意，贝克仍然相信，把经济分析应用于更广泛的问题，其成果终究会得到认可。由于对自己的所做所为深具信心，贝克才能渡过有时相当猛烈、甚至是苛刻的反对声浪。贝克说他之所以能保持信心，有两大原因：一是他认为经济学能在这些领域有所贡献，这是非常明显的。经济学无法面面俱到，它不能对歧视议题做定论，可是，像市场上的差别待遇现象这么重要的主题，在他讨论歧视经济学的书出版之前，经济学界除了两三个例外，几乎可说没有任何着墨，经济学家对此要如何解释？贝克认为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他因而认为，经济学显然在这方面大有发挥的余地。
这个原因固然非常重要，却还不足以支持贝克在面临持续高张的敌意时，坚持对抗下去，所以还需要有另一个支持他奋斗下去的因素，那就是，他很幸运能有极高学术地位的经济学家，和他站在同一阵线。深受他敬仰的经济学前辈，都大力支持他，诸如他的老师弗利曼、路易斯、史蒂格勒等，还有一些他一路走来所遇到的朋友，如艾尔秦（Armen Alchian），赫许拉佛（Jack Hirshleifer）。
总而言之，贝克的研究和知识言论，在这段期间面临强烈的反弹声浪。知名机构没有几家愿意雇用他。经过三年的研究所生活后，贝克接受了芝加哥大学的助理教授这一工作。他的教学负担很轻，可以主要专注于研究。不过，贝克觉得他必须离开温暖窝独立生活，让他在智力上变得更为独立。因此，当三年聘任期满时，芝大希望他能续任，并提出给他加薪，还提供一个获得终身职的好机会，但他还是想离开，他觉得离巢独立更重要。在芝大，他有像弗利曼、舒尔兹、路易斯这些名家保护他，这当然很好，只是他还是想要看看自己能否独自撑起一片天，于是他告诉芝大，“谢谢你们的聘书，只是我真的不想留在芝大。”
贝克表示，在芝加哥大学的这六年，可能是他的学术生涯中最重要而辉煌的时期，为他后来所从事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他快速学习，从芝大和访问芝大的学人吸取许多知识和经验。他的四位老师先后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分别是弗利曼（1976年获奖）、海耶克（1974年得奖，他当时任职于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for Social Thought），贝克上过他的研讨课）、库普曼（T.C.Koopmans,1975年得奖）和舒尔兹（1979年获奖）。此外，芝大活泼的求学环境，让许多人得以进行非常重要、也不断受到肯定的研究工作。
决心离开芝大后，贝克到处求职，但就像许多学生经历过的一样，他发现自己并不抢手。哈佛、MIT、柏克莱、耶鲁等名校对他兴趣缺缺，连一次面谈的机会都不给。他猜想可能是因为他出身于芝加哥大学，而当时的芝大经济学系是经济界的“孤臣孽子”，知名机构的人才招募单位会对芝大毕业生投以怀疑眼光。
最后只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和哥伦比亚大学要贝克去面试。前者决定不录用，而贝克在思考过剩下的所有出路之后，决定到哥伦比亚大学，他很满意自己的这个决定。当时，位于纽约市的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简称NBER）也录用了贝克。这样一来，贝克就可以兼顾两边的工作。他在这两个地方度过12个丰收年。
1954年，贝克第一次结婚，并生育两个女儿，为了提供更好的家庭气氛，1957年到哥大教书后，选择住在郊区，往返于哥伦比亚和联邦调查局，但最后却厌倦了通勤，在搬到纽约和离开哥伦比亚到另一所大学之间作选择，由于1968年发生学生暴动，加速他作第二种选择，于1970年重回芝加哥大学。
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时期
在哥大和NBER工作时，贝克开始研究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他加入NBER时，当时的局长费伯利肯（Solomon Fabricant）问他想要做什么研究。贝克说他从歧视经济学研究中看到，在不同的教育程度工作者之间，所得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论是黑人或白人族群都是如此。他也知道舒尔兹一直在研究人力资本，而这个主题深深吸引了他。所以，贝克告诉费伯利肯，他想研究教育训练的投资报酬率。这在NBER是个全新领域，而费伯利肯表示会尽可能提供协助，他也的确为贝克的教育和所得研究争取到一笔小额研究经费。贝克于是在1957年开始进行此项研究。
贝克说他很快体认到，人力资本领域研究需要做的，远远超过计算投资报酬率。那时的人力资本投资缺乏理论基础，贝克说他本来是要做实证研究，却不得不从建构研究的理论基础做起。他在勾勒出一些基本理论时，完全没有料想到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在潜心研究理论、设法发展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基础时，贝克觉得他的理论可以解释所得随着年龄而提高的现象，教育对所得分配的效应、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以及许多到后来人们都还在争论的议题。在他开始体认到，该架构竟然可以整合个人所得、各职业间所得差异，以及就业面的许多现象和规划时， 贝克先是讶异，后来就非常兴奋。
在1959年的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简称AEA）年会中，贝克首次发表部分研究成果。他提交了一篇比较美国的学校教育和实体资本报酬率的简短论文，出乎意料的是，该篇论文竟然激怒了与会人士。为什么那些与会者要勃然大怒？在现今来看，实在是很好笑：他们生气的原因是，贝克竟然敢把教育看成经济活动。他们认为那种假设贬低了教育的文化或非经济层面。贝克说他当时对批判者的回应尽管充满热忱，但不够圆滑。那场讨论是该次研究会辩论最激烈的议程之一。贝克说他当时虽被吓到了，但他对自己研究的信心却丝毫不减，因为他觉得那些评论是太好笑了。当时只有29岁的贝克，说他实在不敢相信，那些经济学前辈竟会对他的论文做出那么愚昧的评论。
“人力资本”显现亮光
贝克在NBER持续钻研人力资本经济学，1962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获得不错的反应，而1964年他出版了一本往后影响重大的书，书名是《人力资本：以教育为专题的理论和实证分析》（Human Capital：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这个长长的副标题早就被遗忘，如今只是《人力资本》。 贝克表示，“人力资本”这个书名是经历长时间的辩论之后才被接受。因为有人说“把人力称作资本，就是把人类看成没有灵魂的东西”，有人会大作文章，把“人力资本”改称“人力牲口”（human cattle，cattle和capital几乎同音），指责贝克不把人当人看。贝克说他知道会这样，他也大可含糊其辞，采用当时大家已耳熟能详的“人力资源”（human resouce）忽拢过去，但他决定不躲闪，坚持用《人力资本》，不过，还是附加一个长长的副标来稍为保护自己。
虽在完成这项研究之前，贝克确实深信“人力资本”是理解许多社经问题的关键概念，但他承认没想到它的影响是如此的深广。“人力资本”这个词不断被引用，而且不只学术文献上用，美国两党的政治人物、记者，甚至连教宗的通谕都用上了。不久之后，有些原本抗拒这个词的人开始意识到：“如果我们把什么都叫做‘人力资本’，宣称我们是在对人做投资，申请公共经费就名正言顺了。”贝克说他记得，当时的芝加哥教育部长威利斯（Benjamin Willis）邀请他在部长会议中演讲时告诉他：“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不喜欢‘人力资本’这个词；它可是我们这些做部长的人挖到更多经费的好工具。”贝克认为，这应该是“人力资本”广受欢迎的部分原因，而他也感慨，往后不管什么事物都打着“人力资本”的旗号，包括一些名不正、言不顺的东西。
贝克认为，“人力资本”这个词之所以如此广受爱用、重要性持续增加而不稍退，更根本的原因是它用一个简单的基本观念，结合了诸多影响个人和经济的行为。重点就在，人力资本将个人视为经济的核心，而不是机器、设备和厂房，或其它无生命的物体。“人”才是推动经济巨轮的动力，也是决定经济富庶或贫困的因素：人力资本是生产力和民生福祉的最关键因素。不论是技术的代代相传，还是学校教育、工作场所的训练和知识活动，人力资本的投资决定了个人和经济体的人力资本存量。贝克坚信这才是“人力资本”这个词的号召力终能长久的根本原因，也可以说，“人力资本”这个观念整合了人的行为的多重面向，把人推向经济舞台的中心。
上文提过，1960年代学运潮袭美，1968和1969两年美国各大学都受袭，哥伦比亚大学受袭的强度数一数二，这令贝克感到非常烦闷，他说不是因为学生的行为，而是学校当局面对学生的破坏伎俩（贝克认为是忍无可忍的行径）时表现得软弱无能，以及最后出现的逃避态度，尤其让他失望的是，系上大部分资深同事的态度。就在他认为有清楚而简单的步骤可以维护大学的知识诚笃（intellectual integrity）时，他们却显得软弱而优柔寡断。贝克乃对同事失去信任，对未来感到黯然无光，他于是开始考虑离开哥大，开始四处谋出路。
当时在哈佛任职教授的艾克斯坦（Otto Eckstein）代经济系探询贝克赴哈佛的意愿，而艾克斯坦是贝克从大学时代就认识的老朋友。他问贝克说：“你有兴趣来哈佛吗？这对你是个大好机会。”贝克回说有兴趣，哈佛那边经由投票通过给贝克一年的聘书，贝克立即回绝。贝克认为，给一年聘期表示哈佛方对他不是很有兴趣。艾克斯坦曾提到给贝克长聘，显然长聘一事遭到部分经济系成员否决，贝克于是断然拒绝。贝克表示，芝加哥大学一直是唯一对他有兴趣的名校，这个时候他们又重修聘书，要贝克返回芝大。贝克回复说：“我会回芝大访问一年。”而他答应芝大的聘任内容正是哈佛希望他接受的，贝克说他很清楚芝加哥大学希望他能一直留在芝大。
重回芝大以至于终
1970年，贝克重新踏进芝加哥大学校园，发现芝大启迪人心的环境，丝毫不逊于当年。弗利曼仍留在芝大，且声望正如日中天，史蒂格勒正在进行产业组织和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要的研究工作。当时还有布雷克‧法码（Eugene Fama，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勒（Merton Miller，1923~2000，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修斯（Myron Scholes，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同潜心建构严谨的财务方法和选择权的评价法。寇斯（Ronald H.Coase，1910~2013，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波斯纳（Richard Posner）、兰迪斯（Willian Landes）、邓赛斯（Harold Demsetz）等人则根据达瑞克特的开创性研究，潜心于法律经济学分析领域。贝克在犯罪经济学的研究，与他们的兴趣不谋而合。还有傅戈（Robert Fogel，1926~2013，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正在经济史领域开疆拓土，他一开始是研究奴隶制度，后来又扩展至其它主题。贝克不禁赞叹说，芝加哥大学真是个神奇的地方！
在一长串的理想追寻之旅后，贝克叶落归根决定留在芝大，接受了芝大的聘任。他觉得长期待在芝大能帮助他恢复活力，而事实也的确是这样。贝克说他和史蒂格勒建立了十分深厚笃实的友谊，史蒂格勒也成为他最好的朋友，两人也在许多研究计划上合作。贝克说，那些年他从史蒂格勒身上学到很多，遗憾的是，史蒂格勒在1991年去世，虽然已达80岁高龄，但其时的心智仍然十分活跃，声望正如日中天。
返还芝大任教后，贝克决定继续研究家庭经济学。他回忆，曾经坐在纽约一家旅馆的房间里，思索着婚姻问题：谁和谁结婚？他说自己也不知道那时为什么会去想那个问题。那个时候他的第一任妻子已经过世（1970年去世），而当时他还未再婚（贝克在1980年第二次结婚，妻子名叫吉蒂‧纳沙特（Guity Nashat），是一位中东历史学家，芝大社会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与贝克相同，对妇女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和经济成长的原因有深入研究，她的个人与职业相容性让贝克的生活变得更为美好。）或许这些想法和他的遭遇有些关系。
贝克在思索“谁和谁结婚”这个问题时，认为似乎可以想像有个婚姻市场的存在。它不是有着明确买卖行为的市场，可是情侣配对就如同市场的运作；人们彼此看对眼，然后开始约会等等。
贝克建构了一些决定婚配的原则，并加入几个“定理”，然后写了一篇论文投稿到《政治经济期刊》（JPE）。该篇论文的审查人，恰好就是那位先前对他的歧视研究不表认同的著名经济学家（史蒂格勒当时是JPE的编辑，向贝克透露此事）。该位审查人讨厌该篇论文，并说：“贝克干嘛浪费时间研究这些。”而史蒂格勒不认同审查人的说法，他告诉贝克，即使审查人的评论是负面的，他还是欣赏该篇论文，而他们也会将之刊登。史蒂格勒也真的说到做到，刊登了那篇论文。
几年后，贝克再写了一篇讨论离婚的论文，有位十分优秀的经济学家担任审查者，回复JPE编辑委员会，认为不应该录用该篇论文。史蒂格勒再度拒绝审稿人的建议，将贝克的论文修改后刊登出来。后来那些论文都获得广泛的回响，引发了相当多的后续研究。
《家庭论》的出版
也就在这段期间，贝克觉得应该把这些研究成果汇整成一本家庭经济学的书，以整合生育、离婚、婚姻、对子女的投资以及家庭的演变等主题。他在书中甚至探讨了一些不属于人类社会的议题。他全神贯注，为这本书投注了四、五年的心力，他说曾经多次在夜半时分醒过来写书。写作这本书可说是个呕心沥血的过程，而这本《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也终于在1981年出版。贝克说他完成本书的写作之后心力交瘁，大约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恢复对研究的热情。他表示，要详尽讨论家庭这个主题原本就是个难题，因为其中包含诸多历史和文化的面向。《家庭论》这本书一直受到争议，正如诺贝尔奖委员会在1992年颁奖给贝克时，发布的新闻稿所言：“贝克的分析通常具争议性，因此从一开始就遭遇质疑，甚至不信任。”贝克认为，以这句话形容他的家庭经济学研究，再贴切不过！
《家庭论》是贝克最顶峰的研究，之后又扩展到一些被认为“非经济领域”的研究，他特别提到与墨菲（Kevin M.Murphy）合作而得奖的研究。墨非是贝克的学生，是一个聪明的经济学家，1997年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他和贝克根据史蒂格勒与贝克早年对偏好和上瘾的研究〈各有所好〉（De Gustibus Non Est Dusputandum，刊登于1997年《美国经济评论》）以及芝加哥大学依安诺克奈（Laurence Iannoccone）的博士论文，进一步写了几篇论文，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理性上瘾”（rational addiction）。
走出象牙塔
1985年之前，贝克一直从事学术研究和大学教书工作，研究工作虽都和教育、犯罪、家庭、歧视、上瘾、政治等公共政策议题密切相关，却一直和公共政策辩论保持距离，也不曾向任何政治人物提供建言，更不曾在公众媒体中发表只字词组，不管是在报纸、杂志或其它类似媒体都没有。1985年，55岁的贝克，从事经济研究已有35个年头之久，却还不曾为一般大众写过一篇文章。当时，有些经济学家才满30岁就开始写专栏，而贝克却认为，专注于研究对他是最适当的专业劳动分工。
因此，当他在1985年接到《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编辑札克（Seymout Zucker）的电话时感到非常的惊讶， 而且早几年前，他还曾因为该杂志在某件事上错误引用他的话而被他批评过呢！打电话来的人问贝克：“您愿意多为我们的杂志定期写专栏吗？每四周一篇，篇幅是一页。”
贝克说他心里的直觉反应是拒绝他们的提议，但口中却回答说：“我没写过专栏，这会让我荒废学术研究。不过，你让我考虑一下，我再回你电话。”对方接口说：“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会直接拒绝我呢！”
挂了电话后，贝克告诉太太吉蒂这件事，吉蒂说：“你应该接受。”而且费了一番唇舌劝说，吉蒂认为写专栏有助于传播自己的想法，甚至能对公共政策产生一些影响，如果到后来还是不喜欢，也认为可以随时喊停。吉蒂并且答应帮忙读贝克的初稿，且提供建议。贝克之后承认，吉蒂的建议很好，他又表示，几十年来，不管在专业上或私底下，吉蒂都能给他绝佳的建议和鼓励，对贝克的影响既深且远。
在此，有必要说说吉蒂这位才女。她是伊朗人，其家庭和文化背景则是源自于其它中东国家。她在进入开罗的美国大学主修新闻以后，就开始对政治和时事感到兴趣。她在开罗的时间虽不长，却曾在伊朗当时最大的日报担任记者，同时也为埃及广播公司开设波斯语的节目。大三时，吉蒂转到波纳大学（Barnarel University），主修英国文学，因为她想了解西方文化。毕业后，吉蒂到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就读，延伸她在新闻方面的兴趣，后来在伦敦住了五年，为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媒体的波斯语节目担任记者工作。
由于中东地区在政治上采压迫政策，因而吉蒂不愿意回伊朗，决定再到美国，选读历史。她在芝大念书期间，认识了贝克，并和他结婚。在学术研究方面，吉蒂认为要进一步了解当今社会问题，包括各国妇女所受到的待遇等，都必须先了解这些问题过去的演变过程才行。
有这位精通新闻写作和社会、历史学者的贤内助的鼓励并愿意帮忙，贝克就在1985年5月，接受了札克的建议，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札克暗示，《商业周刊》也把这项计划当作试验性质，未必会进行得很顺利。后来《商业周刊》的主编薛帕德（Stephen Shepard）把合约送来，上面写着“任何一方只要在一个月前向对方提出请求，就能取消这份合约”。就这样贝克下海写专栏。
贝克表示，为普罗大众写专栏很难，而写作最难的就是写短文。写短文要花的心力比写长文要多得多，他每篇大约要写八百字，加上《商业周刊》的编辑文字之后变成一页，而且必须用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对贝克来说，这是件困难的差事，但他还是觉得自己很幸运，觉得那是非常棒的经验，让他学会如何不用术语、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表达经济学观念。他也相信，所有重要的经济学观念都能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当然，这也可能需用到一些工具，才能有系统的建构一个观念，但任何观点的精义都可用简单的语言表达。贝克认为，要是有人说某个观念复杂到无以言谕，通常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简单陈述这个观念，有时甚至是因为他们没有彻底了解这个观念。
透过为普罗大众写作专栏，贝克探讨了包罗万象的主题，而他在经济学领域的兴趣广泛，写专栏更进一步扩展了他的兴趣。在19年（1985~2004年）的写作专栏期间，贝克的写作主题包括棒球、全国大学体育联盟（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禁止学生运动员领薪的不公平待遇、婚约和宗教、移民、教育，还有历任总统或政坛候选人的政策。
卸下专栏写作后，自2004年12月起，贝克和理察‧波斯纳（Richard A.Posner，美国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法律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共同开辟一个网站，继续时不时的发表时论。
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贝克进入经济学领域专业研究时，还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出现。我们知道，诺贝尔奖是1901年设立的，原先只有物理、化学、医学、文学以及和平奖五种。到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成立三百周年，乃出资创设“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开始颁发，基本上给奖标准比照原先的五种，此后每年合并成六项诺贝尔奖一起颁授。而美国经济学会（AEA）曾设立两个奖项，一是每两年颁给一位四十岁以下的经济学家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一是颁给资深经济学家的沃克奖（Francis Walker Prize）。
贝克早在1967年就获得克拉克奖章，而沃克奖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现后就停止颁发了。自1980年贝克返回芝大任教之后，他的名字就开始出现在诺贝尔奖热门候选人名单中。由于当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的时间仅十二年，因此排队等领奖的队伍很长，其中有许多够资格得奖的资深经济学家。贝克说他知道即使真的能获奖，也应该要等久一些，更何况他能否得奖还是一个未知数。到了1980年代后期，他说他的压力愈来愈大，因为他经常被点名为出线呼声最高的候选人。在他得奖之前，一个由某些经济学家组成的赌盘，连续三、四年将他列为“最爱”（也就是说，最看好赔率最低的候选人）。人们和记者经常问他：“你什么时候会得奖？”或在每年公布得奖人时问他：“你今年为什么没得奖？”让他深深困扰着。
贝克坦然承认他想要拿诺贝尔奖，声誉和奖金是重要原因，而另一个原因也同样重要。他的许多学生、还有许多人都追随他的研究路线，他们的研究领域通常在传统经济学的狭窄范围之外。这些经济学家在经济学这条路上，通常走得很辛苦，有些甚至找不到工作。他举例说，多年前他有一个研究宗教的得意门生，毕业后几乎找不到机构愿意雇用他。但之后他成为宗教领域公认的出色经济学家，可能是宗教研究所有领域的第一把交椅。但他却曾有求职无门的时候，有人会说：“宗教？这算哪门子经济学家的研究主题？”贝克希望他自己能得到诺贝尔奖的肯定，以证明“人的行为”的经济分析是名正言顺的经济研究，所从事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研究工作。不过，他的研究在1992年时还是具争议性，尤其是在西欧，因而他也就怀疑自己可能和诺贝尔奖无缘。
当时，贝克认为他已不可能拿到1992年的诺贝尔奖，因为1990年的3位经济学奖得主中，有两位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1991年的得主寇斯，也是芝大经济学家，他相信诺贝尔奖委员会不可能让芝大学者连续三年获奖。而1992年夏天，贝克得了重感冒，还发了高烧，医生希望他去住院，但太太吉蒂坚持不肯。那时的贝克于是没挂念诺贝尔奖，甚至连什么时候要宣布得奖人名单都不知道，而且已经一个星期没去学校了。
1992年10月13日清晨五点半，贝克还未起床，太太吉蒂已经起来批改作业，电话响了起来，吉蒂赶忙接电话，深怕电话铃声打扰贝克的睡眠，且以有点不悦口气接听。来电者说有很重要的事要找贝克教授，吉蒂想叫醒贝克，但贝克一直说：“我想睡觉，我已经很久没睡个好觉了”。吉蒂说：“不行，这是从瑞典打来的电话。”“瑞典”就像是个神奇金咒，让贝克心头为之一震，虽然他不知道已经公布得奖人，但听到“从瑞典打来的电话”时，贝克猜想：“嗯，可能这就是了！”
吉蒂坐在一旁看贝克面无表情对着电话筒连声答“是”，猜想对方应是打来问贝克对其他候选人的意见，在听到贝克说：“非常感谢您。请您转吿委员会，这是我莫大的荣耀。”挂上电话时，吉蒂就大声欢呼，而贝克则说：“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真好！”接着贝克打电话通知四个孩子后，就把电话筒拿起来，趁着片刻宁静享用早餐。大约六点半左右，记者、《纽约时报》、大学里的人就统统找上门来了。
虽然诺贝尔委员会的发布稿中说贝克的研究具争议性，但他们仍然把奖颁给了贝克，而当时在瑞典曾出现一些抗议声浪反对贝克获奖，瑞典有些女性主义团体对贝克得奖尤其不满。他们指控贝克对家庭的研究是反女性主义，且曾讨论过是否要杯葛贝克的诺贝尔奖受奖演说。或许这些争议事件反而打响了贝克该场演讲的知名度。贝克受奖演讲时座无虚席，到处都站满了人，但没人扰乱会场，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贝克度过那美好的一周。有趣的是，影响贝克最大的弗利曼，在1976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出现了漫天的抗议，在瑞典颁奖当天，场内有一人示威，场外更有四千人示威，因为示威者挡道，使诺贝尔奖颁奖结束后所举行的传统晚宴，首度延迟开席。看来贝克不愧是弗利曼的嫡传弟子，同样是特立独行、守正不阿、不畏讥谗的勇者。
诺贝尔奖肯定了贝克在四个领域的研究，一是人力资本投资，二是家庭（或家计单位）行为，包括家庭中的工作分配和时间配置，三是犯罪和处罚，四是劳动和财货市场的差别待遇现象（歧视）。贝克私下得知有些评审委员不愿把奖颁给他，但因他是过去几年最常被经济学家点名看好的获奖者，因此委员会认为必须把奖颁给贝克。贝克表示没关系，有总比没有好。
有人研究发现，诺贝尔奖得主在得奖之后的研究工作比得奖前少很多。贝克说他注意到了这项由几位社会学家所做的研究，毫无疑问的，获奖之后必定会有更多的事物来瓜分时间，各种邀约也会接踵而来。不过，贝克决心继续做研究，不让生活起大变化。1992年得奖后到2000年，贝克出版了三本书，1996年出版《解读偏好》（Accounting for Tastes），1997年出版《生活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Life，这是《商业周刊》的专栏文章合集，与太太吉蒂联名合著），2000年出版《社会经济学》（Social Economics：Market Behavior in a Social Environment，与墨菲合著）。
贝克除了获得克拉克奖章和诺贝尔奖外，1972年被选为美国文理研究院院士，1975年又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2000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奖，2004年获约翰‧冯‧纽曼奖，2007年再获得总统自由勋章。1984到1985年，贝克曾担任芝大经济学系主任，1987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90~1992年担任蒙贝勒兰学会（MPS）会长。贝克还曾于1988年在日本财政部财政与货币政策研究所当研究员，1990年之后一直是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更曾于1996年担任美国总统候选人杜尔（Bob Dole）的经济顾问，自1983年起担任芝大经济系和社会学系讲座教授，2014年5月3日在芝加哥去世，享年83岁。
（待续）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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