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1月14日訊】
第一章 貝克成為傑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
一、平凡家庭出生的貝克
1930年12月2日，蓋瑞·貝克（Gary S. Becker，1930~2014）在美國賓州東部的一個煤礦小鎮帕茨維爾（Pottsville）猶太移民家庭出生，全家在貝克四、五歲時就搬到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父親是個小商人，母親是家庭主婦，兩人都沒有受過高等教育，連中學都沒畢業，父親成長於加拿大蒙特婁市（Montreal），因太想賺錢而輟學，母親則因該年代的女生大都無望升學而失學，但兩人都深知良好教育的價值，貝克家的四個兄弟姐妹都受過高等教育。
貝克的家中只有幾本書，但其父對政治和財經新聞很關心，全家時常激烈地辯論政治議題，父母親都屬自由派，贊成政府對公共事務的介入。貝克覺得全家討論各種問題，是他難得的成長經驗和良好的家庭教育，而當父親失去大部分視力後，貝克負責為其閱讀股票行情和其它有關金融發展的報告，這也激發了貝克對經濟學的興趣。
二、求學歷程
中學時期
貝克在布魯克林上中小學，算是個優等生，至少從學業成績來看是如此。不過，一直到十六歲之前，貝克並不是一個用功的學生，他對運動比對學科有興趣。在學業方面，只肯用功到能拿好成績的程度為止，至少在中學時是如此。但到十六歲時，貝克對學業的態度變得比較嚴肅，同時開始廣泛閱讀，由於家中並無什麼書，於是到圖書館開始閱讀哲學和其它各種書籍。
雖然無法確切說出是什麼力量促使貝克改變，但他認為部分原因是姐姐的好榜樣。貝克自願退出中學手球隊（他很可能成為頂尖球員），轉而加入數學競賽小組。由於這兩個社團在同一個時間集合訓練，他必須做出抉擇，貝克說他當時是有點徬徨，最後選擇數學小組，而數學和科學也成為他後來最有興趣的學科。
貝克說他最喜歡數學小組的一點是他們要參加競賽，那是紐約市各校都會參加的校際賽。在競賽中要一次解兩道難題，解題時間緊迫， 通常是十分鐘內要解完。儘管壓力大、氣氛緊張，尤其是不知道答案的時刻，但那是一個五人同心協力的有趣過程。數學競賽對貝克影響重大，一來他從競賽中見識到其他相當優秀的學生，二來他必須提升自己的實力，才能讓他們的隊伍和其它側重數理的中學一較長短。
高三時，貝克立志要對社會有所貢獻。他說當時的他前一分鐘還對數理充滿熱情，但下一分鐘的興趣卻突然轉變，變得更具有社會意識，就像當時大部分青年一樣，自認是個社會主義者，覺得自己應該探索政治、歷史或其它能對社會有更多貢獻的領域。當時的貝克，儘管想法變得多元，仍然對數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只是成為數學家不再是他的志願了。
普林斯頓大學時期
1947年，十七歲的貝克就讀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繼續在對數學的熱愛和貢獻於社會的渴望之間掙扎。學校要求大一新生必須選修一門社會科學課，貝克不經意的選了「經濟學原理」，事後證明這是非常明智的選擇，也是幸運的選擇。該門課採用的教科書是薩繆爾遜（P.A.Samuelson，1915~2009，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作的那本暢銷全球銷售量曾僅遜於《聖經》的《經濟學》（Economic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貝克喜歡這本書，因為它用簡練的筆觸介紹個體經濟學，亦即討論價格機制在市場制度下如何運作，該書在這部分係以偏重數理方式討論，而個體經濟學基本上似乎有非常扎實的數學基礎。貝克原本就對數學很感興趣，自然而然被個體經濟學所吸引，而經濟學的目的就在於解決社會問題，這更是貝克念茲在茲的抱負。至於該書在總體經濟學的廣泛討論就讓貝克興趣缺缺，因為他覺得總體經濟學的內容頗為模糊，無法令人心悅誠服。
為了更快地實現經濟獨立，貝克在大一結束時就立志三年內畢業，那是普林斯頓大學很少使用的選擇。第二年貝克必須選修幾門額外課程，之後的暑假，他選讀現代代數和微分方程課程。在方程式課程中，貝克聽了一組未發表的講座，強調微分方程解的存在性證明和唯一性，讓他學到了很多關於此類證明的知識，不過，關於實際求解這些方程式的知識卻很少。儘管如此，貝克在普林斯頓大學對數學的大量投入，為他在經濟學中越來越多地使用數學做好了充分準備。
大三時，貝克對經濟學失去興趣， 因為它似乎沒有解決重要的社會問題，於是考慮轉讀社會學，但發現該科太難而作罷。貝克果真讀了三年大學就畢業了，在這三年中，他閱讀了許多能力可及的經濟學文章和書籍，其中對他影響最深的是史蒂格勒（G.J.Stigler,1911~1991,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競爭價格理論》（The Theory of Competitive Price），以及希克斯（J.R.Hicks,1904~1985,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價值與資本》（Value and Capital）。貝克說他記得是在某年夏天讀《價值與資本》的，那年秋季開學時，有位老師問他暑假都在做些什麼，他告訴老師說：「我在讀《價值與資本》，可是我覺得它很難。」那位老師回說：「別擔心，系上根本沒人懂這本書在講甚麼。」貝克心想：「既然他們都讀不懂，我讀不懂是正常的，可是至少我快要搞懂了。」於是貝克對自己有些信心，覺得或許他能在經濟學領域闖出一片天來。
貝克的大三畢業論文（普林斯頓大學規定大學生要寫論文）主題是「古典貨幣理論」。他評論梁鐵夫（Wassily Leontief,1906~1999,197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其他人一些在當時已發表並引發論戰的理論。系上九位老師說他的評論是對的，而貝克和其老師威廉‧包模（William J.Baumol,1922~2017）合作，將這篇論文裡的分析加上一些其它資料，完成〈古典貨幣理論〉（The Classical Monetary Theory：The Outcome of the Discussion）這篇論文，在1952年刊載於《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ER），而另一篇短論文〈多國貿易短文〉（A Note on Multi-Country Trade）也刊於同年的AER上。
由此來看，貝克截至1952年，在經濟學的表現是很不錯的，但他在大三時卻對經濟學失去興趣，轉而思考是否應投入其它事物。經濟學無法幫他了解有興趣的議題，譬如貧富不均、階級、種族、聲譽和諸如此類的重要議題。有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建議貝克去讀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的《社會行為的結構》（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帕森斯是當時美國社會學泰斗，從經濟學起家的帕森斯，相信經濟學是社會理論的一個特例。貝克嘗試讀這本書，但書中大量的術語讓他一頭霧水，書中內容更是超出他的理解範圍。貝克於是認為社會學太難了，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回到經濟學領域。貝克覺得經濟學家在教科書和其它地方的討論，與他想要探討的事物之間有一段差距，讓他感到不滿意。不過，貝克仍然決定繼續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雖然他已經在普林斯頓大學修過許多研究所課程，系上大部分人也都希望他留在普林斯頓就讀，但他認為去別的地方會比較好，有些老師也同意他的看法。當時他要在哈佛和芝加哥大學之間做選擇，基於諸多原因，貝克決定去芝加哥大學攻讀研究所。
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歲月
貝克在獲得諾貝爾獎後的一場演說中表示，從專業觀點來看，選擇去芝加哥念研究所恐怕是他做過最重要的決定。因為芝加哥大學的環境極具啟發性，那裡有許多經濟學家進行各種領域的原創研究，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弗利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而後來離開芝大的考列斯委員會（Cowles Commiss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當時在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領域十分活躍。
貝克認為，弗利曼是在經濟學家之路上影響他最深的人，弗利曼為研究生開授的「價格理論」課程十分精彩，貝克總是熱切企盼一週兩次的課到來。有人甚至問他的朋友：「貝克為什麼對上課這樣興趣盎然？」貝克表示，很多課都很無聊，對學生來說這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弗利曼的課不一樣。他在弗利曼的課堂裡看到，經濟學是一項工具，不是像他對經濟學最感憂心的，成為聰明的學術研究人員玩的遊戲。經濟學在弗利曼手中，是剖析各種問題的有力工具，他在課堂中探討著出生率、保險和彩券，個人和企業對稅賦的反應、勞動市場如何運作、有工會市場和無工會市場的效果等各種議題。經濟學也一再被他用來詮釋各種商業實務。貝克覺得，要是當時微軟公司已經出現的話，
弗利曼可能會問：「我們來看看如何解讀微軟在做什麼？」貝克非常喜歡弗利曼的這門課，讓他看到他的想法不是不可能的，也讓他相信能用嚴謹的方法研究經濟學，也能夠用經濟學討論重大問題。因此，貝克對弗利曼這位二十世紀數一數二的偉大經濟學家懷有無盡的感謝。
芝加哥大學是理想的治學環境
貝克指出，芝加哥大學校園中，還有許多人進行重要的原創研究，在人力資本領域有舒爾茲（Theodore W.Schultz,1902~1998，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在勞動經濟學領域有路易斯（Gregg Lewis）；法律與經濟學有達瑞克特（Aaron Director,1901~2004）；統計學和機率則有薩維基（L.J.Savage，1917~1971）。貝克表示那是一個理想的治學環境，他在那裡求學成長，也就不再覺得經濟學無法有所作為。他也確實養成了一種不服輸的芝大人性格，認為經濟學可以解開真實世界的謎團。不管對或錯，那種感覺對他來說非常棒。芝大也確實給了他有力的工具和信念，讓他相信只要發揮創意運用該項工具，就可以解開社會的謎題，他說他還是研究生時就相信這點，往後也依然深信不疑。
貝克在芝加哥大學待了六年，頭三年是讀研究所。研究所唸到第二年時，就在找論文題目，當時的他，在以經濟學角度剖析民主政治方面，已經有些研究。他在這個主題所寫的論文，差一點就能刊在《政治經濟期刊》（JPE）上，但因奈特（Frank Knight）擔任審稿人，而奈特不欣賞該篇論文而沒上，貝克說他一直保留著奈特的評論。
奈特是位出色的經濟學家，是第一代芝加哥學派的領頭人，他採用規範（normative）觀點看待民主制度。他把民主制度界定為由商談而來的政府，而貝克想把民主制度看成是以特定方式運作的體制，不論是好是壞，都可用經濟分析來解讀。貝克的那篇論文所採用的分析法，是往後所謂的「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非常早期的研究成果。JPE的編輯想要刊登該篇論文，卻被審稿人否定而作罷。不過，那篇論文在經過刪節修飾後，在1956年終於刊登在《法律與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創刊號上。
開展歧視現象的探討
貝克說他曾經想過拓展該主題，並將它列入可能的博士論文題目，但後來他碰到他更感興趣的議題而作罷，那就是用經濟學分析弱勢族群受到歧視或差別待遇（discrimination）的現象，舉凡宗教、種族、
性別或其它層面的弱勢族群。
不過，雖然這是貝克一直感興趣的主題，卻一直到弗利曼和舒爾茲丟給他一個問題，才開始全面思考這個議題。他們丟出的問題是：我們要如何分析經濟體裡存在的歧視現象？當時貝克想到（他一直不知道該靈感從何而來），我們能設定個人的歧視偏好。這種偏好或偏見的衡量，是根據雇主願意多花多少薪資，以避免僱用他不喜歡用的群體成員；或是員工願意損失多少薪資，以避免為他不喜歡的群體成員工作；或是消費者願意支付多少錢，以避免買他不喜歡的群體所生產的商品。
所以，貝克分析歧視現象的方法，就是觀察人們為了實行差別待遇而願意支付的金錢，或是為此願意損失的收入。不論是房屋貸款、查緝毒品時的攔車臨檢，還是其它當代重要議題，要分析其中的歧視現象，貝克認為這是唯一恰當的方法。採用這個方法，就必須思考如何把市場歧視現象和個人偏好或偏見連結在一起。
貝克必須提出模型和分析，才能建立市場歧視（亦即市場呈現的結果）和個人歧視偏好之間的關連。他的博士論文闡述市場歧視程度，不只取決於雇主、員工和消費者的歧視偏好，也取決於產品市場、生產技術和其它許多經濟變數的競爭程度。
貝克說他在撰寫論文期間，很幸運地得到所內指導教授的鼓勵，但所裡有些人十分懷疑那怎能當做論文題目。他們的態度是：「歧視哪像是個優秀的經濟學家會去研究的主題？」他們不想激怒貝克，卻又無法說服貝克放棄該題目，只好轉而堅持說，知名的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修斯（Everett Hughes）必須加入貝克的論文審查委員會。貝克說他不認為修斯會對他的研究感興趣，但好在修斯也不反對貝克的研究內容。貝克每9個月找修斯一次，每次都獲得「還可以」的評估。就這樣，系所內質疑該項研究價值者終於閉嘴。
延遲出版的博士論文
在寫作博士論文期間，貝克曾到哈佛大學報告部分研究，也曾赴麻省理工學院（MIT）和一些人討論，一位MIT的年輕研究員得悉他研究的是「種族歧視」，就說：「我還以為你是新古典經濟學家呢！」貝克回說：「我的確是新古典經濟學家。這個主題難道不屬於新古典經濟學嗎？」貝克說他無法說服那位往後也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認同「經濟學家研究歧視現象是天經地義的事。」
這就是貝克寫博士論文、研究歧視經濟學時經常碰到的情況，最後貝克終於完成博士論文並獲得審核通過，他也將修改過的論文提交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社將他的手稿交給審查人審閱，得到的是「非常負面」的評論，出版社的編輯因此不想出版他的論文。最後是系所出面「賄賂」了大學出版社才獲得出版。畢竟芝大是市場制度的信徒，系所對出版社說會負擔部分出版成本，但也要分享該書的利潤。貝克感到欣慰的是，在出版社終於出版了《歧視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這本書的十年後，出版社編輯（也是十年前的編輯）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美國經濟評論》（AER），文中承認，貝克的書引起相當多的關注，雖然銷量不是很多，但引發很多關注。
由歧視經濟學研究所招致的負面反應，以及奈特對那篇討論民主的論文所抱持的敵意，讓貝克深深感受到，大部分經濟學家都無法接納以經濟分析的面向，來討論社會和政治議題。貝克原本期望經濟學家會為拓展經濟學範疇的雄心喝采，沒想到他的研究所引來的敵意，卻大多來自經濟學家，而不是非經濟學家，他才明白自己的想法太過天真，也體認到，所有的科學都具備強烈的、或是一定程度的保守主義色彩。不經一番爭鬥，人們不會放棄長久以來所抱持的想法和觀念，要想別人接受新想法，就必須勇於抗爭。
即便警覺到敵意，貝克仍然相信，把經濟分析應用於更廣泛的問題，其成果終究會得到認可。由於對自己的所做所為深具信心，貝克才能渡過有時相當猛烈、甚至是苛刻的反對聲浪。貝克說他之所以能保持信心，有兩大原因：一是他認為經濟學能在這些領域有所貢獻，這是非常明顯的。經濟學無法面面俱到，它不能對歧視議題做定論，可是，像市場上的差別待遇現象這麼重要的主題，在他討論歧視經濟學的書出版之前，經濟學界除了兩三個例外，幾乎可說沒有任何著墨，經濟學家對此要如何解釋？貝克認為這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他因而認為，經濟學顯然在這方面大有發揮的餘地。
這個原因固然非常重要，卻還不足以支持貝克在面臨持續高張的敵意時，堅持對抗下去，所以還需要有另一個支持他奮鬥下去的因素，那就是，他很幸運能有極高學術地位的經濟學家，和他站在同一陣線。深受他敬仰的經濟學前輩，都大力支持他，諸如他的老師弗利曼、路易斯、史蒂格勒等，還有一些他一路走來所遇到的朋友，如艾爾秦（Armen Alchian），赫許拉佛（Jack Hirshleifer）。
總而言之，貝克的研究和知識言論，在這段期間面臨強烈的反彈聲浪。知名機構沒有幾家願意僱用他。經過三年的研究所生活後，貝克接受了芝加哥大學的助理教授這一工作。他的教學負擔很輕，可以主要專注於研究。不過，貝克覺得他必須離開溫暖窩獨立生活，讓他在智力上變得更為獨立。因此，當三年聘任期滿時，芝大希望他能續任，並提出給他加薪，還提供一個獲得終身職的好機會，但他還是想離開，他覺得離巢獨立更重要。在芝大，他有像弗利曼、舒爾茲、路易斯這些名家保護他，這當然很好，只是他還是想要看看自己能否獨自撐起一片天，於是他告訴芝大，「謝謝你們的聘書，只是我真的不想留在芝大。」
貝克表示，在芝加哥大學的這六年，可能是他的學術生涯中最重要而輝煌的時期，為他後來所從事的研究打下了基礎。他快速學習，從芝大和訪問芝大的學人吸取許多知識和經驗。他的四位老師先後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分別是弗利曼（1976年獲獎）、海耶克（1974年得獎，他當時任職於芝大社會思想委員會（Committee for Social Thought），貝克上過他的研討課）、庫普曼（T.C.Koopmans,1975年得獎）和舒爾茲（1979年獲獎）。此外，芝大活潑的求學環境，讓許多人得以進行非常重要、也不斷受到肯定的研究工作。
決心離開芝大後，貝克到處求職，但就像許多學生經歷過的一樣，他發現自己並不搶手。哈佛、MIT、柏克萊、耶魯等名校對他興趣缺缺，連一次面談的機會都不給。他猜想可能是因為他出身於芝加哥大學，而當時的芝大經濟學系是經濟界的「孤臣孽子」，知名機構的人才招募單位會對芝大畢業生投以懷疑眼光。
最後只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和哥倫比亞大學要貝克去面試。前者決定不錄用，而貝克在思考過剩下的所有出路之後，決定到哥倫比亞大學，他很滿意自己的這個決定。當時，位於紐約市的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簡稱NBER）也錄用了貝克。這樣一來，貝克就可以兼顧兩邊的工作。他在這兩個地方度過12個豐收年。
1954年，貝克第一次結婚，並生育兩個女兒，為了提供更好的家庭氣氛，1957年到哥大教書後，選擇住在郊區，往返於哥倫比亞和聯邦調查局，但最後卻厭倦了通勤，在搬到紐約和離開哥倫比亞到另一所大學之間作選擇，由於1968年發生學生暴動，加速他作第二種選擇，於1970年重回芝加哥大學。
在哥倫比亞大學與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時期
在哥大和NBER工作時，貝克開始研究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他加入NBER時，當時的局長費伯利肯（Solomon Fabricant）問他想要做什麼研究。貝克說他從歧視經濟學研究中看到，在不同的教育程度工作者之間，所得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不論是黑人或白人族群都是如此。他也知道舒爾茲一直在研究人力資本，而這個主題深深吸引了他。所以，貝克告訴費伯利肯，他想研究教育訓練的投資報酬率。這在NBER是個全新領域，而費伯利肯表示會儘可能提供協助，他也的確為貝克的教育和所得研究爭取到一筆小額研究經費。貝克於是在1957年開始進行此項研究。
貝克說他很快體認到，人力資本領域研究需要做的，遠遠超過計算投資報酬率。那時的人力資本投資缺乏理論基礎，貝克說他本來是要做實證研究，卻不得不從建構研究的理論基礎做起。他在勾勒出一些基本理論時，完全沒有料想到最後的結果會是什麼。在潛心研究理論、設法發展人力資本投資的理論基礎時，貝克覺得他的理論可以解釋所得隨著年齡而提高的現象，教育對所得分配的效應、人力資本的外部性，以及許多到後來人們都還在爭論的議題。在他開始體認到，該架構竟然可以整合個人所得、各職業間所得差異，以及就業面的許多現象和規劃時， 貝克先是訝異，後來就非常興奮。
在1959年的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簡稱AEA）年會中，貝克首次發表部分研究成果。他提交了一篇比較美國的學校教育和實體資本報酬率的簡短論文，出乎意料的是，該篇論文竟然激怒了與會人士。為什麼那些與會者要勃然大怒？在現今來看，實在是很好笑：他們生氣的原因是，貝克竟然敢把教育看成經濟活動。他們認為那種假設貶低了教育的文化或非經濟層面。貝克說他當時對批判者的回應儘管充滿熱忱，但不夠圓滑。那場討論是該次研究會辯論最激烈的議程之一。貝克說他當時雖被嚇到了，但他對自己研究的信心卻絲毫不減，因為他覺得那些評論是太好笑了。當時只有29歲的貝克，說他實在不敢相信，那些經濟學前輩竟會對他的論文做出那麼愚昧的評論。
「人力資本」顯現亮光
貝克在NBER持續鑽研人力資本經濟學，1962年發表了一篇論文，獲得不錯的反應，而1964年他出版了一本往後影響重大的書，書名是《人力資本：以教育為專題的理論和實證分析》（Human Capital：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這個長長的副標題早就被遺忘，如今只是《人力資本》。 貝克表示，「人力資本」這個書名是經歷長時間的辯論之後才被接受。因為有人說「把人力稱作資本，就是把人類看成沒有靈魂的東西」，有人會大作文章，把「人力資本」改稱「人力牲口」（human cattle，cattle和capital幾乎同音），指責貝克不把人當人看。貝克說他知道會這樣，他也大可含糊其辭，採用當時大家已耳熟能詳的「人力資源」（human resouce）忽攏過去，但他決定不躲閃，堅持用《人力資本》，不過，還是附加一個長長的副標來稍為保護自己。
雖在完成這項研究之前，貝克確實深信「人力資本」是理解許多社經問題的關鍵概念，但他承認沒想到它的影響是如此的深廣。「人力資本」這個詞不斷被引用，而且不只學術文獻上用，美國兩黨的政治人物、記者，甚至連教宗的通諭都用上了。不久之後，有些原本抗拒這個詞的人開始意識到：「如果我們把什麼都叫做『人力資本』，宣稱我們是在對人做投資，申請公共經費就名正言順了。」貝克說他記得，當時的芝加哥教育部長威利斯（Benjamin Willis）邀請他在部長會議中演講時告訴他：「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不喜歡『人力資本』這個詞；它可是我們這些做部長的人挖到更多經費的好工具。」貝克認為，這應該是「人力資本」廣受歡迎的部分原因，而他也感慨，往後不管什麼事物都打著「人力資本」的旗號，包括一些名不正、言不順的東西。
貝克認為，「人力資本」這個詞之所以如此廣受愛用、重要性持續增加而不稍退，更根本的原因是它用一個簡單的基本觀念，結合了諸多影響個人和經濟的行為。重點就在，人力資本將個人視為經濟的核心，而不是機器、設備和廠房，或其它無生命的物體。「人」才是推動經濟巨輪的動力，也是決定經濟富庶或貧困的因素：人力資本是生產力和民生福祉的最關鍵因素。不論是技術的代代相傳，還是學校教育、工作場所的訓練和知識活動，人力資本的投資決定了個人和經濟體的人力資本存量。貝克堅信這才是「人力資本」這個詞的號召力終能長久的根本原因，也可以說，「人力資本」這個觀念整合了人的行為的多重面向，把人推向經濟舞台的中心。
上文提過，1960年代學運潮襲美，1968和1969兩年美國各大學都受襲，哥倫比亞大學受襲的強度數一數二，這令貝克感到非常煩悶，他說不是因為學生的行為，而是學校當局面對學生的破壞伎倆（貝克認為是忍無可忍的行徑）時表現得軟弱無能，以及最後出現的逃避態度，尤其讓他失望的是，系上大部分資深同事的態度。就在他認為有清楚而簡單的步驟可以維護大學的知識誠篤（intellectual integrity）時，他們卻顯得軟弱而優柔寡斷。貝克乃對同事失去信任，對未來感到黯然無光，他於是開始考慮離開哥大，開始四處謀出路。
當時在哈佛任職教授的艾克斯坦（Otto Eckstein）代經濟系探詢貝克赴哈佛的意願，而艾克斯坦是貝克從大學時代就認識的老朋友。他問貝克說：「你有興趣來哈佛嗎？這對你是個大好機會。」貝克回說有興趣，哈佛那邊經由投票通過給貝克一年的聘書，貝克立即回絕。貝克認為，給一年聘期表示哈佛方對他不是很有興趣。艾克斯坦曾提到給貝克長聘，顯然長聘一事遭到部分經濟系成員否決，貝克於是斷然拒絕。貝克表示，芝加哥大學一直是唯一對他有興趣的名校，這個時候他們又重修聘書，要貝克返回芝大。貝克回覆說：「我會回芝大訪問一年。」而他答應芝大的聘任內容正是哈佛希望他接受的，貝克說他很清楚芝加哥大學希望他能一直留在芝大。
重回芝大以至於終
1970年，貝克重新踏進芝加哥大學校園，發現芝大啟迪人心的環境，絲毫不遜於當年。弗利曼仍留在芝大，且聲望正如日中天，史蒂格勒正在進行產業組織和政治經濟學十分重要的研究工作。當時還有布雷克‧法碼（Eugene Fama，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勒（Merton Miller，1923~2000，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修斯（Myron Scholes，199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共同潛心建構嚴謹的財務方法和選擇權的評價法。寇斯（Ronald H.Coase，1910~2013，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波斯納（Richard Posner）、蘭迪斯（Willian Landes）、鄧賽斯（Harold Demsetz）等人則根據達瑞克特的開創性研究，潛心於法律經濟學分析領域。貝克在犯罪經濟學的研究，與他們的興趣不謀而合。還有傅戈（Robert Fogel，1926~2013，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正在經濟史領域開疆拓土，他一開始是研究奴隸制度，後來又擴展至其它主題。貝克不禁讚歎說，芝加哥大學真是個神奇的地方！
在一長串的理想追尋之旅後，貝克葉落歸根決定留在芝大，接受了芝大的聘任。他覺得長期待在芝大能幫助他恢復活力，而事實也的確是這樣。貝克說他和史蒂格勒建立了十分深厚篤實的友誼，史蒂格勒也成為他最好的朋友，兩人也在許多研究計劃上合作。貝克說，那些年他從史蒂格勒身上學到很多，遺憾的是，史蒂格勒在1991年去世，雖然已達80歲高齡，但其時的心智仍然十分活躍，聲望正如日中天。
返還芝大任教後，貝克決定繼續研究家庭經濟學。他回憶，曾經坐在紐約一家旅館的房間裡，思索著婚姻問題：誰和誰結婚？他說自己也不知道那時為什麼會去想那個問題。那個時候他的第一任妻子已經過世（1970年去世），而當時他還未再婚（貝克在1980年第二次結婚，妻子名叫吉蒂‧納沙特（Guity Nashat），是一位中東歷史學家，芝大社會學系教授，研究領域與貝克相同，對婦女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角色和經濟成長的原因有深入研究，她的個人與職業相容性讓貝克的生活變得更為美好。）或許這些想法和他的遭遇有些關係。
貝克在思索「誰和誰結婚」這個問題時，認為似乎可以想像有個婚姻市場的存在。它不是有著明確買賣行為的市場，可是情侶配對就如同市場的運作；人們彼此看對眼，然後開始約會等等。
貝克建構了一些決定婚配的原則，並加入幾個「定理」，然後寫了一篇論文投稿到《政治經濟期刊》（JPE）。該篇論文的審查人，恰好就是那位先前對他的歧視研究不表認同的著名經濟學家（史蒂格勒當時是JPE的編輯，向貝克透露此事）。該位審查人討厭該篇論文，並說：「貝克幹嘛浪費時間研究這些。」而史蒂格勒不認同審查人的說法，他告訴貝克，即使審查人的評論是負面的，他還是欣賞該篇論文，而他們也會將之刊登。史蒂格勒也真的說到做到，刊登了那篇論文。
幾年後，貝克再寫了一篇討論離婚的論文，有位十分優秀的經濟學家擔任審查者，回覆JPE編輯委員會，認為不應該錄用該篇論文。史蒂格勒再度拒絕審稿人的建議，將貝克的論文修改後刊登出來。後來那些論文都獲得廣泛的迴響，引發了相當多的後續研究。
《家庭論》的出版
也就在這段期間，貝克覺得應該把這些研究成果彙整成一本家庭經濟學的書，以整合生育、離婚、婚姻、對子女的投資以及家庭的演變等主題。他在書中甚至探討了一些不屬於人類社會的議題。他全神貫注，為這本書投注了四、五年的心力，他說曾經多次在夜半時分醒過來寫書。寫作這本書可說是個嘔心瀝血的過程，而這本《家庭論》（A Treatise on the Family）也終於在1981年出版。貝克說他完成本書的寫作之後心力交瘁，大約花了兩年的時間才恢復對研究的熱情。他表示，要詳盡討論家庭這個主題原本就是個難題，因為其中包含諸多歷史和文化的面向。《家庭論》這本書一直受到爭議，正如諾貝爾獎委員會在1992年頒獎給貝克時，發布的新聞稿所言：「貝克的分析通常具爭議性，因此從一開始就遭遇質疑，甚至不信任。」貝克認為，以這句話形容他的家庭經濟學研究，再貼切不過！
《家庭論》是貝克最頂峰的研究，之後又擴展到一些被認為「非經濟領域」的研究，他特別提到與墨菲（Kevin M.Murphy）合作而得獎的研究。墨非是貝克的學生，是一個聰明的經濟學家，1997年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得主，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他和貝克根據史蒂格勒與貝克早年對偏好和上癮的研究〈各有所好〉（De Gustibus Non Est Dusputandum，刊登於1997年《美國經濟評論》）以及芝加哥大學依安諾克奈（Laurence Iannoccone）的博士論文，進一步寫了幾篇論文，其中的一個主題就是「理性上癮」（rational addiction）。
走出象牙塔
1985年之前，貝克一直從事學術研究和大學教書工作，研究工作雖都和教育、犯罪、家庭、歧視、上癮、政治等公共政策議題密切相關，卻一直和公共政策辯論保持距離，也不曾向任何政治人物提供建言，更不曾在公眾媒體中發表隻字片語，不管是在報紙、雜誌或其它類似媒體都沒有。1985年，55歲的貝克，從事經濟研究已有35個年頭之久，卻還不曾為一般大眾寫過一篇文章。當時，有些經濟學家才滿30歲就開始寫專欄，而貝克卻認為，專注於研究對他是最適當的專業勞動分工。
因此，當他在1985年接到《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編輯札克（Seymout Zucker）的電話時感到非常的驚訝， 而且早幾年前，他還曾因為該雜誌在某件事上錯誤引用他的話而被他批評過呢！打電話來的人問貝克：「您願意多為我們的雜誌定期寫專欄嗎？每四週一篇，篇幅是一頁。」
貝克說他心裡的直覺反應是拒絕他們的提議，但口中卻回答說：「我沒寫過專欄，這會讓我荒廢學術研究。不過，你讓我考慮一下，我再回你電話。」對方接口說：「太好了！我還以為你會直接拒絕我呢！」
掛了電話後，貝克告訴太太吉蒂這件事，吉蒂說：「你應該接受。」而且費了一番唇舌勸說，吉蒂認為寫專欄有助於傳播自己的想法，甚至能對公共政策產生一些影響，如果到後來還是不喜歡，也認為可以隨時喊停。吉蒂並且答應幫忙讀貝克的初稿，且提供建議。貝克之後承認，吉蒂的建議很好，他又表示，幾十年來，不管在專業上或私底下，吉蒂都能給他絕佳的建議和鼓勵，對貝克的影響既深且遠。
在此，有必要說說吉蒂這位才女。她是伊朗人，其家庭和文化背景則是源自於其它中東國家。她在進入開羅的美國大學主修新聞以後，就開始對政治和時事感到興趣。她在開羅的時間雖不長，却曾在伊朗當時最大的日報擔任記者，同時也為埃及廣播公司開設波斯語的節目。大三時，吉蒂轉到波納大學（Barnarel University），主修英國文學，因為她想了解西方文化。畢業後，吉蒂到哥倫比亞新聞學院就讀，延伸她在新聞方面的興趣，後來在倫敦住了五年，為英國廣播公司（BBC）等媒體的波斯語節目擔任記者工作。
由於中東地區在政治上採壓迫政策，因而吉蒂不願意回伊朗，決定再到美國，選讀歷史。她在芝大唸書期間，認識了貝克，並和他結婚。在學術研究方面，吉蒂認為要進一步了解當今社會問題，包括各國婦女所受到的待遇等，都必須先了解這些問題過去的演變過程才行。
有這位精通新聞寫作和社會、歷史學者的賢內助的鼓勵並願意幫忙，貝克就在1985年5月，接受了札克的建議，給自己一個機會試試看。札克暗示，《商業週刊》也把這項計劃當作試驗性質，未必會進行得很順利。後來《商業週刊》的主編薛帕德（Stephen Shepard）把合約送來，上面寫著「任何一方只要在一個月前向對方提出請求，就能取消這份合約」。就這樣貝克下海寫專欄。
貝克表示，為普羅大眾寫專欄很難，而寫作最難的就是寫短文。寫短文要花的心力比寫長文要多得多，他每篇大約要寫八百字，加上《商業週刊》的編輯文字之後變成一頁，而且必須用淺顯易懂的白話文。對貝克來說，這是件困難的差事，但他還是覺得自己很幸運，覺得那是非常棒的經驗，讓他學會如何不用術語、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表達經濟學觀念。他也相信，所有重要的經濟學觀念都能用淺顯易懂的語言表達出來。當然，這也可能需用到一些工具，才能有系統的建構一個觀念，但任何觀點的精義都可用簡單的語言表達。貝克認為，要是有人說某個觀念複雜到無以言諭，通常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簡單陳述這個觀念，有時甚至是因為他們沒有徹底了解這個觀念。
透過為普羅大眾寫作專欄，貝克探討了包羅萬象的主題，而他在經濟學領域的興趣廣泛，寫專欄更進一步擴展了他的興趣。在19年（1985~2004年）的寫作專欄期間，貝克的寫作主題包括棒球、全國大學體育聯盟（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禁止學生運動員領薪的不公平待遇、婚約和宗教、移民、教育，還有歷任總統或政壇候選人的政策。
卸下專欄寫作後，自2004年12月起，貝克和理察‧波斯納（Richard A.Posner，美國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法官，法律經濟學創始人之一，芝加哥大學法學院高級講師）共同開闢一個網站，繼續時不時的發表時論。
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當貝克進入經濟學領域專業研究時，還沒有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出現。我們知道，諾貝爾獎是1901年設立的，原先只有物理、化學、醫學、文學以及和平獎五種。到1968年瑞典中央銀行為慶祝成立三百周年，乃出資創設「瑞典中央銀行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於1969年開始頒發，基本上給獎標準比照原先的五種，此後每年合併成六項諾貝爾獎一起頒授。而美國經濟學會（AEA）曾設立兩個獎項，一是每兩年頒給一位四十歲以下的經濟學家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一是頒給資深經濟學家的沃克獎（Francis Walker Prize）。
貝克早在1967年就獲得克拉克獎章，而沃克獎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出現後就停止頒發了。自1980年貝克返回芝大任教之後，他的名字就開始出現在諾貝爾獎熱門候選人名單中。由於當時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的時間僅十二年，因此排隊等領獎的隊伍很長，其中有許多夠資格得獎的資深經濟學家。貝克說他知道即使真的能獲獎，也應該要等久一些，更何況他能否得獎還是一個未知數。到了1980年代後期，他說他的壓力愈來愈大，因為他經常被點名為出線呼聲最高的候選人。在他得獎之前，一個由某些經濟學家組成的賭盤，連續三、四年將他列為「最愛」（也就是說，最看好賠率最低的候選人）。人們和記者經常問他：「你什麼時候會得獎？」或在每年公布得獎人時問他：「你今年為什麼沒得獎？」讓他深深困擾著。
貝克坦然承認他想要拿諾貝爾獎，聲譽和獎金是重要原因，而另一個原因也同樣重要。他的許多學生、還有許多人都追隨他的研究路線，他們的研究領域通常在傳統經濟學的狹窄範圍之外。這些經濟學家在經濟學這條路上，通常走得很辛苦，有些甚至找不到工作。他舉例說，多年前他有一個研究宗教的得意門生，畢業後幾乎找不到機構願意僱用他。但之後他成為宗教領域公認的出色經濟學家，可能是宗教研究所有領域的第一把交椅。但他卻曾有求職無門的時候，有人會說：「宗教？這算哪門子經濟學家的研究主題？」貝克希望他自己能得到諾貝爾獎的肯定，以證明「人的行為」的經濟分析是名正言順的經濟研究，所從事的是實實在在的經濟研究工作。不過，他的研究在1992年時還是具爭議性，尤其是在西歐，因而他也就懷疑自己可能和諾貝爾獎無緣。
當時，貝克認為他已不可能拿到1992年的諾貝爾獎，因為1990年的3位經濟學獎得主中，有兩位是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1991年的得主寇斯，也是芝大經濟學家，他相信諾貝爾獎委員會不可能讓芝大學者連續三年獲獎。而1992年夏天，貝克得了重感冒，還發了高燒，醫生希望他去住院，但太太吉蒂堅持不肯。那時的貝克於是沒掛念諾貝爾獎，甚至連什麼時候要宣佈得獎人名單都不知道，而且已經一個星期沒去學校了。
1992年10月13日清晨五點半，貝克還未起床，太太吉蒂已經起來批改作業，電話響了起來，吉蒂趕忙接電話，深怕電話鈴聲打擾貝克的睡眠，且以有點不悅口氣接聽。來電者說有很重要的事要找貝克教授，吉蒂想叫醒貝克，但貝克一直說：「我想睡覺，我已經很久沒睡個好覺了」。吉蒂說：「不行，這是從瑞典打來的電話。」「瑞典」就像是個神奇金咒，讓貝克心頭為之一震，雖然他不知道已經公布得獎人，但聽到「從瑞典打來的電話」時，貝克猜想：「嗯，可能這就是了！」
吉蒂坐在一旁看貝克面無表情對著電話筒連聲答「是」，猜想對方應是打來問貝克對其他候選人的意見，在聽到貝克說：「非常感謝您。請您轉吿委員會，這是我莫大的榮耀。」掛上電話時，吉蒂就大聲歡呼，而貝克則說：「我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真好！」接著貝克打電話通知四個孩子後，就把電話筒拿起來，趁著片刻寧靜享用早餐。大約六點半左右，記者、《紐約時報》、大學裡的人就統統找上門來了。
雖然諾貝爾委員會的發布稿中說貝克的研究具爭議性，但他們仍然把獎頒給了貝克，而當時在瑞典曾出現一些抗議聲浪反對貝克獲獎，瑞典有些女性主義團體對貝克得獎尤其不滿。他們指控貝克對家庭的研究是反女性主義，且曾討論過是否要杯葛貝克的諾貝爾獎受獎演說。或許這些爭議事件反而打響了貝克該場演講的知名度。貝克受獎演講時座無虛席，到處都站滿了人，但沒人擾亂會場，一切都進行得非常順利，貝克度過那美好的一週。有趣的是，影響貝克最大的弗利曼，在1976年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出現了漫天的抗議，在瑞典頒獎當天，場內有一人示威，場外更有四千人示威，因為示威者擋道，使諾貝爾獎頒獎結束後所舉行的傳統晚宴，首度延遲開席。看來貝克不愧是弗利曼的嫡傳弟子，同樣是特立獨行、守正不阿、不畏譏讒的勇者。
諾貝爾獎肯定了貝克在四個領域的研究，一是人力資本投資，二是家庭（或家計單位）行為，包括家庭中的工作分配和時間配置，三是犯罪和處罰，四是勞動和財貨市場的差別待遇現象（歧視）。貝克私下得知有些評審委員不願把獎頒給他，但因他是過去幾年最常被經濟學家點名看好的獲獎者，因此委員會認為必須把獎頒給貝克。貝克表示沒關係，有總比沒有好。
有人研究發現，諾貝爾獎得主在得獎之後的研究工作比得獎前少很多。貝克說他注意到了這項由幾位社會學家所做的研究，毫無疑問的，獲獎之後必定會有更多的事物來瓜分時間，各種邀約也會接踵而來。不過，貝克決心繼續做研究，不讓生活起大變化。1992年得獎後到2000年，貝克出版了三本書，1996年出版《解讀偏好》（Accounting for Tastes），1997年出版《生活的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Life，這是《商業週刊》的專欄文章合集，與太太吉蒂聯名合著），2000年出版《社會經濟學》（Social Economics：Market Behavior in a Social Environment，與墨菲合著）。
貝克除了獲得克拉克獎章和諾貝爾獎外，1972年被選為美國文理研究院院士，1975年又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2000年獲美國國家科學獎，2004年獲約翰‧馮‧紐曼獎，2007年再獲得總統自由勳章。1984到1985年，貝克曾擔任芝大經濟學系主任，1987年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1990~1992年擔任蒙貝勒蘭學會（MPS）會長。貝克還曾於1988年在日本財政部財政與貨幣政策研究所當研究員，1990年之後一直是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更曾於1996年擔任美國總統候選人杜爾（Bob Dole）的經濟顧問，自1983年起擔任芝大經濟系和社會學系講座教授，2014年5月3日在芝加哥去世，享年83歲。
（待續）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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