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2月20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Jeff Louderback, Jan Jekielek撰文／张紫珺编译）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简称NIH）院长杰伊‧巴塔查理亚（Jay Bhattacharya）博士称，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视为专门发表论文的机构。
他说，在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第二个任期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经将资金重点转移到“可证明、可检验的假设，而不是意识形态叙事”，并由此进行了广泛的改革。
巴塔查理亚在三年时间内先后获得了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和医学学位。他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高级编辑杨杰凯（Jan Jekielek）的采访时，介绍了在他担任研究院院长的第一年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实施的改革，并畅谈自己对未来三年的愿景。
巴塔查理亚表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过去几十年里，对于医学的发展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到了21世纪，这个机构变得“更为保守，不愿承担学术上的风险”。
与此同时，研究院却“愿意冒险参与一些危险的、旨在获取特定功能以及其它社会议程的活动，例如DEI（全称为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实际上这个机构根本不应该参与这些活动。”
“我认为，在我的领导下，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以及在卫生部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部长的监督下……现在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正在着手真正解决这个国家的慢性健康问题，扭转平均寿命停滞不前的局面，并履行这个机构的使命……进行研究，从而改善美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健康，延长人们的寿命。”他说道。
据巴塔查理亚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简称HHS）管理的13个直属机构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支持机构，为全球85%的生物医学研究提供资金。
他说，通过向学术机构和医院的数十万研究人员提供资助的方式，NIH为科学研究提供约500亿美元的资金。
巴塔查理亚指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并非直接制定公共卫生决策或政策的机构。他还表示打算“消除存在了数十年的科学政治化现象”。
政治议程
巴塔查理亚告诉《大纪元时报》：“在过去的15到20年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已经将政治议程而非科学议程纳入其中。”
“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可能就是DEI——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他说道。
“假如你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外的研究人员，如果想要获得额外的、相对容易的资金，就必须承诺进行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DEI）方面的研究。但是经过深入调查之后发现，很多这类研究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科学依据。我甚至不认为它们属于科学范畴。”
巴塔查理亚以一个具体的项目为例，该项目研究的问题是：“结构性种族主义是否为导致非裔美国人高血压治疗效果不如它种族的根本原因？”
“这个假设的问题在于根本无法验证。”他说道。“如果结构性种族主义是原因，那么你该如何设立对照组来验证这个假设呢？……所有这些措施实际上都没有给任何人带来更好的健康，更不用说非裔美国人了。”
“全国的科学家们都明白，如果他们想要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支持，就需要提出有可能改善民众健康的项目，而不是去实现一些不应该属于NIH的意识形态。”
自川普总统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经重新调整了资金来源。
巴塔查理亚说，这其中包括为“青年科学家”（early career scientists）分配资金。
资金变更
巴塔查理亚表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教育机构的方式应该进行“根本性的改变”，他打算与国会合作“实现这个目标”。
1月5日，联邦上诉法院裁定，川普政府不能减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向接受拨款者支付的间接成本（包括行政和设施维护）的金额。
该裁决适用于马萨诸塞州和其它21个州的司法部长提起的三起诉讼，以及医院、学校和代表这些机构的协会所提起的诉讼。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于2025年2月发布了一份题为“2024年NIH拨款政策声明补充指南：间接成本率”（Supplemental Guidance to the 2024 NIH Grants Policy Statement: Indirect Cost Rates，02/07/2025）的指导文件，以限制拨付给研究机构用于支付间接成本的资助金额。这些间接成本包括与设备、设施和研究人员等相关的费用，无法直接与某个具体的研究项目关联。
该指导文件指出，无论大学在研究中实际产生了多少费用，这些间接成本都不得超过直接研究经费的15%。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指出，尽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和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等大学拥有数十亿美元的捐赠基金，它们所收取的间接成本比例超过了直接研究经费的60%。
提起诉讼者的律师表示，小型大学没有那么多的捐赠基金，如果该指导意见生效，将会导致学校大量裁员、临床试验停滞不前，实验室被迫关闭。
“如果没有能够赢得科研经费的优秀科学家，你就无法获得设施支持。但为了吸引优秀的科学家加入你的机构，你必须拥有优秀的设施。这种两难局面注定了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获得的资助将会集中在相对较少的机构中。”巴塔查理亚说道。
他说，像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俄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和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这样的公立大学的科学家们理应像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一样，有机会获得科研经费。
与中国打交道
巴塔查理亚表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与中国的研究合作关系，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
“美国对中国的生物医学研究事业进行了投资。几乎所有知名的中国顶尖生物医学研究人员都曾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部分资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美国接受过培训，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非常巨大。”他说道。
“疫情之后，尤其是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回过头来看，这似乎并不是一项明智的投资。”
提到与武汉病毒研究所（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简称WIV）的合作时，巴塔查理亚表示，对于外国研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必须采取更为安全的措施。
他说：“以武汉为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了……生态健康联盟（Eco Health Alliance），该联盟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分包关系。”
“疫情爆发之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想要获得武汉实验室的研究纪录，然而生态健康联盟基本上完全延迟报告，没有透露它所知道的任何情况。”巴塔查理亚说道。
“最后他们，‘嗯，是这样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不归于我们管。我们拿不到实验室纪录本。’”
他指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了与中国合作开展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实际上非常危险，甚至有可能确实导致了这场大流行病。”
在巴塔查理亚的领导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现在对国内外机构采取了更严格的审计程序。
“如果项目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那么（国内外的）机构都必须与NIH建立直接的审计关系。”他说道。“如果外国机构不配合，NIH可以停止向其提供资金……这叫做子项目制度。这是我上任之后所做的优先事项之一。”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总部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Bethesda），下辖27个研究所，专注于健康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简称NCI）、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简称NIMH）和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简称NIAID，该研究所此前由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领导）。
据巴塔查理亚称，现在正根据项目对解决慢性病问题的贡献程度，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进行评估。
他透露，该研究院每年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科学家的大约10万份申请，但只能资助其中的8,000到10,000份研究申请。
功能增益研究
巴塔查理亚在采访中回应了民众对危险性病原体增强的担忧，这种增强被称为功能增益研究（gain-of-function research）。
2025年8月7日，川普总统签署了一项题为“加强对联邦拨款的监督”（Improving Oversight of Federal Grantmaking）的行政命令，试图收紧此类拨款的审批参数，并要求行政任命人员对拨款决定进行评估。
白宫随即在一份题为“唐纳德‧川普总统停止浪费性拨款”（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Stops Wasteful Grantmaking，08/07/2025）的情况说明书中表示，今后，联邦拨款将由川普总统任命的官员“进行更严格的评估”，以“核实每一美元拨款是否惠及美国人，而不是让获得资助者中饱私囊，或助长有损美国的活动”。
情况说明书指出，在过去，联邦拨款曾经被用于支持“危害国家安全和基本权利的危险且有害的项目”。
白宫提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该研究所部分资金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称其“极有可能是新冠病毒（COVID-19，即中共病毒）全球疫情的源头”。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金被用于资助功能增益研究。
巴塔查理亚在2月4日的一次圆桌会议上说：“那种认为可以去到荒野，比如中国南方的蝙蝠洞和其它地方，把地球上所有的病原体都带到实验室里，在那里对它们进行处理……然后找出哪些病原体最有可能传播到人类群体中，从而引发大流行的想法……完全是一厢情愿，而且在本届政府的领导下已经彻底结束了。”
巴塔查理亚的COVID-19行动
巴塔查理亚曾经公开批评新冠疫情期间实施的各项措施。2020年，他批评口罩强制令、封城和学校关闭等干预措施，首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巴塔查理亚和其他两位医生发表了《大巴灵顿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中，主张对弱势群体进行“重点保护”，同时允许低风险群体恢复正常活动。
该宣言发布几天之后，时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就写信给福奇博士，将这些医生称为“边缘流行病学家”（fringe epidemiologists），并表示希望对他们发布的宣言进行“迅速而毁灭性的驳斥”（quick and devastating takedown）。
小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期间，提出要解决他所称的政府机构被企业控制的问题，并强调了此举的重要性，以及提高透明度的必要性。
巴塔查理亚表示，他将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的职位上重点关注这两个问题。
他希望创建一个网站，让公众能够在上面搜索研究人员，并找到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从制药公司获得的任何资助，就像追踪竞选财务和游说数据的“开放秘密网站”（OpenSecrets.org）一样，只不过这个网站追踪的是医生的数据。
巴塔查理亚说：“如果你有一个源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理念，然后一家制药公司利用这个理念开发出可以改善健康状况或治愈某些疾病的产品，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
“糟糕的是，当研究人员存在利益冲突却隐瞒不报时，人们就不知道在利益冲突。……我认为，一旦你了解了某个特定研究人员的资金结构之后，你就能看清什么地方存在利益冲突。”
“当你阅读一些研究报告时，你肯定想知道它是否是得到了制药公司……或其它机构的资助。”
原文：How Bhattacharya’s NIH Is Rethinking China, DEI, and High‑Risk Labs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责任编辑：叶紫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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