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2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戴德蔓台湾台北报导）电影《世纪血案》引发的争议，让不少民众、特别是年轻世代开始“回头补课”228。79年过去，历史距离拉远，记忆却没有自动变清楚——更棘手的是，当社群时代把情绪放大、把立场切得更细，“纪念”很容易被简化成互相贴标签；而在两岸紧张与认知战阴影下，228也可能成为中共势力挑动内部对立的切口。
228事件届满79周年，60多个民团也于27日举办纪念行动，担任行动召集人、身为1989年为捍卫言论自由自焚殉道的郑南榕胞弟郑清华向《大纪元时报》表示：“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历史真相摊到台面上，大家好好来探讨。”多年来持续关注转型正义与民主议题的他认为，唯有让真相被看见，社会才有谈原谅的基础；而言论自由之所以珍贵，也必须建立在对自身言论负责的前提之上。
从“228”符号回到完整时间轴
针对近来因电影再度引发年轻世代关注228议题，郑清华表示，放眼世界，“威权统治者都会希望，他们曾经使用的暴力不要被留下来，最好装作没事”，台湾也不例外。
他说，台湾历史脉络特殊，经历清帝国割让、日本50年统治，再到战后由国民政府接收，社会心情从“欢喜回归祖国”逐渐转为失望，矛盾在短时间内累积。尤其战后治理落差、文化差异与政治认同错位交织，使冲突在1947年爆发，“那个恐怖的现象确实发生了”。
郑清华认为，“228”作为一个符号，其实是统治者以“镇暴”视角留下的标记；若从受害者角度检视历史，不能只停留在一天的日期，而应回到整段时间轴，包括“三月屠杀”与后续镇压行动，完整理解事件脉络。他强调，对当代台湾而言，228是悲惨记忆的起点，但纪念的意义不在反复情绪，而在重新回到历史原点，厘清真相，“弄清楚之后，未来同一个社会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才有互相原谅的基础。”
念出名字 让数字回到人
谈到今年以“记忆相依，抵抗侵权”为题的228纪念行动，台湾大学台语文社社长林以晴向《大纪元时报》表示，每年都有人质疑“一直讲会不会太多”，但真正走进个案后，感受截然不同。
“每一个案件都是独立的事情，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家人，以及遭遇的悲剧。”她认为，活动最有意义之处，就是一个一个念出受害者姓名，因为“当你念出名字，就会感受到这个名字背后的重量”。在她看来，所谓的大屠杀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悲剧累积而成；若不反复提起，228很容易被简化成课本上的几个数字，失去作为集体记忆的温度。
林以晴坦言，自己最初关注228，源于对语言平权与台湾主体性的思考。她说，若对自身历史缺乏理解，社会就难以建立主体性；而228与白色恐怖，是理解台湾近代历史不可忽视的一段。她观察，课本常停留在“查缉私烟”等表面叙事，却忽略数字背后一次次残酷的遭遇。要避免纪念流于仪式化，就必须“戳破表面的数字”，让故事回到人名与人生本身。
她也提到，近来不少人透过网路分享家族记忆与历史经验，让过去的事件不再只是抽象符号，而成为具体的人与生命，“让数字变成一个又一个的人名跟他们的人生”，才能真正让新世代理解这段历史的意义。
言论自由的边界：百分之百，也要负百分之百责任
针对近年有人将“言论被压缩”等同于“没有言论自由”，甚至将政府贴上“极权”标签，也有人因不了解历史背景，认为郑南榕自焚过于激烈，郑清华回到1984至1989年《自由时代周刊》的脉络指出，郑南榕高举“百分之百言论自由”，是“当你被压到墙角、要反抗”时的宣示。
但他强调，这个主张核心并非只有“自由”，还有不可缺少的“责任”。郑南榕在杂志封底写下“本文全责一律由总编辑郑南榕负责，目录页恕不详具作者姓名”，是为了不让写作者遭当局压制或迫害，也清楚表明：享有发表言论的自由，同时必须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起责任。
他表示，如今自媒体比例升高，发表言论的工具变多，“随便说说没有证据就都可以说”的风气，更容易撕裂社会。言论自由不能用来压制他人言论，也不能用来迫害别人或损害民主制度；真正需要被提醒的是，社会在享受言论自由的同时，要记得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心理防卫最弱 教育与逻辑成关键
谈到同温层、颠倒是非与中共渗透分化的忧虑，郑清华认为这已进入“心理防卫与认知战”层次。他指出，民间防卫可分为灾难、战争与心理三面向。前两者多属物理与生理准备，例如添购硬体、准备药物、认识防空避难所，或强化体能；但心理防卫最为薄弱，而它来自教育。
他主张课纲应持续反映真实历史，同时补强逻辑思考训练。因为缺乏推理能力，就“很容易受骗”。在资讯爆炸时代，人们可以从云端自学，但也可能接收到不真实的讯息，因此必须学会判断；“逻辑学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防卫机制。”
外省第二代的反思：和解不是要求别人放下
针对外省第二代如何看待228历史，中华保台反共复国党秘书长程凯力向《大纪元时报》表示，应回到当时历史时空理解背景，而非以今日视角简化判断。他说，战后国际局势、接收过程、国共内战、军纪问题、治理落差与中共潜伏组织等多重因素交织，“种种因素纠结在一起，造成这个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悲剧。”他认为，各方立场皆有时代局限，社会应在充分理解脉络后，学习放下仇恨，才能团结面对当前中共威胁。
程凯力坦言，早年政治对立氛围浓厚时，外省族群确实曾承受标签与敌意，“一路走来是感受到被仇恨的感觉。”但他观察，如今年轻世代对本省、外省界线已日益模糊，族群对立不若过去鲜明。
谈到“历史究责”与“世代和解”如何取得平衡，他表示，和解不是要求对方放下，而是“我们自己先放下”。他主张区分“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强调前者是制度框架，“铁打的中华民国、流水的兵”，不应与特定政党画上等号。他也认为，部分外省家庭过去确实存在优越感与阶层落差，应诚实面对并道歉，透过实际承诺与制度补偿展现诚意，才可能化解历史纠结。
分化与渗透：历史议题如何被操作？
中共也会藉228事件分化台湾内部，谈到“认清中共”与“分化操作”，程凯力指出，中共长期透过宣传塑造“中共很强大”的想像，并藉由利益收买与组织动员，深入台湾社会“渗透、收买、挑拨离间”。他举例，中共透过团体、里长系统动员民众赴陆，“落地招待”式行程看似便宜，实际上是让人“为了区区一点小利”与其配合运作，进一步强化“不可抗”的心理。
在他看来，台湾不能只停留在“备战”与被动防守，而应有“两手策略”：一手强化自身防卫，一手主动对外论述，善用“中华民国法统”团结海外华人与中国境内反感中共极权者。若只强调“互不隶属”而不对对岸社会进行政治论述，等于把战场完全留给对方，形成不对等对抗，让中共有空间持续渗透与分化。
程凯力也观察，部分过去亲中的“红统”圈层已出现转向迹象，因为看见中共内部局势动荡；但即使“看清了”，许多人仍基于既得利益与现实考量选择观望。他认为，只有当中共真正走向崩解时，这些人“才会慢慢醒过来”，在此之前，中共仍会以资源与好处维系其统战链条。
他主张，反共已逐渐成为跨越政治立场的社会共识，应将“反共”与“反省威权历史”区分开来，前者是面对当前中共威胁的共同立场，后者则是对历史的检讨与反思，不应被操作为族群对立的工具。他呼吁朝野以更宏观的视角重新论述历史，在放下情绪对立的同时，凝聚社会力量，“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反共力量”，避免让中共透过历史议题进行分化渗透。
责任编辑：陈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