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四号馆的入口处，有一块并不起眼的黑色石碑残部。别看它不起眼，它可是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英法两国为了争夺它，甚至差点爆发一场战争，即使拿破仑亲自出面也无能为力。没有它，人类可能永远也无法破解辉煌灿烂的古埃及文明。
重见天日的石碑
1799年7月，烈日下的埃及黄沙漫漫。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拉希德村（Rashid）附近，一群法国士兵正忙碌地挖掘，他们的任务是加固防御工事，以抵御英国军队的进攻。
忽然，士兵们的锄头碰到了一块坚硬的石头，发出清脆的回响。带队军官皮埃尔-弗朗索瓦‧布夏尔（Pierre-François Bouchard）皱起眉头，示意手下将石头挖出。随着沙土被拨开，一块黑色的石碑缓缓显露出来。
石碑高约114厘米，宽72厘米，厚28厘米，黑色的花岗闪长岩泛着微弱的光泽。布夏尔低头查看，眼睛突然一亮——石碑上刻满了神秘的符号，还有熟悉的希腊字母。
这块石碑显得格外特别：最上方的文字是一连串曲折而复杂的象形符号，它们似乎讲述着某个故事；中间部分则是更为流畅的书写体，与象形符号有所不同；而最底部，那些熟悉的希腊字母让布夏尔眼前一亮——这意味着，至少这部分文字是可以被解读的。
他心跳加速，立刻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石头。他派人将石碑送往开罗，报告给拿破仑的随军学者团。
随军学者团轰动了
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把埃及作为打击英国的战略目标。拿破仑本人十分重视埃及古迹，在南下进军埃及之前，他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计划，从历史学、天文学等诸多领域精心挑选出175位学者，组成一支庞大的科学艺术考察团，学者们负有收集和研究埃及历史和古迹的重任。
面对这块不起眼的石碑残片，学者团轰动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块无意中挖出的石碑，可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它将解开失落千年的象形文字之谜，重新点燃世人对古埃及文明的探索热情。
按照考古学惯例，这块石碑应以发现它的地点拉希德命名，称作“拉希德石碑”。然而，发现石碑的法军士兵却将阿拉伯语“拉希德”一词误译成罗塞塔（Rosetta），这样一来，这块著名的石碑在西方就有了一个以讹传讹的名字——“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久而久之，就连出土石碑地点的那座建于15世纪的拉希德城堡也被人改称为“罗塞塔城堡”了。
三种文字背后的重重迷雾
学者们很快得出结论：这块石碑上刻着三种语言——古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s，圣书体）、埃及草书（Demotic，世俗体）和希腊文（Ancient Greek）。
在当时，欧洲学者们虽然不认识Hieroglyphs和Demotic，但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后，古希腊文可是完全懂得啊，所以Rosetta Stone的内容学者们一开始就知道：它是由一群生活于公元前200年左右的埃及祭司所制作，作为当时的法老、年仅13岁的托勒密五世（Ptolemy V）加冕一周年的纪念，目的是为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歌功颂德，以及彰显托勒密五世自父亲处袭得王位之正统性。
石碑上为什么还会有希腊文呢？那是因为此时的埃及已被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进入了希腊人统治的托勒密王朝时代。
有专家立刻敏锐地想到：如果这三段文字是同一内容的三种语言翻译，那岂不是破解圣书体和大众体的最佳解锁密码？一旦破译，那么它将成为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
思维的死胡同
但问题来了，虽然欧洲考古学者能读懂希腊文，但当时对早已失传的前两种文字却是一头雾水，两眼抓瞎。
尤其是最上边的圣书体（Hieroglyphs），这个最具备埃及风情的文字，让欧洲学者又爱又恨了几百年的文字。
从文艺复兴开始，学者们就在为这个Hieroglyphs欢呼，但同时又为它抓狂。一个显然就是小鸟，另一个无疑是眼睛，再一个肯定是头牛。多么惟妙惟肖，多么不可质疑。
这多好，但放在一块儿，就是看......不......懂......！
其实这一切要怪罪于圣书体（Hieroglyphs）的最大特点：它的图形太惟妙惟肖了，导致长时间来专家一直认定它是纯象形符号，每个图形只代表了一个具体的语意（Semantic），从而走进了思维的死胡同。
摘桃子的英国人
然而，就在法国学者们摩拳擦掌，准备进一步深入研究时，战争的阴影笼罩了他们的计划。法军和英国交战了一年多，终于在1801年战败，被迫签订了《亚历山大条约》。条约规定法国人必须交出他们在埃及收集的文物。
法国学者们极力抗议，最后他们交出了所有文物，惟独藏匿了罗塞塔石碑，准备趁夜用一艘小船把这件无价之宝送回法国。但无奈被早有防备的英国人截获，石碑最终还是落入英国人手中，被送往伦敦，安置在大英博物馆，至今仍在那里展出。时至今日，石碑上的标签仍写着：“不列颠军队征服埃及的战利品”。
尽管石碑的归属权已改变，它所承载的谜团依然未解。欧洲学者们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石碑解码之旅。
趋之若鹜的欧洲学者
1802年，国际东方学会制作了碑文的石膏模型，并将其赠送给欧洲各个大学。不久之后，碑文的印刷品被制作出来并分发给欧洲学者。一时间，所有欧洲最顶尖的学者都在传播这一惊人的消息：有一块来自埃及的石碑可能是解开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的最佳钥匙。
学者们很快开始了破译石碑的竞赛，谁都想率先摘下这颗王冠上的明珠。然而，几年过去了，人们仍然对石碑的铭文一无所知——直到二十年后一位法国语言天才的横空出世。
世纪通才的奠基研究
不过在介绍这位天才语言学家之前，我们不得不先提到一位“十项全能选手”。托马斯‧杨（Thomas Young）是第一位深入研究罗塞塔石碑的学者。他是一位难得的通才：既是著名的物理学家（证明光的波粒二象性的著名杨氏双缝实验就是他做出来的），又是杰出的语言学家，他在对比了400种语言后于1813年提出了在语言学上划时代的“印欧语系”理论。
托马斯‧杨首先注意到，象形文字中某些符号被椭圆形框住，然后圈外还有一条直线的话，埃及人可能用这种特殊标记来尊称他们的神或者法老国王。
他将其与希腊文本对照，找到了象形文字中代表“托勒密”（Ptolemaios）的王名圈组合。
这项发现无疑是重要的第一步，它证明了象形文字并非单纯的表意符号，而是可以拼读的。然而，杨的研究到此为止，他未能完全理解象形文字的语法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研究成果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还是被“思维误区”困住了。
商博良：真正的语言天才
真正让罗塞塔石碑大放异彩，得到最终破译的是法国语言天才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商博良出生于法国南部的菲雅各，年轻时即表现出惊人的语言天赋，年仅20岁的他就已经掌握除法语以外的多门外语，包括拉丁语、希腊语和众多古代东方语言，如希伯来语、古印度梵文、波斯语和中古波斯语、阿拉伯语、古叙利亚语和汉语等。
要知道，对一般人来说，即使掌握其中任何一门东方语言，都需要穷其一生的精力。
1809年，商博良把学习焦点转向了古埃及学，全部心力都放在了学习科普特语（Coptic）上，这是埃及从公元三世纪开始使用的语言文字，当时仍在埃及基督徒中广泛使用，可谓埃及语言的“活化石”。
商博良希望通过对科普特语的研究，终能破译这个让众多顶尖学者望而却步，已经纷纷放弃的语言学与考古学“王冠上的明珠”：罗塞塔石碑。
为了掌握科普特语，他甚至把掠过脑海的一切都翻译成科普特语。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说：“我要看懂埃及文如看懂法文，因为未来我在埃及莎草纸文献上的重大研究，就要以这个语言为基础。”
王冠上的明珠：埃及学的诞生
正是凭借他对科普特语的深厚研究，最终确认象形文字确实是一种既包含表意成分，也包含拼音成分的书写系统。
商博良不仅延续了杨的研究，还找到了更多新的线索。他将罗塞塔石碑上的托勒密（Ptolemaios）名字与其它碑刻的王名对比，如克丽奥佩脱拉（Cleopatra），发现它们在象形文字中的对应符号。
克丽奥佩脱拉？对，就是那位和凯撒生了儿子，又勾引了安东尼，被屋大维囚禁，最后自杀身亡的埃及艳后！在她之前，托勒密王朝的女王都叫这个名字。
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在巴黎科学院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宣读了著名的《关于象形文字拼音问题致达西尔先生的信》，现代人类第一次找到了古老象形文字的正确解读方式，他的贡献为古埃及研究打开了全新的大门，标志着古埃及语言的重生。这是他11岁起还是少年时就立志毕生为其奋斗的目标。
可惜天妒英才，1832年3月4日，积劳成疾的商博良于巴黎不幸去世，年仅41岁。
结语
从烈日炙烤的埃及沙漠，到伦敦的大理石展厅，罗塞塔石碑的旅程仍未结束。它不仅讲述了古埃及的故事，也见证了人类破解历史谜团的执著与智慧。
其实有很多时候，问题的答案一直就在我们的面前，差的只是那么薄薄的一层纱。捅破了，拨云见日。
随着商博良如有神助的伟大贡献，几年之内，欧洲学者们彻底破解了Hieroglyphs的奥秘，古埃及文字不再是高深莫测的禁区。
一位考古学家这样说到：在罗塞塔石碑之前，我们看到的只是狮子、牛、兀鹰。在破解了罗塞塔石碑之后，这些狮子、牛、兀鹰就活了，会给我们讲述埃及几千年的灿烂历史。＠＊
责任编辑：王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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