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館鎮館之寶——兩國曾為它大打出手
在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四號館的入口處，有一塊並不起眼的黑色石碑殘部。別看它不起眼，它可是大英博物館的鎮館之寶，英法兩國為了爭奪它，甚至差點爆發一場戰爭，即使拿破崙親自出面也無能為力。沒有它，人類可能永遠也無法破解輝煌燦爛的古埃及文明。
重見天日的石碑
1799年7月，烈日下的埃及黃沙漫漫。在尼羅河三角洲的拉希德村（Rashid）附近，一群法國士兵正忙碌地挖掘，他們的任務是加固防禦工事，以抵禦英國軍隊的進攻。
忽然，士兵們的鋤頭碰到了一塊堅硬的石頭，發出清脆的迴響。帶隊軍官皮埃爾-弗朗索瓦‧布夏爾（Pierre-François Bouchard）皺起眉頭，示意手下將石頭挖出。隨著沙土被撥開，一塊黑色的石碑緩緩顯露出來。
石碑高約114厘米，寬72厘米，厚28厘米，黑色的花崗閃長岩泛著微弱的光澤。布夏爾低頭查看，眼睛突然一亮——石碑上刻滿了神祕的符號，還有熟悉的希臘字母。
這塊石碑顯得格外特別：最上方的文字是一連串曲折而複雜的象形符號，它們似乎講述著某個故事；中間部分則是更為流暢的書寫體，與象形符號有所不同；而最底部，那些熟悉的希臘字母讓布夏爾眼前一亮——這意味著，至少這部分文字是可以被解讀的。
他心跳加速，立刻意識到這不是普通的石頭。他派人將石碑送往開羅，報告給拿破崙的隨軍學者團。
隨軍學者團轟動了
拿破崙率軍遠征埃及，把埃及作為打擊英國的戰略目標。拿破崙本人十分重視埃及古蹟，在南下進軍埃及之前，他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計劃，從歷史學、天文學等諸多領域精心挑選出175位學者，組成一支龐大的科學藝術考察團，學者們負有收集和研究埃及歷史和古蹟的重任。
面對這塊不起眼的石碑殘片，學者團轟動了。他們敏銳地意識到，這塊無意中挖出的石碑，可能會成為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它將解開失落千年的象形文字之謎，重新點燃世人對古埃及文明的探索熱情。
按照考古學慣例，這塊石碑應以發現它的地點拉希德命名，稱作「拉希德石碑」。然而，發現石碑的法軍士兵卻將阿拉伯語「拉希德」一詞誤譯成羅塞塔（Rosetta），這樣一來，這塊著名的石碑在西方就有了一個以訛傳訛的名字——「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久而久之，就連出土石碑地點的那座建於15世紀的拉希德城堡也被人改稱為「羅塞塔城堡」了。
三種文字背後的重重迷霧
學者們很快得出結論：這塊石碑上刻著三種語言——古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s，聖書體）、埃及草書（Demotic，世俗體）和希臘文（Ancient Greek）。
在當時，歐洲學者們雖然不認識Hieroglyphs和Demotic，但經歷了文藝復興的洗禮後，古希臘文可是完全懂得啊，所以Rosetta Stone的內容學者們一開始就知道：它是由一群生活於公元前200年左右的埃及祭司所製作，作為當時的法老、年僅13歲的托勒密五世（Ptolemy V）加冕一周年的紀念，目的是為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歌功頌德，以及彰顯托勒密五世自父親處襲得王位之正統性。
石碑上為什麼還會有希臘文呢？那是因為此時的埃及已被亞歷山大大帝所征服，進入了希臘人統治的托勒密王朝時代。
有專家立刻敏銳地想到：如果這三段文字是同一內容的三種語言翻譯，那豈不是破解聖書體和大眾體的最佳解鎖密碼？一旦破譯，那麼它將成為解讀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關鍵。
思維的死胡同
但問題來了，雖然歐洲考古學者能讀懂希臘文，但當時對早已失傳的前兩種文字卻是一頭霧水，兩眼抓瞎。
尤其是最上邊的聖書體（Hieroglyphs），這個最具備埃及風情的文字，讓歐洲學者又愛又恨了幾百年的文字。
從文藝復興開始，學者們就在為這個Hieroglyphs歡呼，但同時又為它抓狂。一個顯然就是小鳥，另一個無疑是眼睛，再一個肯定是頭牛。多麼惟妙惟肖，多麼不可質疑。
這多好，但放在一塊兒，就是看……不……懂……！
其實這一切要怪罪於聖書體（Hieroglyphs）的最大特點：它的圖形太惟妙惟肖了，導致長時間來專家一直認定它是純象形符號，每個圖形只代表了一個具體的語意（Semantic），從而走進了思維的死胡同。
摘桃子的英國人
然而，就在法國學者們摩拳擦掌，準備進一步深入研究時，戰爭的陰影籠罩了他們的計劃。法軍和英國交戰了一年多，終於在1801年戰敗，被迫簽訂了《亞歷山大條約》。條約規定法國人必須交出他們在埃及收集的文物。
法國學者們極力抗議，最後他們交出了所有文物，惟獨藏匿了羅塞塔石碑，準備趁夜用一艘小船把這件無價之寶送回法國。但無奈被早有防備的英國人截獲，石碑最終還是落入英國人手中，被送往倫敦，安置在大英博物館，至今仍在那裡展出。時至今日，石碑上的標籤仍寫著：「不列顛軍隊征服埃及的戰利品」。
儘管石碑的歸屬權已改變，它所承載的謎團依然未解。歐洲學者們開始了長達二十餘年的石碑解碼之旅。
趨之若鶩的歐洲學者
1802年，國際東方學會製作了碑文的石膏模型，並將其贈送給歐洲各個大學。不久之後，碑文的印刷品被製作出來並分發給歐洲學者。一時間，所有歐洲最頂尖的學者都在傳播這一驚人的消息：有一塊來自埃及的石碑可能是解開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謎的最佳鑰匙。
學者們很快開始了破譯石碑的競賽，誰都想率先摘下這顆王冠上的明珠。然而，幾年過去了，人們仍然對石碑的銘文一無所知——直到二十年後一位法國語言天才的橫空出世。
世紀通才的奠基研究
不過在介紹這位天才語言學家之前，我們不得不先提到一位「十項全能選手」。托馬斯‧楊（Thomas Young）是第一位深入研究羅塞塔石碑的學者。他是一位難得的通才：既是著名的物理學家（證明光的波粒二象性的著名楊氏雙縫實驗就是他做出來的），又是傑出的語言學家，他在對比了400種語言後於1813年提出了在語言學上劃時代的「印歐語系」理論。
托馬斯‧楊首先注意到，象形文字中某些符號被橢圓形框住，然後圈外還有一條直線的話，埃及人可能用這種特殊標記來尊稱他們的神或者法老國王。
他將其與希臘文本對照，找到了象形文字中代表「托勒密」（Ptolemaios）的王名圈組合。
這項發現無疑是重要的第一步，它證明了象形文字並非單純的表意符號，而是可以拼讀的。然而，楊的研究到此為止，他未能完全理解象形文字的語法結構。在某種程度上，他的研究成果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還是被「思維誤區」困住了。
商博良：真正的語言天才
真正讓羅塞塔石碑大放異彩，得到最終破譯的是法國語言天才讓-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商博良出生於法國南部的菲雅各，年輕時即表現出驚人的語言天賦，年僅20歲的他就已經掌握除法語以外的多門外語，包括拉丁語、希臘語和眾多古代東方語言，如希伯來語、古印度梵文、波斯語和中古波斯語、阿拉伯語、古敘利亞語和漢語等。
要知道，對一般人來說，即使掌握其中任何一門東方語言，都需要窮其一生的精力。
1809年，商博良把學習焦點轉向了古埃及學，全部心力都放在了學習科普特語（Coptic）上，這是埃及從公元三世紀開始使用的語言文字，當時仍在埃及基督徒中廣泛使用，可謂埃及語言的「活化石」。
商博良希望通過對科普特語的研究，終能破譯這個讓眾多頂尖學者望而卻步，已經紛紛放棄的語言學與考古學「王冠上的明珠」：羅塞塔石碑。
為了掌握科普特語，他甚至把掠過腦海的一切都翻譯成科普特語。他在給哥哥的信中說：「我要看懂埃及文如看懂法文，因為未來我在埃及莎草紙文獻上的重大研究，就要以這個語言為基礎。」
王冠上的明珠：埃及學的誕生
正是憑藉他對科普特語的深厚研究，最終確認象形文字確實是一種既包含表意成分，也包含拼音成分的書寫系統。
商博良不僅延續了楊的研究，還找到了更多新的線索。他將羅塞塔石碑上的托勒密（Ptolemaios）名字與其它碑刻的王名對比，如克麗奧佩脫拉（Cleopatra），發現它們在象形文字中的對應符號。
克麗奧佩脫拉？對，就是那位和凱撒生了兒子，又勾引了安東尼，被屋大維囚禁，最後自殺身亡的埃及豔后！在她之前，托勒密王朝的女王都叫這個名字。
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在巴黎科學院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上宣讀了著名的《關於象形文字拼音問題致達西爾先生的信》，現代人類第一次找到了古老象形文字的正確解讀方式，他的貢獻為古埃及研究打開了全新的大門，標誌著古埃及語言的重生。這是他11歲起還是少年時就立志畢生為其奮鬥的目標。
可惜天妒英才，1832年3月4日，積勞成疾的商博良於巴黎不幸去世，年僅41歲。
結語
從烈日炙烤的埃及沙漠，到倫敦的大理石展廳，羅塞塔石碑的旅程仍未結束。它不僅講述了古埃及的故事，也見證了人類破解歷史謎團的執著與智慧。
其實有很多時候，問題的答案一直就在我們的面前，差的只是那麼薄薄的一層紗。捅破了，撥雲見日。
隨著商博良如有神助的偉大貢獻，幾年之內，歐洲學者們徹底破解了Hieroglyphs的奧祕，古埃及文字不再是高深莫測的禁區。
一位考古學家這樣說到：在羅塞塔石碑之前，我們看到的只是獅子、牛、兀鷹。在破解了羅塞塔石碑之後，這些獅子、牛、兀鷹就活了，會給我們講述埃及幾千年的燦爛歷史。＠＊
責任編輯：王愉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