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4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庄瑷筠台湾台北报导）据台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统计，政府封锁小红书后，其月平均诈骗件数减少73%，财产损失减少51%。台专家指出，该行政手段证实能有效管理未落地境外平台，且突显平台业者与政府沟通配合的必要性。专家也示警，AI（人工智慧）技术进步增加诈骗风险与认知战渗透危机，台湾必须注意中共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才能看清全貌。
网路社群已成为诈骗案件的主要温床，去年内政部宣布，中国社交软体小红书因为资安检测不合格，且近两年涉诈案达到1,706件，经发函后已读不回，因此依《诈欺犯罪危害防制条例》启动“网际网路停止解析与限制接取”，使小红书在台湾无法连线，暂定期间一年。此举为台湾针对境外数位平台首度采取的强制防诈作为。
据打诈中心统计，该禁令执行后，小红书月平均诈骗件数减少73%，财产损失减少51%。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路安全所副研究员曾怡硕向《大纪元时报》表示，一个平台会被诈骗生态系统利用的主要原因是疏于管理或不愿管理，所以成效重点不在数字，而是在于落实政府与业者的协作义务，该数据突显的是境外平台与政府沟通配合的必要性。
AI深伪泛滥及认知战渗透危机
随着生成式AI的门槛降低，防诈也从单纯防堵诈骗通路进入到防范深伪影像（Deepfake），甚至牵涉AI认知作战的多重挑战。资安媒体Cybernews示警，分析AI事件数据库中的案例发现，2025年与生成式AI相关的事件，逾半数涉及深伪技术，且AI诈骗案件高达81%由深伪技术驱动。
近期台湾也陆续传出名人遭AI深伪技术盗用肖像及声纹，并于网路推销食品、保健品等事件，受害者包括“吊车大王”胡汉䶮、苗栗县长钟东锦、云林县长张丽善等人，且假冒检警或公务机关的诈骗也日益猖獗。
值得注意的是，除诈骗外，国安局1月公布，中共党政军系统运用五大手法对台湾目标受众传散争议讯息，其中包含“运用AI生成拟真影音”产制、传散各类型争议讯息，这显示AI技术的威胁已经上升至国家安全层级。
虽然目前多个社群平台已要求创作者标记AI生成内容，如YouTube会显示影片为“变造或合成的内容”或“声音或影像经过大幅编辑或为数位生成”等提醒，但这类AI假影片的内容大多涉及健康、理财或长者福利等民生议题，影片字幕中夹杂简体字或带有煽动性言论，极易误导民众，防不胜防。
东吴大学法律学系兼任讲师王鼎棫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AI深伪影片利用民众的“数位落差”达成目的，年轻世代较常接触，不见得会被骗，但高龄长辈可能认知不足而信以为真，小则损财，大则危害健康。
王鼎棫说，“更值得警惕的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渗透”，当猫狗影片等可爱内容或是攸关健康、福利等错假资讯逐步渗透，吸引民众收看并建立信赖感，进而订阅频道或追踪账号后，若逢台湾大选时转为产制左右选举的资讯，将导致社会内部动荡。
以近期爆红的“雪山救狐狸”AI短片为例，甚至连中共解放军南部战区也引用并作为宣导，这显示中共对台统战手段的光谱极广，从极端强调联合国决议、一个中国到软性的文化输出，台湾必须注意其“两手政策”才能看清全貌。
对于民众是否因为习惯AI而降低警觉，甚至被统战，曾怡硕认为，这种挑战是瞬息万变且持续存在，中共会不断寻找新材料与管道，就算不是由AI生成，只要是够具说服力的假讯息同样能造成社会动荡。AI技术进步会增加风险与危机，但政府不可能因此限制网路资讯流通。
不过，目前许多AI深伪影片由网路佣兵或中介外包制作，内容仍较粗糙，但必须提防针对科学园区机密资料或国安社群的特定攻击，这些内容会做得非常用心，所以强化“媒体识读”与“全社会防卫”的宣导教育至关重要。
政府权责分工与平台自律
在部会分工与监理力道上，电信达人小丰子3C俱乐部向《大纪元时报》分析，目前防诈政绩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较显着，其采取“重罚”策略，如要求门号落实KYC（Know Your Customer）机制及各项管理指引与定期抽查，确实能够有效降低电信诈骗。
小丰子指出，数位发展部对小红书祭出断网措施固然值得肯定，但其定位偏向帮助产业“踩油门”（发展），本质上不适合“踩刹车”（监管），因而对网路平台的监管力道显得微弱，难免让民众产生“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观感。
政府监理的关键在于“重罚”与“找对单位”。小丰子认为，NCC在行政监管与处分业者的经验丰富，虽然政府无法直接监管媒体内容，但可以透过申诉机制对平台施加重罚，要求其配合AI防诈并落实通路管理。
此外，虽然政府推动广告实名制的方向正确，但仍需要加强配套。以SEO（搜寻引擎优化）产业为例，大多是获利丰厚的线上赌场业者，恐怕存在诈骗隐忧，这类业者的广告预算惊人，只依靠平台自律并不现实，主管机关必须祭出有效罚则。
小丰子建议，可以统计常见的诈骗态样，编列成审核要点，并要求平台对类似广告建立多重审查机制，例如名人广告必须先向本人查证等，并进行定期抽查，若未落实规范就可严厉开罚。
王鼎棫指出，虽然小红书禁令证明以该手段管理未落地的境外数位平台有效果，但仍属于“不得已”的例外，政府是依《诈欺犯罪危害防制条例》中的“诈欺犯罪防制紧急事件”规定办理，原则上不应将此大刀当作常态，否则可能演变成“只要平台不听话就封锁”的情况。◇
责任编辑：玉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