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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易：比“远洋捕捞”更恶劣的“虹吸式执法”

民众纷纷质疑这是以执法为名下套，进行公然抢劫。示意图。图为2024年5月17日，卡车司机驶过北京正在兴建的住宅区。(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2026-07-3106:38 中港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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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6年07月30日讯】近期，中国河南泌阳、南阳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被曝“虹吸式执法”。这些执法部门勾结中介和货车司机，以低运价诱骗货主上钩，之后货车司机主动绕道将冷链货车开到当地，并在事后直接放弃运费或失联，而公职人员守株待兔，对货物进行查扣拍卖。如此荒诞离奇的事件顿时引起社会舆论哗然，“河南多地虹吸式执法必须提级调查”等词条冲上微博热搜，民众纷纷质疑这是以执法为名下套，进行公然抢劫。

一场精心设计的批量收割

从2025年7月到2026年1月，短短六个月内，本该运货到南方（广东、广西、湖南等）的多辆冷链货车，却集体“离奇偏航”数千公里，开到了河南驻马店市泌阳县。相关事件涉及10个省市21辆货车，货主遍布广西、重庆、湖南、广东等地。这些货车在跨省偏航抵达泌阳后，车上的货物随即就被当地执法部门以“收到实名举报”为由查扣并拍卖变现。

根据多家媒体公开报导，泌阳市监局的“虹吸式执法”主要包括以下六步流程：

第一步，中介在平台上发布低于市场价30%的运费接单，诱使货主下单运送货物。

第二步，司机装货上路后，就会私自修改导航，不管目的地是哪里，都会绕道开到泌阳高速出口。如果运送过程中货主发现路线偏离，司机就用导航故障、高速走错匝道等理由搪塞。

第三步，货车司机在行驶中将货车GPS定位、预计抵达时间、车上货物和吨位等情况同步发给泌阳执法中队，以便其派人提前蹲守在泌阳高速收费站。

第四步，货车刚下收费站，执法人员马上拦截扣押，扣押理由五花八门，包括缺少完整检疫证明、手续不全等。即便货主事后补齐手续，他们也会再找理由继续扣押，长期拖延不放行。

第五步，由于货车拉的是冷冻货物，有严格的保质期，且需要冷库保存，费用极高。执法机关强制要求货主必须现场处理，货主在计算往返路费、长期拖延后支付的冷库费后发现远超货物价值，只能自认倒楣，放弃货物。

第六步，一旦货主放弃货物，泌阳执法部门马上以极低价格对货物进行内部拍卖，而接拍的都是没有任何资质的关系户。

拍卖所得的款项除了给货车司机3,000—5,000元（人民币，下同）的提成外，主要都归地方财政。就这样，泌阳执法部门形成了一套标准化、可复制的牟利流程，这条创收链条就像虹吸管一样，把各地的货运车辆都强行吸到泌阳，再由泌阳执法部门将货物扣押后处置，进而实现获利，这是“虹吸式执法”区别于过往各类违规执法的核心特征。

事实上，“虹吸式执法”并非泌阳首创。早在2023年7月，河南省南阳市监局在47天内就查扣了24辆冷链车，涉事车辆均为过境车辆。最终，213吨冻货被以“无主货物”名义拍卖350万元上缴国库。此外，在南阳代管的邓州市，2023年也有大批冻货被扣，拍卖了74.05万元。其下辖的新野县，同期也有大量同类案件，操作手法如出一辙。

在舆论压力下，官媒《南方都市报》也不得不发文承认这种充满逐利冲动的执法性质极为恶劣，超乎外界对以往执法乱象的想像，真可谓让人“大开眼界”。

文章说：“以往的印象中，远洋捕捞可谓是中国执法乱象的天花板——为了地方利益，执法人员费尽心思异地执法，而泌阳执法人员的这番所谓执法，恐怕要捅破这层天花板，其性质比远洋捕捞恶劣。”

从“远洋捕捞”到“虹吸式执法”：趋利性执法层出不穷

所谓“远洋捕捞”，是指地方执法机构出于利益驱动，在并不具有管辖权的情况下，违法违规异地抓捕民营企业家，查封、冻结甚至划转外地民营企业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行为。官方数据显示，2023—2024年仅广州一地就有朴朴、壹健康等近万家企业遭遇异地执法，其中多为民营企业，且大部分（执法）明显带有逐利动机。

比如，河南省焦作、商丘两市公安局出动1,600多名警力到广州跨省办案，对壹健康集团旗下的子公司“远洋捕捞”。本来涉案总金额只有60多万元，但办案人员先后冻结该集团账户64个，冻结资金7.58亿元。河南警方在办案时搞扩大化，数百名员工接受讯问，有数十人被刑拘，最终导致企业上市计划泡汤、濒临破产境地。

如果说“远洋捕捞”还需要地方执法机关突破刑事案件的地域管辖规则，跨省异地寻找执法对象进行抓捕，属刑事司法权滥用，“虹吸式执法”则是地方执法机关自设陷阱，主动将执法对象引入自己管辖范围，再实施检查和处罚。二者的执法逻辑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前者是“跨地区找对象”，后者则进一步演变为“主动制造执法机会”。

“虹吸式执法”在本质上是对当事人财物的非法侵占，而这种非法侵占又以行政执法为幌子，其违法程度远比私人实施的非法侵占行为更甚。它并非被动执法，而是主动设局、制造“管辖权”的预谋行为，且形成完整利益链条，无需“跨省”，违法成本极低，性质上更接近“合法化抢劫”或有组织的诈骗团伙。

相比于“远洋捕捞”，“虹吸式执法”的破坏性和隐蔽性更强。它不需复杂的刑事程序，只需利用行政执法权，将与本地无关的过境车辆“虹吸”过来，以“无检验检疫”“无主货物”等行政名义完成变现上缴，表面“合法”，实则规避监督。而货主则因维权门槛高（仓储、差旅成本）而选择“自愿”放弃，等同“合法化”财富转移。

不止是河南，类似的趋利性执法在中国各地层出不穷，主要集中在交通、城管、消防等领域。随着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剧，这些现象与“虹吸式执法”一样，都将执法权异化为创收工具，常以“以罚代管”“指标考核”“选择性执法”等形式出现。中共财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非税收入高达4.47万亿元，比前一年增长25.4%。

讽刺的是，就在“虹吸式执法”被爆出的半个月前，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在发布会上刚刚宣布了当局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中的成果。从2025年3月到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线索6.6万多件，而整治的重点就是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案件。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大的力度，对河南泌阳的违法行为却“一无所知”。

趋利性执法是地方政府转移财政危机的手段之一

全国各地执法部门搞出如此花样繁多的敛财行为，表明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已面临巨大危机。过去二十多年，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在房地产高速发展时期，土地出让收入支撑了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债务偿还。然而，当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土地成交萎缩之后，地方财政收入明显下降，而债务、刚性支出却没有同步减少。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52万亿，同比下降21.6%。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1.28万亿元，同比下降25.6%，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9,778亿元，同比下降31.5%。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3.87万亿元，同比下降16.4%。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3.65万亿元，同比下降8.8%。

此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财政自给率全部低于100%，所有省级行政区加总的地方财政自给率为56.3%。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能靠自有财政收入完全覆盖支出需求，必须依赖中央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均衡性转移支付等）达到收支平衡。在7月22日新闻发布会上，中共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在富承认，“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是常态。”

截至2026年5月底，中共政府债券余额已达100.6万亿元，较2020年底已经翻倍。今年上半年仅一般公共预算付息就有6,991亿，同比+4.5%。如果再加上政府性基金中地方专项债的付息，半年付息规模超过万亿。这意味着每收100块，有接近6块直接拿去还利息，不形成任何公共服务和投资。地方政府越是靠借新还旧，付息占比越高，可用财力就越少。

在财政收入减少、债务偿还压力加大、转移支付有限的背景下，非税收入就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补充。罚没所得上缴地方财政后，还能按比例提成并返还办案经费，执法部门因此有了“以罚增收”的动力。一旦执法工作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执法目标就会发生偏离，从被动查处违法，变成主动制造案件。“虹吸式执法”正是这种激励扭曲下的产物。

从“远洋捕捞”到“虹吸式执法”，受影响的绝不仅仅是几家企业，而是整个市场对制度环境的信心。企业可以接受依法纳税、依法监管，甚至可以接受因违法而承担责任，但却无法接受掺杂地方利益甚至部门利益的制度性风险。当其面对的不再是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时，企业最直接的反应便是减少投资、缩减规模，甚至选择离开。

2026年6月，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多个县区商户集体关门。商户间流传，当地政府联合检查组（消防、安全、卫生、市场监管等部门）即将开展集中“明察暗访”或突击检查。商户担心自己被罚，宁愿关门避险，形成连锁反应。即便官方辟谣称“不存在全域大范围排查和巨额罚款”，但商户们选择“宁信其有”，继续关门以规避风险。

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1—6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22.6万亿元，同比下降5.7%，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8.5%。按照登记注册统计类别看，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5%，港澳台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7.9%，外商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4.7%。当所有类型的企业同时选择不投资，这就不再是周期问题，而是对未来信心丧失殆尽。

趋利性执法的根源是权力不受制约

从表面来看，“远洋捕捞”与“虹吸式执法”似乎都是财政危机催生出来的产物。然而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财政困难最终会演变成执法趋利化？为什么解决财政压力的方式，会演变成扩大行政处罚，而不是通过预算改革、支出调整或其它制度安排来应对？答案在于，财政危机只是诱因，而不是根源，更深层的问题是权力运行机制。

当行政权力缺乏充分的监督和制衡，执法部门又面临财政、绩效等激励时，权力便可能出现不断扩张的冲动。原本用于维护公共秩序、保障法律实施的执法工具，在某些情况下就被异化为获取罚没收入、缓解财政压力或实现部门利益的手段。这种激励错配，不仅增加了企业和社会的制度性成本，也会削弱民众对执法公正和法治环境的信任。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行政权必须受到法律、司法、立法、舆论以及社会监督等多重约束。执法机关拥有处罚权，但这种权力必须受到程序、救济和监督机制的限制。只有当权力受到持续监督时，执法才可能保持中立。相反，当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约束，而财政利益又与执法活动发生绑定时，权力扩张的风险便会显著增加。

换句话说，当权力同时掌握执法和处罚资源，且缺乏足够制衡时，它便容易不断向外扩张。这种扩张，最初可能表现为加强检查；随后表现为扩大处罚；再进一步，则可能出现跨区域执法、趋利性执法，甚至人为创造执法机会等更加激进的方式。因此，从“远洋捕捞”到“虹吸式执法”，看似只是执法方式的变化，实际上反映的是权力运行逻辑的不断演化。

在中共这个权力高度集中且缺乏有效制约的极权体制中，当违法收益远远高于成本时，专制权力便会朝收益最大化方向扩张，最大化提取社会资源，同时逃避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更危险的是，它汲取的不仅是社会财富，更是公众对公平正义、法治秩序的信任。最终，这种信任的流失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社会活力长期低迷、国际竞争力下降。

7月11日，中共御用经济学家李稻葵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罕见承认，地方政府已成为中国经济循环的主要瘀堵点。大量社会融资与新增资金被用于借新还旧，导致实体投资不足、金融资源空转。还有部分地方政府追缴历史税费优惠、提前征税，乃至出现跨区域逐利执法，进一步损伤企业预期，成为财政紧缩的传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