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7月06日讯】1800年，法国移民兼企业家埃勒泰尔‧伊雷内‧杜邦（Eleuthère Irénée du Pont de Nemours）曾估算，每1000名美国人中只有4人是文盲。作为捍卫宪法的著作，《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若在今天面世，恐怕会令许多大学生感到困惑甚至不知所云，但在1787至1788年间，这些文章的受众却是普通读者。1774年，大陆会议牧师雅各‧杜谢（Jacob Duché，后因寻求与英国讲和而被视为叛徒）曾写道，他的美国同胞中“几乎人人都是读者”。
这种高水平的读写能力，源于当时各类学校及学院蓬勃发展的多元局面，和家长们对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多数学生最初在家中学习阅读和算术，随后在当地学校进一步深造。
这些学校形式多样，从新英格兰地区的“初级学校”（即现在的小学），到南方的“田野学校”（利用闲置土地建造校舍）。教堂常为师生腾出空间；“淑女学校”则由年长的未婚女性经营。她们若发现学生淘气，便会用手指和顶针给其脑袋来上那么一下；此外，还有家庭教师在私人住宅中进行小班授课。
在这套多元竞争的教育体系金字塔顶端，是更为精英化的古典学校。
卓越标准：学院教育
“当求学者能够即席（Extempore）读懂图利（Tully）或类似古典拉丁文作家的著作，能运用己力（suo et aiunt Marti）创作并朗诵纯正的拉丁文诗歌与散文，且能完美地推演希腊语名词和动词的变格变位时，方具备进入学院的资格，而非在此之前。”（When any scholar is able to understand Tully, or such like classical Latine author extempore, and make and speak true Latine verse and prose, suo et aiunt Marti; and decline perfectly the paradignes of nounes and berbes in the Greek Tongue: let him then, and not before, be capable of admission into the College.”）
在17世纪40年代及之后，这短短的一句话便是哈佛学院唯一的入学准则。“图利”指的是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常被当时的古典学者称为“图利大师”。“Extempore”意为“即席挥洒，从容应对”；“suo et aiunt Marti”译为“凭借自身之力”；“berbes”即为“verbs”（动词）。
这一入学规定最早见于1643年伦敦出版的《新英格兰初熟之果实》（New England’s First Fruits）。此外还有两条针对学生入学后的规定，均与圣经研究有关：“每位学生都应被直言且恳切地敦促，时刻铭记其生命与学业的首要目的，在于认识上帝与耶稣基督，那即是永生。”
对于当时意欲进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或弗吉尼亚的威廉与玛丽学院的年轻人而言，对《圣经》的耳濡目染是一种必修素养。无论贫富，大多美国人都是通过这本书启蒙阅读；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19世纪，亚伯拉罕‧林肯早期的阅读经历便是其中一个常被引用的典范。
然而，对古典文学的要求则是另一回事。且这并非哈佛独有，而是当时的通用准则。古典学家兼教师马丁‧科特兰（Martin Cothran）写道：
“1774年，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进入国王学院（如今的哥伦比亚大学）时，他不仅需要精通算术及希腊语和拉丁语语法，还要能直接阅读西塞罗的三篇演说辞及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拉丁原文，并能将《约翰福音》的前十章从希腊语译成拉丁语。”
阅读西塞罗？将圣经章节从希腊语译为拉丁语？在那时的殖民地，究竟哪里才能习得满足这些要求的学养呢？
预备学堂与古典学
在那时，许多曾于英国受过教育的牧师、律师及绅士们，不仅精通古典语言，还对古典教育的其它支柱学科——圣经研究、历史与文学有着深刻造诣。他们将学识传播到各个殖民地，而正是这一举措，造就了日后《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制定者。
其中一些学者开办了古典学院。波士顿拉丁学校成立于1635年（清教徒抵达此地的15年后），它将希腊语和拉丁语设为核心课程，也是美国现存最古老的学校。随后的学院，如纽黑文的霍普金斯学校（1660年）与费城的威廉‧佩恩宪章学校（1689年），也都承袭了这一传统，且均延续至今。
其它一些临时学校也为年轻人带来了希腊和拉丁语的熏陶。例如，在父亲去世后，15岁的托马斯‧杰斐逊与另外几名学生一起，寄宿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附近的詹姆斯‧莫里（James Maury）牧师家中学习。
开国元勋乔治‧怀斯（George Wythe）曾在威廉与玛丽学院教授法律，他指导并培养了杰斐逊及其他对美国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人物。此外，怀斯本人的大部分学术造诣得益于其母亲的教导——她是当时极少数有幸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之一——怀斯也在他位于威廉斯堡的家中开办了一所小型古典学校。
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在殖民地威廉斯堡基金会（Colonial Williamsburg Foundation）深耕史学领域逾半个世纪。他分享了一份由怀斯的学生利特尔顿‧塔兹韦尔（Littleton Tazewell）记录的门生生活侧写：
“黎明时分，学生来到怀斯的书房前。这一早课专用于研习希腊语。导师在书架前随手抽出一本书，递给学生并示意他朗读。当学生朗读时，怀斯（无需任何辅助）会对文中的语法、词汇定义及历史背景进行详细阐述。课后，学生被允许去用早餐。正午时分，男孩再次回来，进行两小时的拉丁语学习，其授课模式与早课并无二致。休息过后，学生在下午4点回来，专注于数学（使用法语教材教授），以及有关英语文学作品、领导者品格和公共事务的课程。”
希腊和拉丁语的研习，对美国政府的塑造与其背后的革命进程，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怀斯和他最著名的学生杰斐逊，都在《独立宣言》上签了名。包括塞缪尔‧亚当斯在内的另五位签署者也曾就读于波士顿拉丁学校（本杰明‧富兰克林因家庭经济原因而被迫退学）。其他身为哈佛、耶鲁或威廉与玛丽学院毕业生的签署者，也同样精通拉丁和希腊语。
古典教育在19世纪美国建国后的数十年间依然影响深远。例如，除乔治‧华盛顿外（他终身都为自己未受过古典教育而遗憾），随后的五位美国总统都受过正式的古典学教育。
汲取先贤智慧
当然，关键不在于希腊和拉丁语本身，而在于美国建国先贤们所研讨的经典著作和思想。他们的学习内容引领他们深入往昔，在那些典籍之中，他们阅读了普鲁塔克和塔西佗等历史学家，以及西塞罗等道德、修辞与政治导师的著作。从这些经典篇章中，他们汲取了自由与美德的教训，而这些恰是共和国立基的基石。
此外，这些古典课堂——无论设于校舍之内还是客厅之中——都将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哲学和文学纳入了课程体系。这种博雅教育不仅是贯通古今的桥梁，更赋予了学生们塑造未来的思想支柱。
古典学家克里斯蒂安‧科普夫（Christian Kopff）在其文章《开国先贤们的古典教育》（The Classical Education of the Founders）中，引用了美国教授克林顿‧罗西特（Clinton Rossiter，1917–1970年）的这段评论：
“殖民地时期学院中盛行的那些枯燥、刻板、晦涩的教学方法，难免受到今人的误读。但若审视其累累硕果，我们应该正视，这些学院实则是学习、科学、理性和自由精神的沃土。它们也许并未提供足够的实用知识，但却以其传统的方式，教会了学生如何思考、沟通和领导。……哈佛和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毕业生在革命中发挥的作用，足以证明拉丁语、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正是滋养理性、美德、荣誉和自由精神的深厚养分。”
约翰‧亚当斯在给《独立宣言》另一位签署者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医生的一封信中，如此阐述了这种教育模式之于共和国的深远意义：“若要通过摒弃古典文学来增进共和思想，就像为看清事物而关上窗户一样荒谬。”
因此，在这个特殊的美国独立日，为追怀先贤的治学传统和教诲，并呼应节日的氛围，或许我们应举杯，以拉丁语向美国致意：“Ad maiora!”（迈向更伟大的成就！）。
原文：Cicero’s America: Classical Learning and the American Republic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杰夫‧米尼克（Jeff Minick）育有四个孩子，孙辈成群。他著有两部小说《阿曼达‧贝尔》（Amanda Bell, 2013年）和《翅膀上的尘埃》（Dust on Their Wings, 2015年），以及两部非小说类作品《边走边学》（Learning as I Go, 2013年）和《电影塑造人格》（Movies Make the Man, 2016年）。访问JeffMinick.substack.com可看到更多他的作品。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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