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7月06日訊】1800年，法國移民兼企業家埃勒泰爾‧伊雷內‧杜邦（Eleuthère Irénée du Pont de Nemours）曾估算，每1000名美國人中只有4人是文盲。作為捍衛憲法的著作，《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若在今天面世，恐怕會令許多大學生感到困惑甚至不知所云，但在1787至1788年間，這些文章的受眾卻是普通讀者。1774年，大陸會議牧師雅各‧杜謝（Jacob Duché，後因尋求與英國講和而被視為叛徒）曾寫道，他的美國同胞中「幾乎人人都是讀者」。
這種高水平的讀寫能力，源於當時各類學校及學院蓬勃發展的多元局面，和家長們對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視。多數學生最初在家中學習閱讀和算術，隨後在當地學校進一步深造。
這些學校形式多樣，從新英格蘭地區的「初級學校」（即現在的小學），到南方的「田野學校」（利用閒置土地建造校舍）。教堂常為師生騰出空間；「淑女學校」則由年長的未婚女性經營。她們若發現學生淘氣，便會用手指和頂針給其腦袋來上那麼一下；此外，還有家庭教師在私人住宅中進行小班授課。
在這套多元競爭的教育體系金字塔頂端，是更為精英化的古典學校。
卓越標準：學院教育
「當求學者能夠即席（Extempore）讀懂圖利（Tully）或類似古典拉丁文作家的著作，能運用己力（suo et aiunt Marti）創作並朗誦純正的拉丁文詩歌與散文，且能完美地推演希臘語名詞和動詞的變格變位時，方具備進入學院的資格，而非在此之前。」（When any scholar is able to understand Tully, or such like classical Latine author extempore, and make and speak true Latine verse and prose, suo et aiunt Marti; and decline perfectly the paradignes of nounes and berbes in the Greek Tongue: let him then, and not before, be capable of admission into the College.」）
在17世紀40年代及之後，這短短的一句話便是哈佛學院唯一的入學準則。「圖利」指的是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常被當時的古典學者稱為「圖利大師」。「Extempore」意為「即席揮灑，從容應對」；「suo et aiunt Marti」譯為「憑藉自身之力」；「berbes」即為「verbs」（動詞）。
這一入學規定最早見於1643年倫敦出版的《新英格蘭初熟之果實》（New England’s First Fruits）。此外還有兩條針對學生入學後的規定，均與聖經研究有關：「每位學生都應被直言且懇切地敦促，時刻銘記其生命與學業的首要目的，在於認識上帝與耶穌基督，那即是永生。」
對於當時意欲進入哈佛、耶魯、普林斯頓或弗吉尼亞的威廉與瑪麗學院的年輕人而言，對《聖經》的耳濡目染是一種必修素養。無論貧富，大多美國人都是通過這本書啟蒙閱讀；這一傳統一直延續至19世紀，亞伯拉罕‧林肯早期的閱讀經歷便是其中一個常被引用的典範。
然而，對古典文學的要求則是另一回事。且這並非哈佛獨有，而是當時的通用準則。古典學家兼教師馬丁‧科特蘭（Martin Cothran）寫道：
「1774年，當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進入國王學院（如今的哥倫比亞大學）時，他不僅需要精通算術及希臘語和拉丁語語法，還要能直接閱讀西塞羅的三篇演說辭及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拉丁原文，並能將《約翰福音》的前十章從希臘語譯成拉丁語。」
閱讀西塞羅？將聖經章節從希臘語譯為拉丁語？在那時的殖民地，究竟哪裡才能習得滿足這些要求的學養呢？
預備學堂與古典學
在那時，許多曾於英國受過教育的牧師、律師及紳士們，不僅精通古典語言，還對古典教育的其它支柱學科——聖經研究、歷史與文學有著深刻造詣。他們將學識傳播到各個殖民地，而正是這一舉措，造就了日後《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的制定者。
其中一些學者開辦了古典學院。波士頓拉丁學校成立於1635年（清教徒抵達此地的15年後），它將希臘語和拉丁語設為核心課程，也是美國現存最古老的學校。隨後的學院，如紐黑文的霍普金斯學校（1660年）與費城的威廉‧佩恩憲章學校（1689年），也都承襲了這一傳統，且均延續至今。
其它一些臨時學校也為年輕人帶來了希臘和拉丁語的薰陶。例如，在父親去世後，15歲的托馬斯‧傑斐遜與另外幾名學生一起，寄宿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附近的詹姆斯‧莫里（James Maury）牧師家中學習。
開國元勛喬治‧懷斯（George Wythe）曾在威廉與瑪麗學院教授法律，他指導並培養了傑斐遜及其他對美國歷史產生過深遠影響的人物。此外，懷斯本人的大部分學術造詣得益於其母親的教導——她是當時極少數有幸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之一——懷斯也在他位於威廉斯堡的家中開辦了一所小型古典學校。
威廉‧懷特（William White）在殖民地威廉斯堡基金會（Colonial Williamsburg Foundation）深耕史學領域逾半個世紀。他分享了一份由懷斯的學生利特爾頓‧塔茲韋爾（Littleton Tazewell）記錄的門生生活側寫：
「黎明時分，學生來到懷斯的書房前。這一早課專用於研習希臘語。導師在書架前隨手抽出一本書，遞給學生並示意他朗讀。當學生朗讀時，懷斯（無需任何輔助）會對文中的語法、詞彙定義及歷史背景進行詳細闡述。課後，學生被允許去用早餐。正午時分，男孩再次回來，進行兩小時的拉丁語學習，其授課模式與早課並無二致。休息過後，學生在下午4點回來，專注於數學（使用法語教材教授），以及有關英語文學作品、領導者品格和公共事務的課程。」
希臘和拉丁語的研習，對美國政府的塑造與其背後的革命進程，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懷斯和他最著名的學生傑斐遜，都在《獨立宣言》上簽了名。包括塞繆爾‧亞當斯在內的另五位簽署者也曾就讀於波士頓拉丁學校（本傑明‧富蘭克林因家庭經濟原因而被迫退學）。其他身為哈佛、耶魯或威廉與瑪麗學院畢業生的簽署者，也同樣精通拉丁和希臘語。
古典教育在19世紀美國建國後的數十年間依然影響深遠。例如，除喬治‧華盛頓外（他終身都為自己未受過古典教育而遺憾），隨後的五位美國總統都受過正式的古典學教育。
汲取先賢智慧
當然，關鍵不在於希臘和拉丁語本身，而在於美國建國先賢們所研討的經典著作和思想。他們的學習內容引領他們深入往昔，在那些典籍之中，他們閱讀了普魯塔克和塔西佗等歷史學家，以及西塞羅等道德、修辭與政治導師的著作。從這些經典篇章中，他們汲取了自由與美德的教訓，而這些恰是共和國立基的基石。
此外，這些古典課堂——無論設於校舍之內還是客廳之中——都將數學、自然科學、歷史、哲學和文學納入了課程體系。這種博雅教育不僅是貫通古今的橋梁，更賦予了學生們塑造未來的思想支柱。
古典學家克里斯蒂安‧科普夫（Christian Kopff）在其文章《開國先賢們的古典教育》（The Classical Education of the Founders）中，引用了美國教授克林頓‧羅西特（Clinton Rossiter，1917–1970年）的這段評論：
「殖民地時期學院中盛行的那些枯燥、刻板、晦澀的教學方法，難免受到今人的誤讀。但若審視其累累碩果，我們應該正視，這些學院實則是學習、科學、理性和自由精神的沃土。它們也許並未提供足夠的實用知識，但卻以其傳統的方式，教會了學生如何思考、溝通和領導。……哈佛和威廉與瑪麗學院的畢業生在革命中發揮的作用，足以證明拉丁語、邏輯學和形而上學，正是滋養理性、美德、榮譽和自由精神的深厚養分。」
約翰‧亞當斯在給《獨立宣言》另一位簽署者本傑明‧拉什（Benjamin Rush）醫生的一封信中，如此闡述了這種教育模式之於共和國的深遠意義：「若要通過摒棄古典文學來增進共和思想，就像為看清事物而關上窗戶一樣荒謬。」
因此，在這個特殊的美國獨立日，為追懷先賢的治學傳統和教誨，並呼應節日的氛圍，或許我們應舉杯，以拉丁語向美國致意：「Ad maiora!」（邁向更偉大的成就！）。
原文：Cicero’s America: Classical Learning and the American Republic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傑夫‧米尼克（Jeff Minick）育有四個孩子，孫輩成群。他著有兩部小說《阿曼達‧貝爾》（Amanda Bell, 2013年）和《翅膀上的塵埃》（Dust on Their Wings, 2015年），以及兩部非小說類作品《邊走邊學》（Learning as I Go, 2013年）和《電影塑造人格》（Movies Make the Man, 2016年）。訪問JeffMinick.substack.com可看到更多他的作品。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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