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7日报导】法制就是用法律来治理国家和社会。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刚好最近发生了两起法学家向人民代表大会请求执行宪法的事情。
五月份，广州的警察拘留所无缘无故地打死了一位民工，这位民工是从农村来城市找工作的。现在，广州这一案子新闻媒体也有报导。最近因为萨斯的关系，中央暂时留下一点空间，允许了一些新闻自由，所以这个案子一出现，全国都知道了。
有三位年轻的法学家，都是三十岁以下，都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博士，也在北京教书或是从事律师的行业，他们三位起草了一份申请书，要求落实宪法。他们用的案子就是广州的案子，可是他们的目标远远大于为一个人说话；它是全国性的，旨在使宪法成为一个真实的文件，在生活中起积极的作用。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写申情书送到人大去了。他们呈上申情书以后，北京一些更出名的法学专家，主要是跟北京大学的法律学报有关的，也对这件事情表示了意见，也写了一封申请书，这次是五个人联名的，也送到了人代会。他们批评现行的拘留制度，批评警察有无限的权利，批评没有任何限制的，可以随便抓人的警政：警察先把你抓到拘留所，然后把你送掉，或者要你赔偿钱。不但是北京，包括所有的大城市在内，都有成千上万的民工，都是从农村来城市找工作的，这些人都没有正式的身份，多数人都没有临时的拘留证，因此就都成为警察扫荡的目标。
这里引发的问题是城市居民跟农村来的民工发生的一种可以说是阶级对立的状态。有位河南来的姓武的民工说，他在北京辛辛苦苦，在一个贫民窟里面找一间房子跟二、三个人合住，一个月挣的钱不过几百元钱，大概人民币七八百元钱。但是他们完全没有保障，经常是在危急的状态中。城市居民根本就把他们当作三等公民，但他们觉得北京的人需要他们工作。
照第一批的三位年轻的法学家说，他们也同情从前民主运动中的人士，说那时候他们也争取人权。但现在时代不同了，中国社会起了变化，八九年时候的知识份子，特别是年轻的学生，都相信用激情可以改变，可以使中央政府接受他们的看法。这种观念当然证明完全是错的，后来造成很大的悲剧。他们现在是同情这些人，但不走这个路。走的什么路呢？就是从里面改革，从体制内改革。按中国人一般人的说法，不去讲我要怎样推翻共产党，结束一党专政，这些大话他们都不说。他们要从实实在在的，从具体的事情上一步一步地着手。
这当然是一种想法，在中国大陆内部也引起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当然赞成他们，说现在社会空间多了一些，经济空间也多了一些，因此政治空间也可能增加一点。特别是在江泽民下了台，胡锦涛的政权刚刚上去的转变期间，他们当然寄予希望，这是人之常情。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就想通过内部改革的方式，把中国带上一个法制社会。这当然得到很多人同情。
但另外有很多人说他们天真，认为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一党专政的问题，一党专政不取消，就不能真正威胁到共产党。就是说，共产党现在的领导人认为，如果情况威胁不到他们的权力，威胁不到他们的特权，他们是不会接受你的。而且弄得不好，还要进监牢。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前，我们知道已经有四位要求民主的异议份子，被判了八到十年的监牢。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可见共产党虽然说有了新的一代人接班，江泽民下去了，可是还是问题重重，共产党的体制并没有一点松动的样子。
要求法制的呼声前途如何，我们现在还不敢断定，不过我相信这个运动应该让它发展一阵子，看看结果怎么样，这样我们才可以判断中国是不是有好转的可能。但是法制的要求确实是中国现在生死攸关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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