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7日報導】法制就是用法律來治理國家和社會。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呢？因為剛好最近發生了兩起法學家向人民代表大會請求執行憲法的事情。
五月份，廣州的警察拘留所無緣無故地打死了一位民工，這位民工是從農村來城市找工作的。現在，廣州這一案子新聞媒體也有報導。最近因為薩斯的關係，中央暫時留下一點空間，允許了一些新聞自由，所以這個案子一出現，全國都知道了。
有三位年輕的法學家，都是三十歲以下，都是北京大學法學院的博士，也在北京教書或是從事律師的行業，他們三位起草了一份申請書，要求落實憲法。他們用的案子就是廣州的案子，可是他們的目標遠遠大於為一個人說話；它是全國性的，旨在使憲法成為一個真實的文件，在生活中起積極的作用。因為這個原因，他們寫申情書送到人大去了。他們呈上申情書以後，北京一些更出名的法學專家，主要是跟北京大學的法律學報有關的，也對這件事情表示了意見，也寫了一封申請書，這次是五個人聯名的，也送到了人代會。他們批評現行的拘留制度，批評警察有無限的權利，批評沒有任何限制的，可以隨便抓人的警政：警察先把你抓到拘留所，然後把你送掉，或者要你賠償錢。不但是北京，包括所有的大城市在內，都有成千上萬的民工，都是從農村來城市找工作的，這些人都沒有正式的身份，多數人都沒有臨時的拘留證，因此就都成為警察掃蕩的目標。
這裡引發的問題是城市居民跟農村來的民工發生的一種可以說是階級對立的狀態。有位河南來的姓武的民工說，他在北京辛辛苦苦，在一個貧民窟裡面找一間房子跟二、三個人合住，一個月掙的錢不過幾百元錢，大概人民幣七八百元錢。但是他們完全沒有保障，經常是在危急的狀態中。城市居民根本就把他們當作三等公民，但他們覺得北京的人需要他們工作。
照第一批的三位年輕的法學家說，他們也同情從前民主運動中的人士，說那時候他們也爭取人權。但現在時代不同了，中國社會起了變化，八九年時候的知識份子，特別是年輕的學生，都相信用激情可以改變，可以使中央政府接受他們的看法。這種觀念當然證明完全是錯的，後來造成很大的悲劇。他們現在是同情這些人，但不走這個路。走的什麼路呢？就是從裡面改革，從體制內改革。按中國人一般人的說法，不去講我要怎樣推翻共產黨，結束一黨專政，這些大話他們都不說。他們要從實實在在的，從具體的事情上一步一步地著手。
這當然是一種想法，在中國大陸內部也引起不同的反應。有些人當然贊成他們，說現在社會空間多了一些，經濟空間也多了一些，因此政治空間也可能增加一點。特別是在江澤民下了台，胡錦濤的政權剛剛上去的轉變期間，他們當然寄予希望，這是人之常情。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就想通過內部改革的方式，把中國帶上一個法制社會。這當然得到很多人同情。
但另外有很多人說他們天真，認為這個問題基本上是一黨專政的問題，一黨專政不取消，就不能真正威脅到共產黨。就是說，共產黨現在的領導人認為，如果情況威脅不到他們的權力，威脅不到他們的特權，他們是不會接受你的。而且弄得不好，還要進監牢。在這個事情發生以前，我們知道已經有四位要求民主的異議份子，被判了八到十年的監牢。這是最近發生的事情，可見共產黨雖然說有了新的一代人接班，江澤民下去了，可是還是問題重重，共產黨的體制並沒有一點鬆動的樣子。
要求法制的呼聲前途如何，我們現在還不敢斷定，不過我相信這個運動應該讓它發展一陣子，看看結果怎麼樣，這樣我們才可以判斷中國是不是有好轉的可能。但是法制的要求確實是中國現在生死攸關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
(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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