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5日讯】在上一篇“我在美国怎样成为右派”一文中，谈到导致我偏向美国右翼的主要原因是1996年总统大选时对美国两党经济理念分歧的理解。而我对美国两党的不同经济政策的最初了解，是1991年在夏威夷和一位银行家的谈话。当时我在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做访问学者。有一次该中心让我做一个演讲，听众中有一位是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的弟弟贝聿文先生，于是相识。几天后，贝先生打来电话说，夏威夷“先锋联邦储蓄银行”的总裁姚女士希望一起吃顿饭，了解中国政情，因她考虑去大陆投资。
这位前台湾选美小姐下嫁夏威夷富豪，因经商成功，成为当地的商界领袖之一。谈话时我们自然谈到了当时克林顿要代表民主党参选一事，我表示支持克林顿。没想到她却立刻对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一顿痛斥，说千万不能支持民主党，左派民主党总统卡特在任时，把美国经济弄得一塌糊涂，糟糕透顶。谈到卡特时，这位女强人不仅表示出厌恶至极的情绪，甚至流露出一种恐惧感。而我在国内时，印象中卡特是个平民总统，木匠出身，很重视人权。现在听到一位在美国经商多年的成功者，而且是一位女士，如此这般强烈地抨击卡特“无能”，民主党的高税收政策扼杀美国经济，真是十分吃惊；十多年后对那场谈话仍记忆犹新。
后来随着对美国经济的深入了解，才越来越理解了这位华裔银行家对卡特的忍无可忍。她对美国两党经济政策的关键不同非常清晰﹕左翼民主党主张“高税收”，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而右翼共和党主张“降低税收”，强调把人民的钱还给人民，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张“小政府，大社会”。两党的经济政策可谓针锋相对。而且不仅美国，西方的主要民主国家，基本都是这样两种不同经济理念的政党相互竞争。
过去这些年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已经证明，左派的“高税收”政策不仅导致“高失业率”、“低增长率”，而且更是一种鼓励懒汉、掠夺勤奋者的不道德政策。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共产主义乌托邦。
“高税收”政策首先并直接导致“大政府”，因为它要通过重税制度来搜刮民财，然后扩大政府开支。而政府规模不断膨胀、扩大，行政部门越来越多之后，必然导致官僚主义更加严重。因为只要是政府衙门，本质上都是官僚的；“国营”几乎就是缺乏效率、人浮于事、以至腐败的同义词，这是世界性现象。共产主义国家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政府包揽一切，结果政府最官僚，最无效率、最腐败。而在西方国家，公有制成分（政府规模）越大的地方，这种现象也越严重。
据被美国很多大学选为教科书的《民治政府》（Government by the People）一书中的数字，在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时期（1800年开始），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总共只有2,120人。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增加到500万以上（几乎接近整个香港的人口），扩大了两千多倍。据今年5月9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的六位商界领袖反对纽约市长涨税方案的“拯救我们的城市”一文引用的数字，过去40年来，纽约市政府的雇员人数增加了20％，达到9万人。
《民治政府》引述说，“联邦官僚薪水太高却干事太少，而且列在受薪名单上的人太多；三分之二以上的美国人认为政府浪费了他们大量的税金。”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的印度裔作家丹尼斯．迪索扎（Dinesh D’Souza）在他的《给青年保守派的信》一书中说，“政府部门在所有领域都比私营企业缺少效率，除了在开泊车罚单上。”
美国最官僚、最无效率、最糟糕的两个部门是政府经营的移民局和邮局（美国邮政总局是联邦政府中最大的非军事部门）。老布什总统曾在公开演讲中把这两个衙门称为“克格勃”，意为像苏联最坏的机构KGB一样令人讨厌。以我自己和移民局打交道的经历，就深感老布什说的绝不为过。1989年我在洛杉矶申请政治庇护时接受移民局一位中年官员的面谈；他看到我的申请材料中有关于我就职的《深圳青年报》因刊发“劝邓小平退休”一文而遭关闭等内容时，好奇地问，“邓小平是谁？”我当时很吃惊，怎么一个负责政治庇护的移民官员连邓小平是谁都不知道？于是对他说，邓小平是共产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独裁者。他的下一个问题就更令我目瞪口呆了﹕“中国还是共产主义国家吗？”天呢，中国如果不是共产主义国家，我还用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吗？而且，当时全世界的媒体都正在密集地报道八九民运事件。但我的律师则对此习以为常，事后说，“这一点都不奇怪，移民局到处都是这种笨蛋。”
第二次跟移民局打交道是1996年在纽约入籍时接受面谈。这次是位年轻的女移民官，她问道﹕在拿到绿卡后是否在美国境外居住过，我说没有。但她看到我的申请表中有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多的记录，竟然说，你不是去过夏威夷吗？我愣了一下，“你是说夏威夷不属于美国吗？”她想了一下，然后起身说要去问问主管。过一会儿她回来说，“你对了，夏威夷是美国的一部分。”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尴尬，非常自然地开始提下一个问题﹕“美国现任副总统的名字叫什么？”别以为我是在编晚间脱口秀的笑话，我的想像能力还没丰富到能戏谑美国移民局官员不知道夏威夷属于美国的程度。不知她怎么考上的移民局，大概进入这政府机构的考试比入籍还简单。
我仅和移民局打过几次交道，就碰上如此程度的白痴，可想而知，这个每天主掌成千上万移民事务的庞大机构，不知有多少不称职者。但美国的现实是，只要进了联邦机构，就等于旱涝保收，不管多么不称职，多都不会被解雇。上述《民治政府》引述说，“美国联邦政府对不称职者的解雇率低于七百分之一……职业政府雇员似乎享受最接近于终身任期的工作，几乎和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的职位一样稳固可靠。”而且联邦政府普通雇员的薪水普遍比私营机构要高。例如，在克林顿性丑闻时，那个揭发克林顿和莱文斯基有婚外性的国防部女官员琳达．崔普，原来只是一个随军家属（丈夫是驻德国的美军士兵），偶然机会进了国防部，经历和水平都极为平常，但年薪当时已是九万多。而莱文斯基小姐，只是大学毕业，刚进五角大楼，起薪就近四万美元。
只有两千联邦政府雇员的杰佛逊总统曾说，“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但现在左派民主党主张的高税收、大政府，正好和这种理念相反，结果使美国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官僚主义愈加严重。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左派政党长期主掌美国政府有直接关系。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从1932年罗斯福政府开始，一直到1994年，62年间民主党一直垄断美国国会（是多数党，除1946年时那届例外），而在过去70年中，民主党籍总统主掌白宫40年，共和党只有30年。
这种“大政府”现象得到一定的纠正，是在右派共和党总统里根当选之后，里根的著名口号是，“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于是大刀阔斧地削减税收，实行美国历史上幅度最大的减税政策，同时削减联邦政府雇员人数，其中最大的预算削减是联邦文职人员的薪金和附加福利，使“大腹便便”的政府“缩水瘦身”。
里根与当时和他联手推行大幅减税、充分市场化、经济自由化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一样，都坚定地相信，资本主义发展的秘密是﹕限制政府的权力，扩大社会和市场的作用；从而纠正“罗斯福新政”以来的“大政府”趋势。里根和撒切尔联手，在资本主义世界开始了一场被史学家称为“金色紧身衣”的强化自由企业、保护私有财产，鼓励自由竞争、限制政府权力的经济革命。
里根担任两届八年总统期间，实行的这种自由经济政策，为后来美国有长达连续110个月（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民主党总统克林顿进入白宫时，正赶上里根的减税等自由经济政策产生效果之际。面对克林顿把当时如日中天般（包括科技股票泡沫泛起）红火的美国经济说成是自己的功劳，美国的评论家说，这就像说太阳升起是被公鸡叫出来的一样。
高税收不仅导致效率低下的大政府，而且这种政策如同“杀鸡取蛋”，更严重的后果是扼杀经济活力，最后将整个社会拉向“均贫富”的社会主义。就这个问题，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
2003年7月8日于纽约
（载自多维）(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