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6日讯】毛时代的普遍贫困和供给式票证经济，金钱的作用固然不凸出，但政治权力却是万能的，表面上是按劳分配，实质上是按权力分配。由行政级别划分构成的等级差序格局，在物质分配上就是按级别分配的特供制度，一切物质待遇都按照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来分配，事实上已经供养出一个新的特权阶层。
首先，毛个人享受着帝王式的随心所欲的生活，即便不提毛在中南海的糜烂私生活，仅就毛的行宫和稿费收入而言，就足以破除毛时代的廉洁平等的神话。毛活着的死后，他的行宫遍布全国，修一座行宫的钱，供他每天山珍海味地一辈子，也绰绰有余。仅在饿孚遍野的1960年，由陶铸主持修建的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宫，造价高达上亿元，而毛只在1966年5月住过一次。
毛的稿费在他生前就累积高达三百多万元，这在那个贫困的时代，无疑是天文数字的财富。另据媒体披露，毛的稿费在他死后的二十七年中又有大的增值，现在可以供毛家人分配的稿费已经高达几亿人民币。这些稿费，大都是靠独裁权力获得的，在人口最多的中国，垄断性的绝对权力使毛着的发行量成为世界之最，小小的红宝书累积发行50亿册。文革中共有35枚毛像章问世，甚至用于制造飞机的上好铝材难逃劫难。仅仅为了制造个人崇拜就如此挥霍，除了毛泽东之外，谁还有这样的特权！
其次，毛时代已经有了一个人数极少的权贵阶层——行政13级以上的高干阶层。他们虽然人数最少，但权力最大，生活也最优越。在物质待遇上，如果说，高干之下的阶层，除了工资差别之外，其他方面还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高干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差别就遽然拉大。高干与平民之间的生活差异，就不仅是工资上的悬殊，更是福利待遇的巨大差异。权贵们通过强权式掠夺占据了这个国家的最好资源，老毛和其他京城高官占有了昔日的皇家宫殿和王府庭院，各地方官员也占据着当地的最好住宅，每个城市都有所谓的高干区，那里有别墅式洋房和特供商店，而平民却只能在棚户中过着吃不饱的日子；权贵家里不仅享有公家配给的轿车、警卫、保姆、勤杂工等，家人也大都有名牌的自行车、手表和照相机，享受特供高级烟酒和其他食品，还有专供他们看病的医院，专供他们阅读的内部书籍和资料，专供他们享受的电影院、舞厅等设施，而这些对普通百姓来说都是太奢侈的玩意。
票证供应所划定的供给差别，几乎覆盖日常生活所有方面的差别供给，大多数日常用品的供给也都分为若干等级。比如，在我讲过的香烟等级之外，即便最普通的粮食供应，也被划分为细粮和粗粮，细粮之中还有特级面粉、高级面粉和标准粉之分，权贵们吃的全是细粮，且是细粮中的特级或高级品种，而百姓家吃的大多数是粗粮，细粮只占每人的口粮供给中的三分之一，而且仅仅是细粮中最低等级的标准粉。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侯，我家每周只能吃一顿细粮饭食，对于孩子们来说，已经是莫大的享受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家吃的所谓“细粮”馒头，大都是标准粉与粗粮面的混合，而很少有纯细粮做的。而且，就是这种混合面馒头也要每人定量，除了过年之外，一般情况下还填不饱肚子，只能用其他粗粮饭食弥补亏空。
这种按照权力的大小来划分物质供给级别的制度，绝非1949年之后才有的，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已经推行物资供给上的差别待遇，饮食分为大灶、中灶和小灶，穿衣分为斜纹布、平布、土布，供高级干部消遣的舞会也成为惯例，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有时通宵达旦。而死于毛式整风的王实味，其罪状之一就是他批评“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不平等，也就是以权力大小为标准的等级制。王实味指出：“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而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饭。”
进入改革时代的今日中国，虽然再无吃不饱之忧，也不再有粗细粮之分的窘迫，与毛时代形成鲜明对照，但物质供给的丰富，并没有改变分配制度上的毛时代遗产——按权力分配。举世公认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日益严重的两级分化和贫富差别，皆与按权力分配的官本位制度密切相关。
无论是毛式不平等、还是邓式不平等，中国式的不平等，在根本上绝非资源匮乏和人口过多所致，而是国民的权利匮乏的结果，是官权过大而民权过小的不平等。所以，还产于民的前提是还政于民，要想消除毛式不平等，绝非做大蛋糕就能解决，而必须进行还权利于民的政改。
2004年1月14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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