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们主张什么
我们向艾青挑战，正是艾青教会我们的。
他在〈与青年诗人谈诗〉一文中说：他们“没有鲜明的主张”，“也没有大声疾呼要打倒一切，像苏联早年的未来派提出要从现代的轮船上把普希金的作品扔到海里去。”
于是，我们提出了表现自我的主张。
于是，我们提出了打倒诗坛偶像，首先拆艾青的“庙”。
于是，我们提出继承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传统，反对伪传统。(我们当中的有些人的作品近乎西方的现代派，也正是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的返祖继承，因为西方的现代派也正是借鉴于中国的古典诗歌。)
于是，我们执着地追求表现本质意义上的“时代精神”，而反对那种打上引号的、人为地强加于人的所谓“时代精神”。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时代精神。(这一点我们与诗评家孙绍振
“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的提法也有区别。)
我们所理解的时代精神是指某一时代的真实的社会情欲、心理趋势和情绪指向。
在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中，我们注意到，充满乐观进取精神的英雄主义与孤独感和反英雄是同时并存的。
我们对“自我”是这样理解的：
它是个多棱面的“自我运动体”。
它包含了每个人对社会、自然和自身的认识。
它是充满矛盾的，它本身就是个矛盾体。
它标志着人的自由意识的觉醒，人的价值的新的崛起。
我们提出的“自我”是个整体，我们反对把它人为地割裂开来，机械地划分为所谓“大我”和“小我”。
自我与世界处于敌对状态是当代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人类社会文明越是向前发展，科学技术程度越高，它与“自我”的矛盾越尖锐。回避、掩盖、隐瞒这一事实，都是无济于事的。
当代中国诗歌不仅要提出“人在哪里？”寻找追求的目标；同时也要思索“人是什么？”探索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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